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如流水般淌过，转眼年味散尽，生活又回到了原有的轨道。
牧晨重新背起那洗得发白的小书包，被张秀牵着，一步三回头地往幼儿园去了。
望着儿子小小的身影消失在街道拐角，张秀心里空落了一瞬，随即又被沉甸甸的现实填满——志学的工资依旧时有时无，家里的开销却一样也省不下。
摆摊的念头在她心里盘桓了许久，像水底的暗礁，时隐时现。
她不是没犹豫过。
以前在厂里，虽说工资不高，到底是个正经工人，受人尊敬。
如今要去街边叫卖，看人脸色，她拉不下这个脸，也怕给志学和孩子们丢人。可眼看着家里的积蓄一点点见底，志学在厂里又受排挤，她这个做妻子的，总不能眼睁睁看着这个家垮掉。
这个决心下得艰难。有好几个晚上，她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两个声音在打架。一个说：“不能去，太丢人了，邻居们会怎么看？晨晨在学校会不会被笑话？”
另一个声音更执拗：“面子能当饭吃吗？得活下去！得让这个家撑下去！”
最终，还是后者占了上风。
她让向志学趁着最后一个休息日，从厂里废料堆找来几个还能转动的轴承轮子，又拆了家里一个旧柜子的木板。
向志学在院子里叮叮当当地忙活了整整一天，手上添了好几道血口子，总算打造出一辆结实的手推车。
车子虽然简陋，四个轮子还不一般高，推起来有些歪斜，但张秀已经心满意足。她找来一块洗得发白的旧床单，细心铺在车板上，又用针线在边缘缝了一圈，防止货物被木刺勾住。
开业前夜，张秀把从批发市场进来的货物一件件拿出来，在煤油灯下反复清点：十二打尼龙袜，二十副棉纱手套，十五条碎花围裙，还有各式各样的针线纽扣。
她细心地把每双袜子都叠得整整齐齐，给每副手套配对扎好，像是在准备一份重要的礼物。
最后，她把向志学送的那支英雄牌钢笔灌满墨水，连同那个印着红星机械厂抬头的笔记本，郑重地放进随身的布包里。
这笔记本和笔，是她与过去那个“工人身份”最后的联系，也是她为自己鼓劲的方式。
次日清晨，送完牧晨，张秀推着小车来到了相中的巷子口。这里离菜市场不远，人流尚可，又不像正街那样引人注目。
她小心翼翼地把货物摆放整齐，自己则搬了个小马扎坐在车后。初春的晨风还带着寒意，她却觉得手心在冒汗。
起初的半天格外难熬。行人来来往往，偶尔有人瞥一眼她的推车，她就紧张得心跳加速，连忙低下头假装整理货物。直到晌午时分，一个提着菜篮的大婶在她摊前停下，拿起一双尼龙袜仔细打量。
这袜子怎么卖？大婶问。
张秀猛地抬头，脸一下子红到耳根，结结巴巴地说：八、八角钱一双。
便宜点吧，七角我拿两双。
这……张秀一时语塞，想起在批发市场见过的讨价还价，鼓起勇气说：大婶，这已经是实在价了，您看这质量……
最终以每双七角五分成交。接过带着体温的纸币时，张秀的手都在发抖。待大婶走远，她赶紧掏出笔记本，工工整整地记下：正月十八，尼龙袜两双，收入一元五角。钢笔尖在纸面上沙沙作响，这声音让她莫名安心。
可好运似乎就此打住。
接下来的两天，她换了好几个地方，不是人流稀少，
就是被其他摊主排挤。
有一次她刚在一个路口摆开，就被一个卖烤红薯的汉子恶声恶气地赶走：“这地方是我的！滚远点！”她推着车，在路人各异的目光中仓皇逃离，脸上火辣辣的。
更让她受挫的是去纺织厂门口。
她以为工人们会需要袜子和手套，谁知那里早有固定的摊贩，形成了一套外人难以融入的“规矩”。
她的出现显得格格不入，一整天下来，只卖出去一副手套，还因为不熟悉“行话”，被几个女工暗自取笑。
推着略显沉重的独轮车回到筒子楼，车轮在坑洼的水泥地上发出沉闷的咕噜声。张秀费力地将车抬过门槛，反手关上那扇漆皮剥落的木门，背靠着门板，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隔壁隐约传来的收音机声。
挫败感像潮水般涌来。她开始怀疑自己的决定是不是错了。也许她根本就不是做生意的料，也许她就该认命，等着厂里那点微薄的补助，或者像别人说的，去求求人，找个临时工……
她先将货物一样样仔细清点，然后分门别类地放进床底下那个垫了旧报纸的木箱里，像是藏起一箱见不得人的东西。
做完这些，她才在八仙桌前坐下，从随身的、洗得发白的帆布包里，掏出那个笔记本和钢笔。窗外，冬末午后的阳光斜斜照进来，在斑驳的桌面上投下暖色的光斑。她俯下身，开始一笔一划地计算这几天的收支。
“尼龙袜，进价四角八，卖七角五……三十六双，卖出两双，毛利……五角四分。”
“棉纱手套，进价三角二，卖五角……二十二副，卖出一副，毛利一角八分。”
“碎花围裙，进价八角，卖一块二……十三条，卖出零……”
……
算到最后，减去车耗和这几天的饭钱，她发现自己不仅没赚，还略微亏了一点。一股混合着失望和疲惫的热流涌上眼眶，她用力眨了眨眼，把那点湿意逼了回去。
不能放弃。她对自己说。如果连这点困难都克服不了，还谈什么撑起这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