贞观三年的长安，平康坊的“醉仙楼”里总飘着两股味儿——一股是陈年米酒的醇香，另一股是李博乂身上的龙涎香。
这日晌午，靠窗的雅间里，李博乂正把一颗翡翠骰子往骨牌碗里扔，“哗啦啦”一阵响，他眯着眼笑：“奉慈，你这手气不行啊，昨儿输我的那匹西域汗血马，啥时候给我牵来？”
对面的李奉慈脸涨得通红，手指头把腰间的玉带扣捏得发白：“急啥？今个儿还没比完！再赌三把，我要是还输，连我那新买的舞姬一并送你！”
旁边伺候的小厮赶紧添酒，眼瞅着两人面前的酒壶空了三个，窗外忽然传来一阵马蹄声——是金吾卫巡街的队伍，甲胄碰撞的脆响顺着风飘进来，雅间里的笑声顿了顿。
李奉慈端着酒杯的手晃了晃，酒洒在衣襟上：“哥，你说……这长安街上，咋还这么多兵？”
李博乂把骰子往碗里一扣，满不在乎地灌了口酒：“管他呢！有陛下在，天塌不了。咱哥俩只要有酒喝、有曲听，别的事儿少打听。”
这话要是让旁人听见，保准得吓出一身汗——谁不知道，两年前玄武门那一夜，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的人头落地，跟着被清算的宗室子弟能从朱雀门排到明德门。可这俩姓李的，论辈分是当今圣上李世民的堂兄，论品行是出了名的“草包”，却偏偏活得比谁都滋润，不仅没挨刀，还照样天天笙歌燕舞。
这事儿，还得从三十年前说起。
那会儿还是隋朝，李渊还在太原当留守，他的哥哥李澄、李湛死得早，留下两个半大孩子，就是李博乂和李奉慈。李渊心善，把俩侄子接回府里养着，跟自己的几个儿子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一块长大。
府里的私塾先生最头疼这俩孩子。每天清晨，李建成会拿着《孙子兵法》跟先生讨教，李世民背着弓箭去后院练骑射，李元吉也会凑个热闹舞刀弄枪，唯独李博乂和李奉慈，总找借口溜出去——要么去街上掏鸟窝，要么跟小贩赌铜板，有时候甚至偷偷摸进酒楼，听歌妓唱曲儿。
有一回，李渊撞见李博乂正蹲在府门口跟老仆赌骰子，气得抄起门后的棍子就要打。李博乂抱着头喊：“叔父！读书多累啊，赌钱多快活！再说了，将来有大哥、二哥他们撑着家业，咱哥俩不用学那些！”
李渊气得手发抖，指着他半天说不出话。倒是一旁的李世民劝道：“叔父，博乂兄天性爱玩，强求不得。只要他不闯祸，让他去便是。”
那时候的李世民，刚满十六岁，已经跟着父亲上阵杀敌，眉宇间全是英气。他看着这两个堂兄，眼里没有半分敌意，只有一种“这俩人成不了事”的了然。
后来李渊在太原起兵，一路往长安打。李建成、李世民亲兄弟俩，一个坐镇后方调度粮草，一个冲锋陷阵带兵厮杀，李元吉也跟着在战场上摸爬滚打。唯独李博乂和李奉慈，借着“随军”的名义，一路跟在队伍后面，白天躲在帐篷里喝酒，晚上找当地的歌姬作乐，连刀都没碰过一次。
打下长安建立大唐后，李渊当了皇帝，总不能让俩侄子一直闲着——毕竟是皇族子弟，脸上不好看。于是给李博乂封了个“陇西郡王”，李奉慈封了“渤海郡王”，还把他们塞进军队里，想让他们跟着学点本事。
结果没几天，军队里就闹了笑话。李博乂被派去管粮草，愣是把给前线的军粮，挪用了一半去买了匹好马；李奉慈更离谱，指挥士兵操练，自己骑着马没走两步就摔了下来，摔得鼻青脸肿不说，还把操练的阵型搅得一塌糊涂。
