玺印：方寸之间的文明重光
一、序章：方寸乾坤
当指尖轻触一枚沉睡千年的玺印，冰凉的玉石或青铜表面，仿佛还残留着古人按压时的温度与力道。这方不过数寸的硬物，却浓缩了华夏文明的密码——它是权力的信物，是信用的凭证，是艺术的载体，更是跨越时空的无声信使。玺印的世界，没有青铜鼎彝的厚重体量，没有碑碣摩崖的宏大叙事，却以“方寸之地，气象万千”的独特魅力，在中华文明的长河中，刻下了深深的印记。
“玺”与“印”，在古代本有明确分野。“玺”者，尊也，最初专指帝王、诸侯所用的印信，以玉为质，象征至高无上的权力，《说文解字》释“玺，王者印也”，一语道破其核心地位。“印”则是百官与平民所用的信物，材质不拘玉石、青铜、陶木，形制亦更灵活，是日常行政、商贸往来的实用工具。随着时代流转，两者界限逐渐消融，“玺印”合而为一，成为所有公私印信的统称，但其承载的“信”与“权”的本质，却从未改变。
玺印的历史，几乎与汉字的书写史同步。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先民们在陶器上按压的戳记，便是玺印的雏形；商周时期的甲骨文、金文里，已能找到“印”的意象；到了春秋战国，玺印广泛应用于盟誓、政令、贸易，成为社会运转的“齿轮”；秦汉以降，玺印制度趋于完善，从皇帝的“传国玉玺”到百姓的“私印”，形成了一套贯穿社会上下的信用体系。
如今，玺印早已不再是日常必需的信物，却以“印章”之名，成为书法、篆刻艺术的核心载体。当我们在书画作品的角落看到一方朱红印文，或是在博物馆展柜里凝视一枚古玺，看到的不仅是一方器物，更是一段鲜活的历史：是战国士子持印赴任的决绝，是汉代官吏盖印颁令的庄重，是魏晋文人钤印题诗的风雅，是明清印人奏刀治印的匠心。方寸玺印，装得下千年风云，容得下文明万象。
二、源起与演变：从陶戳到玺印的文明跃迁
1. 雏形：陶器上的“信用密码”
玺印的源头，藏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纹路里。那时的先民，还未发明文字，却已懂得用“标记”来确认归属与权责——这便是玺印最原始的“信用”基因。
在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山东龙山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带有戳记的陶器。这些戳记多为圆形或方形，有的是简单的几何纹，有的是具象的动物纹，还有的是模拟工具的图案。它们并非随意刻画，而是用预先制作好的“陶印模”按压而成。先民们用这些戳记，给自家烧制的陶器“署名”：一方面，是区分不同氏族或工匠的作品，便于交换与传承；另一方面，是对陶器质量的隐性担保——就像如今商品的“商标”，刻着戳记的陶器，意味着制作者的责任与信誉。
这些陶印模，便是玺印的“远祖”。它们的制作工艺虽简陋，却已具备玺印的核心要素：有固定的形制（印面），有用于按压的载体（印体），有明确的功能（标识与信用）。彼时的“印”，还没有文字，却用最朴素的符号语言，完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传递”——这恰是玺印文明的起点。
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陶器戳记逐渐从“标识”向“管理”延伸。到了夏商时期，官府开始用陶印模在贡赋的陶器上盖印，记录产地、数量与经手人，这便是“官印”的雏形。从“私用”到“公用”，从“符号”到“管理工具”，玺印的功能在悄然进化，等待着文字的降临，开启真正的“玺印时代”。
