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川技术档案总库“格致馆”的建立，如同为寒川纷繁复杂的知识海洋绘制了详尽的航海图，使得浩如烟海的技术成果得以系统保存、有序检索，为后续的传承与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就在这知识的“沉淀”工作初见成效之际，一个更为棘手、更关乎现实效率与利益的挑战，随着寒川工业化规模的不断扩大而尖锐地凸显出来——标准不一带来的混乱与内耗。
这场危机，最初在军工生产的命脉上爆发。边军急报：新换装的一批“寒川二式”步枪，在实战演练中接连出现故障。经查，问题并非出自设计，而是零部件无法通用互换！来自麒麟工业区不同工坊、甚至同一工坊不同批次的枪机撞针、复进簧等关键零件，尺寸竟有细微差异。战时，士兵无法用缴获或他枪的零件快速修复己方武器，后勤保障的难度和成本陡增。一纸紧急军报摆上林牧之案头，字里行间透着前线将士的焦虑与不满。
几乎同时，工造司内部也怨声载道。宝山矿区订购的一批矿车轴承，因规格与矿坑轨道略有不符，导致运行不畅，险些酿成事故。追责之下，发现是负责轴承的工坊与负责轨道的工坊所使用的度量基准存在偏差。民用领域更是混乱，市面上流通的螺钉、螺母，尺寸五花八门，农具配件难以匹配，给维修和更换带来极大不便。
这些看似琐碎的问题，汇聚起来却严重侵蚀着寒川科技兴邦的成果。禽滑略痛心疾首地向林牧之禀报：“主公！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如今我寒川，百工虽兴，然各自为政，度量衡未能划一，规格制式各行其是。此弊不除，则量产化为空谈，协作寸步难行，国力虚耗于内卷！一支无法互换零件的火铳，威力再大，亦是残次之器！”
问题的根源在于，寒川的工业化是爆发式成长，早期鼓励创新和效率优先，导致各工坊、各项目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习惯”和“标准”。如今规模扩大，协作需求激增，这些互不兼容的“方言” 就成了沟通的障碍。统一标准，势在必行。然而，这绝非易事，因为它触动的，是深层次的利益格局和行业惯性。
林牧之深知其中利害。统一标准，意味着某些工坊需要改变沿用已久、得心应手的生产工艺，可能增加短期成本；意味着要否定一些非主流的但已被部分人掌握的技术路径；更意味着，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机构，来裁定何为“标准”，并强制执行。这无疑将赋予该机构巨大的权力。
经过深思熟虑，并与王玄策、禽滑略、郑知远（代表军方需求）等人反复商议后，林牧之做出了一项影响深远的重要决策：成立一个超越各部门之上的 “寒川标准化委员会” ，并赋予其制订、审核和推行全国各类技术标准的至高权力。
委员会的组建，体现了高度的权威性和专业性。林牧之亲任名誉总裁，以示重视；禽滑略出任主任委员，凭借其技术权威统领全局；成员则包括工造司、军械司、药石司、矿务司等各领域的首席技术官员、资深大匠，以及格致学院的计量学专家。为确保标准符合实际需求，还特别邀请了郑知远代表军方、苏婉清代表民生领域作为顾问。皇甫嵩的情报司则负责提供外部标准情报，并监督标准执行中的保密工作。
然而，权力的授予，必然伴随着权力的争夺与反噬。标准化委员会一经成立，便陷入了巨大的争议和阻力漩涡之中。
第一场硬仗，是“度量衡”的统一。 这是所有标准的基础。委员会经过精密测算和论证，决定以寒川主城格物院保存的“钦定营造尺”和“官斗”为基准，推行一套全新的、十进位的寒川公制长度和容量单位，并要求所有工坊、官署在一年内完成过渡。
此令一出，反对之声四起。许多老匠师习惯使用传承的“匠尺”（各地长度略有差异）或复杂的“斤两钱分”制，认为新单位“不便计算”、“违背祖制”。一些工坊主则抱怨更换所有量具成本高昂。阻力之大，甚至有小规模工匠请愿事件发生。