李渊听说后，气得拍了龙案：“这俩竖子！真是扶不起的阿斗！”最后没办法，只能把他们的兵权撤了，只留个虚爵位，让他们在长安城里随便玩。
从那以后，李博乂和李奉慈更没了顾忌。每天早上从王府里出来，先去酒楼喝两壶，再去赌坊玩几圈，傍晚去平康坊听曲儿，半夜才醉醺醺地回来。长安城里的人都知道，这两位郡王是“皇族里的活宝”——不干活、不惹事，就知道享乐。
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天还没亮，玄武门的刀光就划破了长安的寂静。
那天李博乂和李奉慈还在睡梦里，就被外面的喊杀声惊醒。李奉慈吓得从床上滚下来，哆哆嗦嗦地问小厮：“咋了？打仗了？”
小厮脸色煞白：“回王爷，是……是秦王殿下的人，在玄武门杀了太子和齐王！”
李博乂揉着眼睛坐起来，酒还没醒透：“杀就杀呗，跟咱有啥关系？”
话是这么说，可接下来的几天，长安城里风声鹤唳。李世民登基当了皇帝，开始清算李建成和李元吉的旧部，连带着一些跟太子走得近的宗室子弟，也被抓的抓、杀的杀。李奉慈躲在王府里，连门都不敢出，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
倒是李博乂，还敢偷偷摸摸去酒楼喝酒。有一回，他听见邻桌的人议论：“秦王殿下心狠啊，连亲兄弟都杀，说不定下一步就要收拾那些宗室了！”
李博乂端着酒杯笑：“你们懂啥？陛下跟咱哥俩从小一块长大，知道咱没本事。他要收拾的，是那些能跟他争权的人，咱这样的，他才懒得管。”
果然没几天，李世民就下了旨，召李博乂和李奉慈入宫。
俩人进宫的时候，心里还犯嘀咕——毕竟是刚杀了兄弟的皇帝，谁知道会不会翻脸。可到了太极殿，李世民见了他们，脸上居然带着笑：“博乂兄，奉慈兄，这几日让你们受惊了。”
李博乂赶紧磕头：“陛下圣明，臣等……臣等啥也没干。”
李世民扶起他们，让太监给他们赐座：“朕知道你们的性子，从来不爱掺和朝堂上的事。以前是这样，往后也该这样。”说着，他让人搬来两个箱子，打开一看，全是金银珠宝、绫罗绸缎。
“这些赏你们，”李世民说，“往后在府里好好享乐，少去外面惹事。朕不指望你们建功立业，只要你们安安稳稳的，就是帮朕的忙了。”
俩人愣了半天，赶紧又磕头谢恩。走出太极殿的时候，李奉慈还觉得跟做梦似的：“哥，陛下……真不杀咱们？”
李博乂掂了掂手里的金元宝，笑得眼睛都眯了：“你没听见陛下说吗？咱安安稳稳的，就是帮他的忙。他要让满朝宗室都看看，像咱这样不争权、不惹事的，才能活得舒坦。”
从那以后，李博乂和李奉慈更放心了。他们把李世民赏的钱全花在享乐上，李博乂买了十几匹好马，天天在城外的跑马场赛马；李奉慈则娶了三个舞姬，还请了戏班子，在王府里天天唱大戏。
有时候大臣们会跟李世民进言，说这两位郡王太过奢靡，有失皇族体面。李世民总是笑着摆手：“他们俩要是不奢靡，朕才要担心呢。只要他们不碰权，爱怎么玩就怎么玩。”
李世民心里跟明镜似的——他杀了李建成和李元吉，已经落了个“杀兄逼父”的名声，要是再杀这两个没威胁的堂兄，只会被人骂成商纣王那样的暴君。不如留着他们，既显得自己宽宏大量，又能给其他宗室做个“榜样”：想活命，就别跟朕争权。
就这么着，李博乂和李奉慈在长安城里逍遥了二十三年。李世民去世的时候，李博乂已经快六十岁了，李奉慈也年近花甲。
