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科住院部的走廊永远飘着一股混合着消毒水和中药的味道，凌晨两点的空气里，这味道又添了几分滞重的凉。我瘫在护士站的椅子上，揉着发酸的太阳穴，白大褂口袋里的手机还在发烫——刚处理完3床大爷的低血糖和7床阿姨的心律失常，整整四个小时没停过脚，连喝口水的功夫都没有。
窗外的月亮被云遮着，走廊里的感应灯隔几秒就灭一盏，只剩护士站这盏长明灯亮着，把我的影子拉得老长，投在贴满输液卡的白板上。我打了个哈欠，把腿搭在旁边的凳子上，想眯十分钟——哪怕五分钟也好，下一轮巡房要到四点，总得攒点力气。
头刚碰到冰凉的桌面，眼皮就开始打架。迷迷糊糊间，我好像听见了什么声音，很轻，像蚊子叫，又像有人用指甲刮着墙。我皱了皱眉，以为是哪个病房的监护仪没关紧，或者是窗外的风声。可仔细一听，那声音又清晰了些——是哭声，女人的哭声，断断续续的，从走廊尽头飘过来。
“啧。”我心里泛起一股烦躁。内科住院部晚上偶尔会有家属因为担心病人偷偷哭，但大多都压着声音，像这样不高不低、没完没了的，还是头一次见。我抬眼看了看墙上的钟，凌晨两点零七分，刚眯了不到十分钟。
“谁啊，大半夜的哭什么。”我嘟囔着站起来，白大褂的衣角扫过桌面，带倒了笔盒，钢笔滚在地上，发出“哐当”一声，在寂静的走廊里格外刺耳。哭声停了一下，随即又响了起来，好像离得更近了。
我顺着哭声往走廊尽头走，感应灯随着脚步声一盏盏亮起，又在我身后一盏盏熄灭，像在跟我玩追逐游戏。走廊两边的病房门都关得严严实实，门上的观察窗里一片漆黑，只有12床的老爷子还没睡，借着床头灯的光在看报纸，听见脚步声，抬头朝我笑了笑。
“王爷爷，您听见有人哭了吗？”我敲了敲他的房门。
老爷子愣了一下，摇摇头：“没有啊，姑娘，这大半夜的，谁哭啊？是不是你太累了，听岔了？”
我心里犯嘀咕，又往前走。13床是个刚做完胆囊手术的阿姨，睡得很沉，呼噜声都能听见；14床空着，床单铺得整整齐齐；15床住的是个糖尿病患者，家属陪床的大姐趴在床边睡着了，手还握着病人的手。
我把整个内科走廊都找了一遍，从护士站到楼梯口，连卫生间和杂物间都没放过——杂物间堆着拖把和消毒水，卫生间的灯坏了，黑黢黢的，只有窗户透进一点月光，照得瓷砖上的水渍像一片片碎镜子。
没有任何人。
哭声也停了。
我站在走廊中间，摸了摸后颈，突然觉得有点凉。明明暖气开得很足，可刚才找的时候，总觉得有股冷风跟着我，吹得我白大褂的下摆都在动。我往护士站走，路过14床的时候，无意间瞥了一眼观察窗——里面还是黑的，没什么异常，可我总觉得，好像有双眼睛在里面盯着我。
回到护士站，我灌了半杯热水，手还是凉的。刚才那哭声太真实了，不是幻听，也不是风声——那哭声里带着股说不出的委屈，还有点尖细，像用指甲抠着嗓子在哭，听得人心里发毛。
我重新趴在桌子上，想接着睡，可眼皮刚合上，那哭声又响了起来。
这次更近了，好像就在护士站门口。
我“腾”地一下站起来，火气瞬间就上来了。本来就累得要死，好不容易能歇会儿，还被这莫名其妙的哭声搅得睡不着，换谁谁不烦？我攥着拳头，走到护士站门口，左右看了看——走廊里空荡荡的，感应灯亮着，没有任何人影，可那哭声还在响，从14床的方向飘过来。
“到底是谁在哭？！”我压着嗓子喊了一声，声音有点发颤，一半是生气，一半是怕。
哭声停了。
我站在原地，心跳得飞快。过了几秒，我咬咬牙，朝14床走过去。14床空了快一周了，上次住的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得了急性胰腺炎，住院第三天突然呼吸衰竭，没抢救过来，走的时候就是凌晨两点多。
我走到14床门口，犹豫了一下，伸手推开了门。
病房里没开灯，只有月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空病床上。白色的床单铺得平平整整，枕头放在床头，监护仪的屏幕暗着，导联线卷在机器上，像一条冬眠的蛇。我走进去，脚踩在地板上，发出轻微的“咯吱”声，在寂静的病房里格外清晰。
“有人吗？”我问，声音很小。
没有回应。
我打开了床头灯，暖黄色的光洒在房间里，什么都没有。床头柜上放着消毒用的酒精棉片，还有一张没撕下来的输液卡，上面的名字我还记得——李梅，3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