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夏把第七块废石膏砸在地上时，粉末在晨光里扬起细雾，像场提前落下的雪。工作室的水泥地上嵌着深浅不一的刻痕，是二十年来凿子留下的印记，最深的那道弯弯曲曲，像条冻僵的蛇——那是他二十五岁时雕《父亲》失败，失手凿出的。现在那道痕上摆着尊未完成的半身像，石膏像的肩膀线条刚硬，却在脖颈处留了道柔和的弧度，像父亲总说的“再硬的骨头，也得有块软肉藏着疼”。
学徒阿伟抱着块新石膏进来，裤脚沾着的泥浆在地上拖出条印子，像条贪吃的蛇。“师父，画廊催了，说这尊《城市记忆》再交不了稿，下个月的展位就给别人了。”他指着墙角堆着的六尊报废品，最底下那尊的底座刻着行小字——“2018.3.15，雨”，那天他为了赶工，把老巷子里的石板路雕成了平整的大理石，父亲拄着拐杖来看，用指尖摸着冰冷的石膏面直摇头：“石头有石头的脾气，你强改它的纹路，就像逼着老人学年轻人蹦迪，骨头都得散架。”
林夏的凿子悬在半空，锤头停在离石膏三寸的地方，手腕的筋络突突地跳。这尊《城市记忆》要表现拆迁前的老巷，甲方要求“既要有历史感，又要时尚”，上周他把巷口的老槐树雕成了几何形状，枝桠切成利落的三角形，画廊老板王强拍着桌子说“这才对味，年轻人就喜欢这种解构主义，有冲击力”，结果展讯发出去，评论区有人骂“这是对老巷子的亵渎，老槐树要是活过来，得抽你一树枝子”。
“时尚不是瞎掰。”林夏放下凿子，掌心的茧子被磨得发亮，像块包浆厚重的老琥珀，“你看这石膏，里面混了老墙的砖粉，是我去年从拆迁现场收的，敲开的时候还带着石灰的腥气，混着点霉味——那是老墙的味道，拆不掉的。”他抓起把细锉刀，在石膏像的墙角处打磨，粉末簌簌落在工装裤的膝盖上，积成层薄薄的雪，“老槐树的枝桠得歪着长，像个弯腰的老人，你把它雕成直挺挺的，就没那股子烟火气了。你忘了张奶奶家的槐树？总往她家院子里歪，夏天能遮住半扇窗，她还总说‘这树通人性，知道给我遮凉’。”
阿伟的脸涨得通红，手里的砂纸攥出了汗，边缘卷成了波浪：“可是王老板说，再不改就撤资！您忘了？上个月进的青铜料还欠着钱，五金店的老李都来催了三次，工作室的电费通知单都贴到门上了，红色的，像道封条。”他点开手机里的图片，是别的雕塑家做的作品——用不锈钢雕的老茶馆，镜面反射着刺眼的光，连墙角的狗尾巴草都镀了层银，“人家这才叫创新，能卖上价，您总守着那堆破砖烂瓦，迟早被淘汰，连电费都交不起。”
林夏的目光落在工作室最里侧的铁架上，那里摆着尊泥塑，用的是老家后院的黄土，混了父亲烧火的草木灰，还掺了点他自己的头发——去年冬天父亲走后，他把父亲常坐的藤椅雕了进去，椅面的破洞用铁丝缠着，像老人没补完的疤，椅脚边雕了只蜷着的老猫，是父亲养了十年的“老黄”，去年秋天也跟着去了。那天雪下得很大，石膏浆在手里冻得发僵，他却觉得比任何时候都暖，仿佛父亲的体温还留在黄土里，一捏就能挤出点热乎气。