2. 勃兴：春秋战国的“百家印风”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礼崩乐坏”却又“百家争鸣”的时代，也是玺印从萌芽走向成熟的关键期。随着文字的普及、宗法制度的瓦解与商业的繁荣，玺印成为社会运转不可或缺的“信物”，其形制、材质、用途都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
这一时期的玺印，被统称为“古玺”，它们最鲜明的特点，便是“无规可循”的自由与生动。从用途上看，古玺已分化出明确的类别：
- 官玺：各国诸侯与官吏的办公印信，用于颁布政令、签署文书。齐国的“节墨之法化”玺、燕国的“平阴都司徒”玺、秦国的“上郡丞”玺，虽文字不同、形制各异，却都刻着清晰的官职与地名，是权力的直接象征。官玺的尺寸多在2-3厘米见方，材质以青铜为主，印文多为“大篆”，线条刚劲有力，充满了“钟鼎文”的古朴气息。
- 私玺：士大夫与平民的个人印信，用于书信往来、器物归属。私玺的形制更为灵活，有方形、圆形、长方形，还有随形的“异形玺”（如动物形、叶形）。材质除了青铜，还有玉、骨、木等——玉质私玺多为贵族所用，象征身份；木质私玺则为平民日常使用，轻便廉价。私玺的印文，有的是姓名（如“王生”“张午”），有的是吉语（如“千秋”“富昌”），充满了生活气息。
- 吉语玺与肖形玺：这是春秋战国特有的“趣味玺印”。吉语玺刻着“大吉”“昌富”“宜子孙”等吉祥话，是古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肖形玺则刻着龙、虎、鹿、鸟等动物图案，或是狩猎、宴饮、战争的场景，既是装饰，也暗含祈福之意。山东临淄出土的“鹿纹肖形玺”，鹿的形象简练传神，四肢舒展，仿佛正在林间奔跑，堪称“方寸之间的青铜器”。
古玺的文字，是“大篆”向“小篆”过渡的活化石。由于各国“文字异形”，齐玺的线条圆润流畅，燕玺的线条瘦劲挺拔，秦玺的线条规整严谨，楚玺的线条浪漫飘逸——每一方古玺，都是一个国家文字与审美风格的缩影。这种“百花齐放”的印风，恰是春秋战国“思想自由”的镜像：没有统一的标准，却充满了创造力与生命力。
3. 规范：秦汉的“玺印制度”与“汉印气象”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不仅“书同文、车同轨”，更建立了一套严格的“玺印制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玺印纳入国家礼制，从此，玺印成为“权力等级”的显性标志。
秦始皇规定：只有皇帝的印信才能称“玺”，且必须用玉制成，螭虎纽（印顶部的装饰），印文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即传国玉玺）；诸侯与百官的印信只能称“印”或“章”，材质根据官职等级分为金、银、铜，纽式分为龟纽、驼纽、鼻纽等。这套制度，将“玺”与“印”的尊卑之别彻底固化：“玺”是皇权的象征，“印”是臣属的凭证，一丝一毫，不得僭越。
秦代的玺印，以“小篆”为印文主体，线条匀净挺健，结构对称严谨，一扫战国古玺的“野逸”之气，呈现出“法度森严”的皇家气象。陕西咸阳出土的“皇后之玺”（玉质，螭虎纽，印文“皇后之玺”），虽非传国玉玺，却完美体现了秦代玺印的制度与工艺：玉质温润，纽式精美，印文笔画粗细均匀，端庄典雅，是秦代玺印的典范。
汉承秦制，却在“规范”中注入了“活力”，创造出后世公认的“汉印气象”。汉代的玺印制度更为细化：皇帝用“玺”（玉质），诸侯王用“玺”（金质），列侯、丞相、太尉用“印”（金质），二千石以上官员用“章”（银质），以下用“印”（铜质）。这种等级划分，让玺印成为“官场身份”的“身份证”。
