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章武七年（公元268年）春，南中之地在历经数年的艰难开拓与苦心经营后，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深化期。北疆鹰愁涧，姜维大将军凭借险要地势与日益精良的军备，与晋将诸葛绪大军形成稳固对峙，边境虽有小摩擦，但大规模战事暂歇。东南海疆，楪榆港“市舶提举司”运作顺畅，海贸利润持续输入，靖海水军战舰数量增加，沿海防御体系初具雏形。内部兴汉学宫培养的人才逐渐充实郡县，盐铁官营与劝课农桑的政策成效显着，府库日益充盈。然而在这片看似稳固的基业之下，一股深沉的、难以排遣的集体情绪，随着政权的初步稳定和时间的流逝，非但没有消散，反而愈发浓郁——那便是从上至下、弥漫在整个南中流亡政权中的、对巴蜀故土的深切思念与难以释怀的失落感。这份故土情深既是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也是一种潜藏的不稳定因素，亟待疏导与升华。
这一日，恰逢寒食节将至。永昌不韦城内外，虽无北国春寒料峭，然空气中却弥漫着一种不同于往岁的肃穆与感伤。北地王刘谌在宗庙举行完例行的祭祀后，独坐于王府后园亭中，望着一池春水，怔怔出神。随侍的老宦官见主子心情郁结，小心劝慰。刘谌轻叹一声，喃喃道：“又是一年寒食……往年此时，成都应是细雨霏霏，百姓禁火冷食，祭扫先陵了吧？不知……不知惠陵、昭烈庙，可有人添土祭拜？丞相祠堂，香火可还旺盛？” 言语间，充满了对故都景象、先人陵寝的无限怀念与忧虑。这种情绪，同样萦绕在众多南迁旧臣心头。秘书令郤正近日编纂《南中志》时，屡屡停笔，对蜀中风物追忆不已；安南将军霍弋巡视军营，听到士卒用蜀地方言唱起家乡小调时，亦不禁虎目含泪。
与此同时，在牂柯郡且兰城，正督导春耕与边备的卫将军诸葛瞻，也敏锐地察觉到了这股弥漫的思乡之情。他收到多地郡守密报，称近期民间私祭蜀中先贤、暗唱故地民歌的现象增多，军中北来将士思乡情绪亦有所抬头，虽未影响战力，但长此以往，恐削弱扎根南中之志。更有甚者，边境巡逻队截获数起试图私自北返、回蜀中探亲或祭祖的士卒和百姓，虽均被劝阻，但此事敲响了警钟。
是夜，诸葛瞻于且兰行辕召见随军的儿子诸葛尚及几位核心幕僚。案头摆放着各地关于“思乡”情绪的汇报。诸葛尚忧心道：“父亲，将士吏民怀乡，乃人情之常。然恐其过度，则动摇人心。是否需严令禁止私祭、禁谈故土，以防靡靡之音惑乱心志？”
一位参军也附和：“是啊，将军，当强化‘以南中为家’之训，令众人专注当下。”
诸葛瞻默然良久，缓缓摇头，目光深邃：“堵不如疏，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思乡之情，乃是我辈与故土、与先帝、与大汉正统最深沉的血脉联结。若强行割裂，无异于自断根基。关键在于，如何将这份‘情深’，从消沉的怀旧，转化为积极的动力。”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北方繁星，沉声道：“先帝与丞相毕生之志，乃克复中原，还于旧都。今我辈暂居南中，非为偏安，实为蓄力。我等对故土之情深，不应仅表现为哀伤凭吊，更应升华为‘继承遗志、光复河山’的坚定信念！唯有如此，方不负先人，不负故土！”
他随即定下基调，并对诸葛尚等人阐述其“导情励志”之策：“故，对此思乡之情，非但不该压制，反而应因势利导，将其纳入正道，使其成为激励上下、砥砺心志的‘正气歌’与‘动力源’！” 他提出一系列具体举措：
“其一，立庙祭祀，以正典仪。” 他郑重道，“奏请殿下，允准在永昌不韦城择吉地，兴建‘昭烈皇帝庙’与‘武乡侯祠’，规制可从简，但礼仪需肃穆。每年春秋及先帝、丞相忌辰，由殿下亲率文武百官公祭，允许军民参与。祭文不仅追述功绩，更要申明‘今虽偏安，志在恢复，此间基业，皆为北伐还都之资’的大义！使祭祀成为凝聚人心、激励斗志的仪式，而非徒具形式的哀思。”