午后的阳光斜斜地切进来，在地上投下窗框的影子，像块被切割的黄金。林夏搬出个锈迹斑斑的铁皮箱，钥匙插进锁孔时“咔嗒”一声，像咬碎了颗硬糖。里面装着父亲的工具：木柄开裂的刻刀，裂缝里还嵌着点红泥；锤头凹陷的羊角锤，是父亲年轻时在石雕厂用的，锤头上的坑坑洼洼，是跟石头较劲留下的疤；还有个缺了口的水平仪——父亲总说“雕塑得立得住，就像人得站得直，差一分毫就歪了，歪了就站不久”。最底下压着张泛黄的照片，是1996年父亲在石雕厂的样子，他站在尊弥勒佛雕像前，手里的凿子正落在佛像的笑纹上，阳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像尊没完成的雕塑，跟佛像并排站着，倒像对老伙计。
“师父！”阿伟举着张设计图冲进来，纸页被穿堂风掀得哗哗响，像只受惊的鸟，“王老板带客户来了，说要亲自看稿。客户是做房地产的，姓刘，想把这尊《城市记忆》摆在新楼盘的广场上，还说要加几个跳街舞的年轻人，穿着破洞裤，戴着耳机，显得有活力，能吸引年轻人买房。”
林夏没动，指尖在未完成的石膏像上摩挲，那里要雕块嵌在墙里的老门牌，“幸福巷37号”，是他小时候的住址。雕这几个字时，他特意让笔画歪了些，像邻居张奶奶写的——她没上过学，字总是东倒西歪，却比打印机打的有味道，她总说“字歪点才好看，太周正了像假的，人也一样，太板正了没趣”。
皮鞋声从门口传来，“嗒嗒”地敲在水泥地上，王强的鳄鱼皮公文包撞在门框上，发出沉闷的响，像块石头砸在棉花上。客户刘总戴着金丝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睛扫过工作室，像在评估堆待处理的废品，手指在《城市记忆》的底座上敲了敲，发出空洞的回响：“林老师的手艺是没话说，但这风格太压抑了。你看这断墙，这破窗，还有这歪歪扭扭的树，年轻人不爱看这个，太丧了。得加点亮色，比如用金箔贴几道线条，再弄几个发光二极管，晚上亮起来肯定气派，像星星落在墙上。”
林夏抓起把凿子，在断墙的位置轻轻敲了敲，石膏屑落在地上，像撒了把碎米，“这堵墙是1953年的，我特意找人查过档案，当年是老张头他们十几个泥瓦匠盖的，砖缝里还嵌着当年的报纸，报道着志愿军凯旋的消息，有个字我还认得，‘胜利’的‘胜’。”他指着墙缝里的细节，那里嵌着片干枯的爬山虎叶子，是他从拆迁的老墙上摘的，“您说的亮色，贴在上面像给老人涂口红，不是活力，是滑稽，是不懂事。”他又指向墙根处，那里雕着几株砖缝里长出的小草，叶片歪歪扭扭，却透着股倔劲，“拆迁时我亲眼看见的，砖都裂了，草还活得好好的，根扎得比钢筋还深，这才是活力，是打不倒的劲，不是跳街舞的年轻人能比的——他们那叫热闹，不叫活气。”
刘总的脸色沉了下来，眼镜滑到鼻尖上，露出两道被镜片压出的红痕：“林老师，我们是做生意的，不是搞考古，也不是搞慈善。这尊雕塑要能帮我们卖房，不是供人怀古的，卖不出去房，谁来看你的草？”王强赶紧打圆场，掏出烟来递，打火机“啪”地响了一声，“小林，要不就加几个小装饰？不影响整体风格，就当……就当给老巷子添几个新邻居，热闹热闹。”