汉代玺印的艺术成就，集中体现在“汉印”上。汉印的印文以“缪篆”（一种方正匀整的篆书变体）为主，笔画方正平直，转折处圆润流畅，既保留了篆书的古朴，又增添了隶书的稳重。无论是官印（如“广陵王玺”“朔方太守章”）还是私印（如“张汤”“王嫽”），都追求“平正、对称、饱满”的审美：印面布局均衡，文字疏密得当，没有多余的装饰，却自有一股“大气磅礴”的韵味。
汉代的“肖形印”也达到了顶峰。与战国肖形印的“简约”不同，汉肖形印的题材更为丰富，有神话故事（如西王母、伏羲女娲）、历史典故（如荆轲刺秦、伯乐相马）、日常生活（如舞乐、杂耍），刻画更为精细。一枚“斗牛肖形印”，牛的憨厚、斗的激烈，通过寥寥数刀便跃然印上，充满了动感与张力。
秦汉玺印，完成了从“自由创造”到“制度规范”的蜕变。如果说春秋战国的古玺是“百家争鸣”的自由之歌，那么秦汉的玺印便是“大一统”的雄浑交响——它们不仅是权力的信物，更是中国传统美学“刚健有为、庄重典雅”的集中体现。
三、材质与工艺：天工与匠心的完美融合
1. 材质：从金玉到石木的“品格象征”
玺印的材质，从来不是“随机选择”，而是“身份、功能与审美”的三重表达。古人选择印材，如同君子“比德于玉”，每一种材质都承载着特定的文化寓意，构成了玺印文明的“物质底色”。
玉：帝王之质，君子之德
玉，是玺印材质中的“至尊”，自秦代起便成为皇帝玺印的专属材质。这源于玉在中华文明中的特殊地位：玉温润通透，象征“仁”；玉坚硬不屈，象征“义”；玉瑕疵极少，象征“洁”——“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玉是君子品德的象征，更是皇权“受命于天”的神性载体。
用于玺印的玉，多为和田玉（白玉、青玉、碧玉）。和田玉质地细腻，硬度适中（摩氏硬度6-6.5），既便于雕刻，又能长久保存。秦始皇的传国玉玺，便是用“和氏璧”制成——这块历经三代、价值连城的美玉，赋予了传国玉玺“天命所归”的神圣性。汉代的“皇后之玺”，用的是洁白的和田白玉，玉质温润如脂，历经两千年依然光泽不减，恰如皇权的永恒与尊贵。
除了帝王玺印，贵族的私玺也常用玉质。魏晋时期的“独孤信多面体煤精组印”，虽非玉质，却将玉的“君子之德”延伸——这枚印由煤精石制成，26个印面刻着不同的官职与用途，既是实用工具，也是主人“文武双全”的象征。而明清文人的“闲章”，则偏爱用寿山石、青田石、昌化石（合称“印石三宝”），这些石材色泽丰富、质地温润，更贴合文人“雅玩”的审美，玉的“品德象征”，逐渐转化为“情趣表达”。
青铜：官印之基，实用之选
青铜，是古代玺印最常用的材质，尤其多见于官印与平民私印。青铜的优势在于：硬度适中（摩氏硬度3-4），易于铸造与雕刻；耐腐蚀，能长久保存；成本低于玉，适合批量制作——这些特点，让青铜成为“权力与实用”的完美结合。
青铜玺印的制作，多采用“失蜡法”或“翻砂法”铸造。先制作印文的陶模，再将青铜液浇注其中，冷却后取出，经过打磨修整，便成了印坯。战国时期的“平阴都司徒”玺，便是青铜铸造的典范：印体厚重，印文清晰，边缘打磨光滑，虽历经两千多年，青铜表面形成的“包浆”（氧化层）呈深绿色，古朴而庄重。
汉代的青铜官印，还会在表面“鎏金”或“错银”，以彰显等级。“广陵王玺”（金质）虽为金印，但其形制与工艺与青铜官印一脉相承；而“朔方太守章”（银质）则在印文边缘错银，银白的线条与青铜的青绿形成鲜明对比，华丽而不失威严。青铜的“实用”，在这些细节中，融入了“等级”与“审美”的考量。
陶与木：平民之印，生活之味
陶与木，是最朴素的玺印材质，却最贴近古人的日常生活。陶印的制作最为简单：取一块黏土，捏成印形，刻上文字或图案，入窑烧制而成。汉代的“张阿陶印”，印面刻着“张阿”二字，字体稚拙，边缘粗糙，却带着泥土的温度——这是平民百姓用来在衣物、器具上“署名”的印信，没有权力的威严，只有生活的烟火气。