“其二，修史立志，以承道统。” 他看向诸葛尚，“命学宫博士，加速修撰《季汉忠烈传》，重点记述自先帝创业至成都沦陷间，为汉室捐躯的文武忠臣事迹，尤要收录普通士卒、义民的壮举。将稿本颁行各军、各学宫，令将士学子诵读，使知今日之位，乃先烈鲜血换来，吾辈责任重大！同时续修《汉中兴志》，如实记录我朝在南中开拓之艰辛、建设之成就，彰显‘汉祚南延，文明不绝’之气象，增强归属感与自豪感。”
“其三，歌谣传唱，以励士气。” 他考虑得更远，“可仿《诗经》遗风，鼓励文人墨客、军中书佐，创作一些新的诗赋歌谣。内容可怀念蜀中风光，但落脚点须是‘暂别锦城烟雨，终要饮马岷江’、‘南中稻粱肥，是为北征资’的昂扬斗志。命乐工谱曲，在军中、学宫中传唱，化思乡之曲为奋进之号！”
“其四，关怀北士，以安其心。” 他补充细节，“对军中、官府中来自巴蜀的将士官吏，各级长官需多加体恤，知其乡情。可酌情允许其与北方亲人通过秘密商道通信，以示朝廷关怀。对阵亡将士，务必厚恤其南中或北地家属，使其知为国捐躯，虽死犹荣，朝廷不忘。”
诸葛瞻的方略，高屋建瓴，旨在将消极的怀旧情绪，转化为积极的、面向未来的精神力量。诸葛尚等人闻之，豁然开朗，深感敬佩。
计议已定，诸葛瞻立即修书，将上述方略急报永昌北地王刘谌。刘谌览奏，深为触动，泪湿衣襟，当即朱批准奏，并称：“卫将军老成谋国，洞悉人心！此策上合天心，下顺民意，实为固本培元之良方！着即施行！”
诏令下达，南中三郡迅速行动。永昌不韦城西，选定了“昭烈庙”与“武乡侯祠”的址基，由郤正亲自督建，虽无成都宗庙宏伟，但庄严肃穆。首次公祭时，刘谌率百官素服临祭，宣读的祭文由诸葛瞻亲自草拟，追念先烈功绩，陈述南迁之苦，更慷慨激昂地表明“汉室不绝，正统在南，今之蛰伏，必为明日之腾飞！凡我臣工，当以此心此志，告慰先灵！” 参祭将士百姓，无不感奋，涕泣之余，更感责任重大。
《季汉忠烈传》的编修加紧进行，姜维、霍弋等将领纷纷提供素材，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被发掘出来，在军中宣讲后，极大激励了士气。新的诗歌也开始流传，如“洱海月似锦江月，南中薪为北伐柴”等句，脍炙人口。
然而，情感的引导并非一帆风顺。亦有少数原益州本土派官员私下非议，认为大张旗鼓祭祀、修史，是“务虚名而处实祸”，不如全力发展内政。更有晋廷细作混入南中，散播流言，称“北地宗庙已被晋帝修缮，香火鼎盛，司马氏方为天命所归”，企图动摇人心。对此，诸葛瞻指示，对内部异议，以理服人，强调精神建设之重要性；对敌方谣言，则坚决辟谣，由北地司负责，通过秘密渠道，向北方散发消息，揭露晋室篡逆本质，宣扬南汉正统性。
最大的挑战来自现实。是年夏，部分来自巴蜀的士卒因家乡传来灾荒消息，思亲更切，军心略有浮动。诸葛瞻与霍弋商议后，一方面加强宣导，强调朝廷正在设法通过秘密渠道赈济北地灾民；另一方面，组织这些士卒编写家书，由官方通过秘密商队冒险送往北方，虽则送达者十无一二，但此举本身极大地安抚了军心，士卒感念朝廷恩德，思乡之情转化为更强的效忠之心。
寒食节至，南中各地并未禁火，但弥漫着一股庄重的追思气氛。军营中，将士们以水代酒，遥祭北方故亲；学宫里，士子们诵读《出师表》，声震屋瓦；市井间，百姓亦自发简单祭祀。一种“哀而不伤，悲而愈奋”的氛围，逐渐形成。
诸葛瞻站在且兰城头，望着远方连绵的群山，对身旁的诸葛尚道：“看到了吗？故土情深，如水载舟，亦可覆舟。引导得当，便是凝聚人心、砥砺前行的磅礴伟力；任其泛滥，或强加堵塞，则成消磨意志、瓦解士气的涣散之源。为政者，贵在体察人情，顺势利导。”
诸葛尚恭敬回答：“孩儿明白了。不忘来路，方知归途。心存故土，足下生根。我辈在南中每一分努力，皆是为重返故园铺路。”
“故土情深”的疏导与升华，成为南汉政权在精神层面的一次重要整合。它成功地将流亡群体的悲伤与失落，转化为一种更加深沉、更加坚韧的集体意志和历史使命感。这份源于对故土最深切的爱恋所转化而来的强大精神动力，支撑着这个政权在逆境中不断巩固、发展，静静地等待着那个或许遥远、却始终存在的未来——重返故园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