林夏突然转身，掀开盖在角落的帆布——里面是尊小雕塑，用拆迁现场捡的碎砖拼的，红的、黄的、青的，乱乱地堆着，中间嵌着块完整的窗玻璃，玻璃上还留着孩子画的歪歪扭扭的太阳，用红色的蜡笔涂的，边缘出了界，像个喝醉了的圆，“这是我给巷子里的孩子们雕的，他们说，搬家后最想念的不是房子，是在墙上画画的日子，张奶奶总骂他们‘瞎涂乱画’，却偷偷把画了画的墙擦得干干净净。”他指着玻璃上的指纹，“这是他们按的手印，说要给老巷子留个念想。”
戴眼镜的刘总突然不说话了，手指在玻璃上的太阳画了个圈，指腹沾了点石膏粉，像沾了点阳光的碎屑：“我小时候也在墙上画过太阳，在我爷爷家的土墙上，用烧黑的木棍画的，后来房子拆了，再也没见过那么大的太阳——我画的那个，比这个还歪。”他的喉结动了动，“那尊《城市记忆》……就按你说的做吧，别加金箔，也别弄二极管，我爸要是看见，估计也会说‘瞎折腾’。”他顿了顿，又说，“底座再加行字，‘幸福巷，1953-2023’，我爷爷以前就住这儿，37号，张奶奶家隔壁。”
那天傍晚，林夏给父亲的泥塑刷了层清漆，黄土的颜色深了些，像吸了水的海绵。夕阳的光透过窗，在弥勒佛的笑纹上流动，像父亲在笑，眼角的皱纹里都藏着光。他想起父亲常说的“好雕塑得有气，是从土里来的气，从日子里来的气，不是机器喷出来的亮，也不是金箔贴出来的贵——那气看不见，摸不着，却能让人站在跟前，心里咯噔一下，想起点什么，这就够了”。现在他信了，就像信老槐树的根会钻进石缝，信砖缝里的草能顶开水泥，那些藏在石膏里的记忆，那些混在黄土里的日子，总有一天会自己长出来，比任何金箔都亮。
工作室的灯亮到后半夜，阿伟蹲在旁边看林夏给雕塑补细节，手里拿着块捡来的碎瓷片，是从张奶奶家的碗上掉的，上面还留着半朵青花：“师父，您说咱们这么慢，一年就做三四个作品，能行吗？人家机器雕的，一天能出十个，个个光溜。”林夏把块捡来的老门牌嵌进石膏里，“幸福巷37号”几个字在灯光下泛着暖黄，边缘被岁月磨得圆润，“你看这门牌，风吹日晒几十年，字都磨平了，可住过的人都记得，一提37号，就知道是张奶奶家，门口有棵歪脖子树。好东西不用急，像树一样慢慢长，年轮里藏着的故事，比任何花哨的装饰都结实，都让人忘不了。”
第二天一早，刘总的助理来送定金，厚厚的信封捏在手里沉得像块砖，还附了张纸条：“刘总说，他父亲昨天晚上打电话，说记得37号门口有个石墩子，让您雕上，他小时候总在上面写作业。”林夏捏着纸条笑了，阳光从工作室的天窗漏下来，照在《城市记忆》的断墙上，砖缝里的小草像在轻轻摇晃，石墩子的轮廓已经初具雏形，上面雕了道浅浅的刻痕，像个没写完的“一”字。
他知道，这些石膏和碎砖永远不会像不锈钢那样光鲜，却会像父亲的藤椅，在时光里慢慢沉淀出温度，让每个路过的人突然停下脚步，想起某个被遗忘的瞬间——比如母亲在老灶台前的背影被火光映得发红，比如巷口修鞋匠的锤子声“叮当”响，比如张奶奶喊“回家吃饭”的声音穿过巷子，比如那些被岁月磨平，却在雕塑里重新长出棱角的日子。
墙角的铁皮箱突然“咔嗒”响了声，像父亲的凿子落在石膏上的轻响，又像老槐树的枝桠被风吹得碰了下窗棂。林夏抬头望去，晨光里，那尊未完成的《城市记忆》仿佛在轻轻呼吸，砖缝里的草叶上，还沾着来自幸福巷的泥土，带着点潮湿的、让人安心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