木印的使用更为广泛。战国时期的“王生”木印，用松木制成，印文为“王生”二字，笔画简单，是主人用来在书信、包裹上盖印的私章。木印的优势在于轻便、廉价，却不耐久——因此，流传至今的木印极少，每一枚都显得格外珍贵。陶与木的“朴素”，让玺印从“权力象征”回归“生活工具”，它们或许没有金玉的华丽，却记录了最真实的民间生活。
从玉的“神圣”到青铜的“庄重”，再到陶木的“朴素”，玺印的材质变迁，恰是一部“从神权到皇权，再到民生”的文明史。每一种材质，都是古人对“信用”与“审美”的诠释——方寸之间，藏着天工的馈赠与人心的追求。
2. 工艺：从铸造到雕刻的“匠心独运”
玺印的魅力，不仅在于材质，更在于“工艺”——古人用铸造、雕刻的手法，将文字与图案刻入方寸之间，让坚硬的材质，绽放出柔软的艺术生命力。
铸造：古玺的“模与范”
春秋战国至秦汉的玺印，多采用“铸造法”制作，尤其是青铜玺印。铸造的核心，在于“模”与“范”的精准——这是古人“天人合一”的工艺智慧。
“制模”是第一步。工匠先取一块黏土或木头，刻上反向的印文（因为铸造后印文会反向，需预先反向雕刻），这便是“母模”。母模的刻制需要极高的精度：文字的笔画粗细、间距、转折，都要严格把控，否则铸造出的印文会模糊不清。战国时期的“节墨之法化”玺母模，文字线条流畅，结构对称，可见工匠的高超技艺。
“制范”是第二步。将母模包裹在湿黏土中，按压紧实后取出，便形成了“外范”（印体的外层）；再制作一个与印体内部形状一致的“内范”，内范与外范之间的空隙，便是青铜液的“容身之处”。对于复杂的印纽（如龟纽、龙纽），工匠还会单独制作“纽模”，与印面范拼接，确保纽的形态生动。
“浇注”是最后一步。将青铜、锡、铅按比例混合（通常为铜80%、锡15%、铅5%），在熔炉中加热至1083c，待青铜液呈金黄色时，缓缓倒入范中。此时，工匠需要控制浇注的速度与温度：速度太快，会产生气泡；温度太低，青铜液无法填满范的缝隙。浇注完成后，待青铜冷却，敲碎外范与内范，取出印坯，经过打磨、修整、抛光，一枚青铜玺印便诞生了。
铸造工艺的巅峰，体现在“传国玉玺”上。虽其早已失传，但史书记载其“方圆四寸，上纽交五龙”——五龙纽的复杂形态，需要分铸后拼接，再整体浇注，其工艺难度可想而知。铸造法让玺印的“印文”与“印体”浑然一体，充满了“天工”的厚重感。
雕刻：汉印与文人印的“刀与笔”
随着时代发展，“雕刻法”逐渐取代铸造法，成为玺印制作的主流——尤其是在汉代以后，文人参与印作，让“刀刻”成为一种“艺术表达”，而非单纯的“工艺步骤”。
汉代的“凿印”（又称“急就章”），是雕刻工艺的代表。由于战事频繁，官府需要快速制作官印，工匠便直接在预先铸好的青铜印坯上用刀凿刻文字。凿印的特点是“线条刚劲，棱角分明”：横画如刀削，竖画如箭直，充满了“金石气”。汉代的“部曲将印”“军司马印”，多为凿印，印文笔画粗细不均，却有一种“率真豪放”
玺印：方寸之间的文明密码
一、序章：方寸石上的天地
当一枚小小的玺印在纸上落下，朱红的印记便如同一朵骤然绽放的花，将无形的权力、真挚的情谊与厚重的历史定格。这方寸之物，以石为骨、以金为魂、以文为魄，看似微不足道，却承载着华夏文明数千年的精神内核。它是权力的象征，是信用的凭证，是艺术的瑰宝，更是穿梭于时光长河中的文明使者。
“玺”与“印”，在最初本有明确分野。“玺”者，尊贵也，最初专指帝王所用之印，《说文解字》言“玺，王者印也”，其材质多为金玉，形制庄重，印文威严，是皇权至高无上的具象体现。“印”则泛指百官与平民所用的印章，材质不拘，或石或铜，或木或陶，是日常行政、商贸往来、私人交际的重要工具。随着时代流转，二者界限逐渐消融，“玺印”合用，成为所有印章的统称，既包含了皇家的雍容华贵，也沉淀着民间的烟火气息。