委员会顶住压力，禽滑略亲自撰文《论度量衡统一之于强国之本》，阐述其对于精密制造、贸易公平、军事协同的至关重要性。林牧之下诏强力支持，对逾期不改者课以重税，对积极推行者给予补贴。同时，委员会组织制作了大量廉价的标准尺、标准秤，分发各地。经过近两年的艰苦推行，新的度量衡体系才得以初步确立，其带来的效率提升和误差减少，逐渐显现出巨大优势，反对声才渐渐平息。
第二场更为复杂的斗争，是“产品标准”的制定。 这直接关系到各家工坊的切身利益。
例如，在制定“标准紧固件（螺钉、螺母）”规格时，委员会内部就爆发了激烈争论。以陈烁（原林棠团队成员，因精于计量被调入委员会）为代表的年轻技术官员，主张采用一套系列化、模块化的先进标准，便于未来扩展和组合使用。而以石老锤为代表的保守派匠师，则坚持沿用几家大工坊目前最常用的几种规格，认为“改动最小，阻力最小”。
争论的焦点在于：是着眼长远的最优技术方案，还是迁就现状的权宜之计？这背后，是不同技术路线、不同利益群体的博弈。最终，禽滑略在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后，力排众议，采纳了陈烁的方案，但也适当考虑了过渡期的兼容性。决议公布后，那些生产非标紧固件的小工坊利益受损，怨声载道，甚至有人暗中抵制。
委员会展现了权力的刚性。它规定，自标准颁布之日起，所有官营采购、军工订单，必须使用符合新标准的产品。市场无形的手与行政有形的手共同作用，迫使相关工坊要么转型，要么淘汰。
权力的集中，也带来了“权力寻租”的风险。 曾有工坊主试图贿赂委员会成员，希望其在制定某项农具标准时偏向自己的产品设计。此事被皇甫嵩的情报司察觉，林牧之闻报震怒，下令严惩，涉事工坊主被重罚，受贿官员被革职查办。林牧之借此告诫委员会全体：“标准乃国之公器，绝非谋私之利刃！ 尔等手握重权，当如履薄冰，唯公唯实，不可有丝毫偏颇！” 并建立了标准制定过程的公示、听证和申诉机制，以制约权力滥用。
然而，标准化带来的巨大效益，逐渐证明了权力的价值。
军方首先受益，武器零件通用化后，战场抢修效率和后勤保障能力大幅提升。工造系统内部，由于标准统一，不同工坊生产的部件可以顺畅组装，规模化生产成本显着下降。商贸领域，统一的度量衡和产品规格，极大地促进了商品流通和公平交易。甚至在国际科技交流中，寒川凭借其严谨的标准体系，开始掌握一定的话语权。
更重要的是，标准化倒逼了产业升级。为了达到更高的精度标准，工坊不得不改进工艺、更新设备，整个寒川的工业制造水平在压力下实现了整体跃升。陈烁等年轻官员在制定标准过程中展现出的远见和魄力，也迅速成长起来。
数年后，当林牧之视察一个完全按照新标准建造、零部件全部通用化的新式炮厂，看到生产效率比旧式工坊提升数倍时，他对陪同的禽滑略和陈烁感慨道：
“昔日‘标准’之争，犹如阵前夺旗，虽有阻力，然一旦功成，其利泽被天下！ 今日观之，方知当日赋予尔等委员会之权，何其必要！”
“然，权力愈大，责任愈重。标准化非为僵化固化，乃为在有序中谋求更高效之创新。委员会当如掌舵之舟子，既需稳住航向，亦需顺应潮流，适时修订完善标准，使我寒川之技，永葆活力！”
寒川标准化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权力的行使，是科技治理走向精细化、法治化的关键一步。它通过建立统一的“技术语言”和“游戏规则”，极大地提升了国家整体的运行效率和协同能力，将分散的科技力量整合成强大的合力。这场围绕“标准”的权力博弈与确立过程，深刻体现了寒川在推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运用国家权威来克服既得利益阻力、引导产业升级的智慧与决心，为寒川科技巨轮在未来的惊涛骇浪中行稳致远，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