新登基的唐高宗李治，是李世民的儿子，论辈分得喊他们“皇伯”。李治性子软，对这两位皇伯更是客气，不仅保留了他们的爵位，还封李博乂当了礼部尚书，李奉慈当了原州都督。
可谁都知道，这俩官就是挂名的。李博乂当了礼部尚书，连祭祀的流程都记不住，每次上朝都得让手下的官员提前给他画好图；李奉慈去原州当都督，刚到任就嫌当地太偏僻，没地方喝酒听曲，天天躲在都督府里睡觉，连城门都没出过几次。
李治也不管他们，反正只要他们不闹事，挂个官名也没什么。李奉慈在原州待了两年，就因病去世了。李治还特意派了人去吊唁，赐了谥号“敬”，还赏了不少丧葬费，把他的灵柩运回长安厚葬。
李奉慈走了，李博乂倒是越活越精神。他嫌长安城里的酒楼听腻了，就带着小厮去洛阳玩；嫌家里的戏班子唱得不好，就从江南请了新的歌姬。有时候他还会跟人炫耀：“我这辈子，见过隋炀帝的龙舟，见过高祖爷起兵，见过太宗爷打仗，现在又看着当今陛下治国，这大唐的热闹，我全赶上了！”
日子一天天过，李治的身体越来越差，皇后武则天开始慢慢掌权。朝堂上又开始不太平，不少反对武则天的宗室子弟，要么被流放，要么被赐死。有人劝李博乂，让他少出门，别惹上麻烦。
李博乂却满不在乎：“我都七十多了，还怕啥？再说了，我一不管朝政，二不骂皇后，她找我麻烦干啥？”
还真让他说对了。武则天掌权后，杀了不少李唐宗室，但从来没动过李博乂。有时候武则天设宴，还会请他去宫里赴宴。李博乂每次去，都只喝酒吃菜，不管别人谈论什么朝政，他都插不上嘴，也不想插嘴。
有一回，武则天问他：“皇伯活了这么大年纪，有啥养生的法子？”
李博乂放下酒杯，笑着说：“回皇后，臣没啥法子，就是天天喝酒、听曲、不操心。啥也不想，日子自然过得舒坦，活得就长。”
武则天听了，也忍不住笑了：“皇伯倒是活得通透。”
就这么着，李博乂一直活到了八十多岁。他去世的时候，已经是武则天临朝称制的时期了。从隋末的乱世，到李渊建唐，再到李世民、李治，最后到武则天掌权，他亲眼见证了大唐初期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成了整个李唐宗室里，活得最久、也最逍遥的人。
李博乂下葬那天，长安城里不少人都去看了。有人说：“这两位郡王，一辈子没干过啥正经事，倒是活成了人生赢家。”也有人说：“在帝王家，有时候‘没用’才是最大的用处。”
是啊，玄武门的刀光再狠，也砍不到那些对皇权没威胁的人；朝堂的风浪再大，也卷不走那些不掺和政事的人。李博乂和李奉慈，论才智不如李建成，论武功不如李世民，论野心不如李元吉，可他们偏偏靠着手足无措的“草包”模样，躲过了李世民的屠刀，熬走了一代又一代帝王，最后善始善终。
反观李世民的长子李承乾，小时候聪明伶俐，被立为太子后，却总想跟父亲争权，最后落得个被废流放的下场。这一对比，更让人明白那句“最是无情帝王家”的道理——在至高无上的皇权面前，才华、野心、甚至亲情，都可能成为催命符。而像李博乂和李奉慈那样，把“吃喝玩乐”当成毕生事业，把“与世无争”刻进骨子里，反倒成了乱世里最安全的活法。
如今再想起贞观年间醉仙楼里的那一幕，李博乂扔骰子时的笑声，李奉慈喝酒时的憨态，哪里是什么“草包”行径？那分明是两个在帝王家摸透了生存法则的人，用最笨也最聪明的方式，守住了自己的性命，也守住了一辈子的逍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