玺印的历史，几乎与中国文字的发展同步。从殷商时期用于器物戳记的“印玺之祖”，到战国时期形制各异的列国玺印；从秦汉时期规范化的官印制度，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印章的萌芽；再到唐宋时期印章与书画的结合，以及明清时期篆刻艺术的鼎盛——每一枚玺印，都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每一道刻痕，都记录着文明的变迁。它们或许曾藏于深宫，见证过朝堂的风云变幻；或许曾流转于市井，参与过寻常百姓的柴米油盐；或许曾陪伴过文人墨客，点缀过传世书画的留白。如今，当我们凝视这些跨越千年的玺印，依然能从那朱红的印记中，触摸到古人的温度，读懂历史的密码。
二、源起与演变：从实用到艺术的跨越
1. 先秦：玺印的滥觞与初兴
玺印的源头，可追溯至遥远的殷商时期。彼时，先民们已懂得用刻画符号的陶模、铜范在器物上留下印记，以标识归属或记录工艺，这便是玺印的雏形。这些原始的“印章”，虽无后世玺印的规整形制，却开启了“以印为信”的先河。
到了西周，随着分封制的推行与礼乐制度的完善，具有凭证功能的玺印开始出现。考古发现的西周“亚禽氏”铜玺，印面刻有“亚禽氏”三字，字体为金文，造型古朴，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实用玺印之一。这一时期的玺印，多为贵族所用，用于在青铜礼器、竹简文书上加盖，以彰显身份、确认权属，其功能已从单纯的器物标识，逐渐向权力凭证延伸。
战国时期，是玺印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列国并立，文字异形，玺印的形制与风格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此时的玺印，按使用者身份可分为官玺、私玺两大类。官玺是各国政府机构行使权力的凭证，形制规整，印文多为篆书，内容包括官职、地名、机构名称等。如秦国的“右庶长之玺”，印面呈方形，边长约2.5厘米，印文为秦篆，笔画遒劲，布局严谨，彰显了秦国官吏的威严；齐国的“陈之新都”玺，印文为齐国特有的“鸟虫书”，笔画蜿蜒如鸟羽虫足，充满了地域特色。私玺则为贵族、士大夫及平民所用，形制小巧，印文多为姓名，或配以吉祥图案，如“司马敀”私玺、“孙何”玉印等，既实用又兼具装饰性。
战国玺印的材质丰富多样，有铜、玉、陶、骨、木等，其中以铜玺最为常见。制作工艺也已趋于成熟，采用范铸法、凿刻法等技术，能在方寸之间精准刻画出复杂的文字与图案。这一时期的玺印，不仅是实用的工具，更初步具备了艺术审美价值，为后世玺印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 秦汉：制度的规范与鼎盛
秦汉时期，是玺印发展的黄金时代。随着大一统王朝的建立，中央集权制度不断完善，玺印作为权力象征与行政凭证，其制度也日益规范化、系统化。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对玺印制度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规定，只有皇帝所用之印才能称为“玺”，以玉为材质，螭虎为钮，印文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这便是着名的“传国玺”。传国玺的诞生，标志着玺印正式成为皇权的象征，其地位至高无上，历代帝王皆以拥有传国玺为正统的标志。而百官所用之印，则统称为“印”或“章”，根据官职等级的不同，在材质、形制、印文、钮式等方面都有严格规定：丞相、太尉等高级官员用金印紫绶，中级官员用银印青绶，低级官员用铜印黑绶或黄绶；印钮的造型也各不相同，诸侯王用驼钮，列侯用龟钮，将军用虎钮，文官用鼻钮——一套完整的官印制度就此确立，成为维系帝国行政体系运转的重要纽带。
汉代继承并发展了秦代的玺印制度，在细节上更加完善。汉代的官玺，印文多为“缪篆”，这种字体方正匀称，笔画圆润饱满，最适合用于印章镌刻，成为后世印章文字的主流。同时，汉代的私印也极为发达，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形制丰富，有方形、长方形、圆形、椭圆形等，印文除姓名外，还出现了“吉语印”“肖形印”等新形式。吉语印刻有“长乐未央”“千秋万岁”“日利千金”等吉祥话语，寄托着古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肖形印则刻画人物、鸟兽、神话故事等图案，如“牛郎织女”“龙虎斗”“四神纹”等，线条简练，形象生动，兼具实用与艺术价值。
汉代玺印的制作工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铜印的铸造采用失蜡法，能精准还原印文的细节；玉印的雕刻则运用阴刻、阳刻等技法，将玉石的温润与文字的刚劲完美融合。如汉代的“皇后之玺”玉印，印面呈方形，边长2.8厘米，印文为“皇后之玺”四字，采用阴刻技法，笔画流畅，布局疏朗，玉质温润，是汉代玉印的典范之作。秦汉玺印，以其规范的制度、精湛的工艺、丰富的内涵，成为中国玺印史上的一座高峰，其影响绵延千年。
3.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转型与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政权更迭频繁，玺印制度也随之发生了一些变化。由于战乱不休，官印的制作工艺有所简化，尺寸普遍增大，印文多采用凿刻法，笔画苍劲豪放，形成了独特的“急就章”风格。这一时期的官玺，虽然失去了秦汉时期的规整与精致，却多了一份粗犷与大气，如北魏的“河内太守章”“怀州刺史印”等，印文奔放，不拘一格，展现了乱世之中的雄浑气魄。
同时，文人阶层开始逐渐参与到玺印的创作与使用中，为玺印注入了新的文化内涵。魏晋时期的文人，崇尚玄学，追求精神自由，他们将自己的字号、斋名刻入印章，用于书画题跋或书信往来，使玺印从单纯的权力凭证、实用工具，逐渐向文人表达自我、寄托情怀的艺术载体转变。如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就曾使用“逸少”“王羲之印”等私印，其印章与书法相得益彰，开启了“印从书出”的先河。
隋唐时期，国家重新统一，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玺印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唐代的官玺制度，在继承秦汉传统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礼仪性与象征性。皇帝所用的玺印数量增多，除传国玺外，还有“皇帝之宝”“皇帝行宝”“皇帝信宝”等“八宝”，分别用于不同的场合，如祭祀、册封、发兵、外交等，其形制宏大，制作精美，彰显了大唐帝国的强盛与威严。
唐代的文人印章进一步发展，随着书画艺术的繁荣，印章与书画的结合更加紧密。许多着名的书画家，如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吴道子等，都有自己的专用印章，用于书画作品的落款与收藏。同时，唐代还出现了专门的印章收藏家与鉴赏家，如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就对历代印章的真伪、风格进行了详细的记载与评述，推动了玺印艺术的传播与发展。
此外，唐代的玺印制作工艺也有新的突破，出现了“蟠条印”“镶嵌印”等新技法。蟠条印是将金属条弯曲成印文形状，然后焊接在印面上，工艺精巧；镶嵌印则是将不同材质的印文镶嵌在印体上，色彩对比鲜明，富有装饰性。这些新技法的出现，丰富了玺印的艺术表现形式，为后世篆刻艺术的发展积累了经验。
三、材质与工艺：天工与匠心的交融
1. 材质：万物皆可为印
玺印的材质，如同其灵魂的载体，不同的材质，赋予了玺印不同的气质与品格。从早期的铜、玉，到后来的石、木、陶、骨、牙、金、银、玛瑙、水晶等，古人几乎将自然界中能够雕琢的材质，都运用到了玺印的制作中，每一种材质，都有其独特的魅力。
玉印：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着纯洁、高贵、坚贞，是制作玺印的首选材质之一。早在战国时期，就已出现玉印，如“行气玉佩铭”，印文为篆书，刻于玉佩之上，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玉质印章之一。秦汉时期的玉印，更是代表了玉印制作的最高水平，其材质多为和田玉，色泽温润，质地细腻，雕刻技法精湛。如汉代的“皇后之玺”玉印，玉质洁白，印文阴刻，线条流畅，布局匀称，堪称玉印中的精品。玉印的制作难度极大，因为玉石质地坚硬，不易雕刻，需要工匠具备高超的技艺与耐心，因此，玉印多为帝王、贵族所用，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
铜印：铜，是古代制作玺印最常用的材质，因其质地坚硬，易于铸造与雕刻，且价格相对低廉，被广泛应用于官玺与私玺的制作中。铜印的历史悠久，从殷商时期的青铜印模，到战国时期的列国铜玺，再到秦汉时期的官印，铜印始终占据着玺印的主流地位。铜印的制作工艺主要有范铸法与凿刻法。范铸法适用于制作形制规整、印文复杂的印章，如秦汉时期的官玺，多采用范铸法，印文清晰，线条饱满；凿刻法则适用于制作应急或临时使用的印章，如魏晋时期的“急就章”，多采用凿刻法，印文奔放，笔画苍劲。铜印的表面处理工艺也十分丰富，有鎏金、错银、镶嵌等，如汉代的“鎏金铜印”，在铜印表面鎏上一层金，使其色泽金黄，富贵华丽；“错银铜印”则是在铜印表面刻出沟槽，然后填入银丝，再打磨光滑，黑白对比鲜明，极具艺术价值。
石印：石印的兴起，是玺印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明代以前，石印虽然已有使用，但并不普及，多用于民间私印。明代中期以后，随着文人篆刻艺术的兴起，石印因其质地松软，易于雕刻，且能很好地表现书法的笔意与韵味，逐渐取代了铜印、玉印，成为文人印章的主要材质。石印的种类繁多，其中以“四大印石”最为着名，即福建的寿山石、浙江的青田石、浙江的昌化石、内蒙古的巴林石。寿山石质地温润，色彩丰富，有“田黄”“鸡血”等名贵品种，其中田黄石被誉为“石中之王”，色泽金黄，温润如玉，是制作印章的珍品；青田石质地细腻，硬度适中，色泽淡雅，有“封门青”“灯光冻”等品种，最适合表现篆刻的刀法与笔意；昌化石色泽艳丽，以“鸡血石”最为着名，其血色鲜红如鸡血，质地温润如玉，是印章中的瑰宝；巴林石与昌化石相似，色泽丰富，质地细腻，也是制作印章的优质材料。石印的出现，使玺印艺术从“工匠之作”转变为“文人之艺”，为篆刻艺术的鼎盛奠定了物质基础。
其他材质：除了玉、铜、石之外，古人还使用过许多其他材质制作玺印。木印质地松软，易于雕刻，价格低廉，多用于民间私印或临时使用的印章，如汉代的“木印”，印文多为隶书，笔画简练，制作粗糙；陶印则是用陶土烧制而成，形制多样，印文古朴，多见于战国时期的民间；骨印、牙印是用动物的骨骼或牙齿制作而成，质地坚硬，色泽温润，多用于贵族私印，如唐代的“骨印”，印文为篆书，雕刻精细；金印、银印则是用黄金、白银制作而成，色泽华丽，价值昂贵，多为帝王、诸侯所用，如汉代的“金印紫绶”，是高级官员的象征。这些不同材质的玺印，共同构成了玺印材质的丰富谱系，展现了古人对自然万物的利用与改造，以及对美的不懈追求。
2. 工艺：方寸之间的极致追求
玺印的制作工艺，是古人智慧与匠心的结晶。从选材、设计，到雕刻、打磨，每一个环节都凝聚着工匠的心血，每一道工序都追求极致的完美。在方寸之间，将文字与图案刻画得栩栩如生、意蕴深远，这便是玺印工艺的魅力所在。
设计：设计是玺印制作的第一步，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好的设计，能够使印文与形制完美融合，体现出印章的整体气质与文化内涵。玺印的设计，主要包括印文设计与形制设计两部分。印文设计，需要根据使用者的身份、用途，以及印章的材质、尺寸，选择合适的字体，如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等，并对字体进行艺术化处理，使其布局匀称、笔画协调、富有美感。秦汉时期的官玺，印文多为篆书，布局严谨，对称均衡，体现了皇权的威严与秩序；魏晋时期的文人私印，印文多为隶书或行书，布局灵活，笔画流畅，展现了文人的洒脱与不羁。形制设计，则包括印章的形状、尺寸、印钮等方面。印章的形状，有方形、长方形、圆形、椭圆形、多边形等，不同的形状，赋予了印章不同的风格，如方形印章端庄稳重，圆形印章圆润灵动，多边形印章新颖别致；印钮的设计，更是丰富多彩，有龟钮、驼钮、虎钮、龙钮、凤钮、螭钮、鼻钮等，不同的印钮，不仅具有实用功能（便于握持与系绳），更具有象征意义，如龟钮象征长寿，龙钮象征皇权，虎钮象征勇猛。
雕刻：雕刻是玺印制作的核心环节，也是最能体现工匠技艺的环节。根据印章材质的不同，雕刻技法也有所差异，主要有阴刻、阳刻、阴阳合刻等。阴刻，又称“白文”，是将印文刻入印章表面，使印文低于印面，盖印时印文呈白色，背景呈红色；阳刻，又称“朱文”，是将印文周围的部分刻去，使印文突出于印面，盖印时印文呈红色，背景呈白色；阴阳合刻，则是在同一枚印章上，同时采用阴刻与阳刻的技法，使印文既有白文的沉稳，又有朱文的鲜明，富有变化。
在雕刻过程中，工匠需要使用各种刻刀，如平刀、斜刀、圆刀、尖刀等，根据印文的笔画特点与艺术要求，灵活运用不同的刀法。平刀多用于刻直线，刀法刚劲有力；斜刀多用于刻曲线，刀法流畅自然；圆刀多用于刻圆润的笔画，刀法柔和细腻；尖刀多用于刻精细的图案，刀法精准入微。秦汉时期的铜印雕刻，采用范铸法，先制作印模，然后将铜液倒入模中，冷却后取出，再进行精细的打磨与修整，印文线条饱满，边缘光滑；明代以后的石印雕刻，采用直接刻制的方法，工匠以刀代笔，将书法的笔意融入刀法之中，使印文既有书法的韵味，又有刀法的力量，如文彭、何震等篆刻名家，他们的作品刀法娴熟，气韵生动，开创了文人篆刻的新时代。
打磨与修饰：打磨与修饰是玺印制作的最后一步，也是使印章达到完美境界的关键。打磨的目的，是去除印章表面的毛刺与刻痕，使其光滑平整，手感舒适。对于玉印、石印等质地细腻的印章，需要用细砂纸、麂皮等工具，进行反复的打磨，直至印章表面温润如玉；对于铜印等金属印章，则需要用锉刀、砂纸等工具，先将印面打磨平整，然后再进行抛光处理，使其色泽光亮。
修饰则是根据印章的整体风格与使用者的需求，对印章进行进一步的美化。常见的修饰方法有鎏金、错银、镶嵌、染色等。鎏金是将金箔溶于水银中，制成金汞齐，然后涂抹在印章表面，再经过烘烤，使水银蒸发，金箔附着在印章表面，使印章色泽金黄，富贵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