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启二年（886年）春，汉水之上，晨雾未散。
大商人刘奎站在自己那艘特意加固改造过的双桅货船船头，望着前方隐约出现的宜城渡口灯火，长长地、近乎虚脱地舒了一口气。他这船“货”极为特殊——底层船舱和甲板上，黑压压地挤着六百多名面黄肌瘦、眼神麻木的男女流民。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难以言喻的酸臭和恐惧的气息。
他们是从鄂州西北的山区间道，绕过主要城镇，通过重金贿赂汉水支流蛮河上把守的一个蔡州军粮秣小校（那校尉守着个穷困渡口，自己都面有菜色），伪装成运载柴薪的船只，才惊险万分地溜出了秦宗权实际控制的地盘。一路之上，但凡遇到任何官船或疑似兵船，刘奎的心都能跳到嗓子眼。
“东家，这次真是……泼天的富贵！”手下心腹账房先生凑过来，用汗巾擦着额头冷汗，声音压得极低，却难掩兴奋与后怕，“按钱公颁布的价码，光是这六百多人，就算全是按最贱的孩童价，也能换六百贯！里头至少有一百多是壮劳力，还有几十个妇人能干活……仔细算下来，怕是一千贯都打不住！这、这比咱们累死累活跑三趟越州运瓷器茶叶，利润高出何止十倍！”
刘奎捻着下巴上几根稀疏的胡须，眼中闪烁着精明、疲惫，还有一丝连他自己都不愿深究的复杂情绪。他低声道：“吩咐下去，把我们备着的杂粮饼子再分些下去，每人半个，别让他们真饿死在船上。到了地头，死的可不值钱。还有，用艾草再熏一遍船舱，万万不能传出疫病！到了润州瓜洲渡接收点，钱公麾下的官爷们验得仔细着呢！钱公要的是活生生能干活的人，不是骷髅架子！验过了，立刻就能拿到现钱，或者苏州、杭州官库的盐引、茶引，那可是硬通货，比铜钱还保值！”
像刘奎这样的商人，迅速凭借其灵敏的嗅觉和庞大的人脉，组成了一张高效而隐秘的地下网络。他们利用长江最大支流汉水及其众多支流如沔水、涢水等，如同水蛭般深入荆襄、豫南甚至陕南的腹地。金钱开道，贿赂秦宗权麾下那些军纪败坏、同样饥肠辘辘的下级军官和地方小吏（通常只需几十石粮食或几匹绢帛就能买通一道关卡），往往能成船成队地将那些被上级视作“累赘”或“移动军粮”的流民“买”出来。
这些商船队，往往还雇佣了私人护卫，装备劲弩刀剑，以防小股乱兵或水匪劫掠他们的“活财”。货船日夜不停地穿梭于汉水、长江之上，将一批批绝望的“活货”运往东方的希望之地。
截至光启二年底，通过这条“汉水—长江”黄金水道，竟有多达六十万人被源源不断地运抵钱镠控制的润州、常州沿岸接收点。这笔看似耗费巨大的买卖，钱镠做得毫不犹豫。他深知，这些从中原核心灾区来的百姓，见识过最深的苦难，求生欲最强，一旦安定，将是未来最优质、最忠诚的劳动力和兵源。
与此同时，在长江下游的江北淮南地区，情况则更为吊诡。
去年孙儒占领扬州的时候双方有过一段不愉快的经历，也让孙儒对江南的富庶有了新的认识。而钱镠则认为在淮南也可以这么搞一下。
他精心挑选了一名胆大心细、口才极佳且懂得淮南方言的幕僚沈粲，携带包括精美丝绸、瓷器、以及江南特产的上好稻米和食盐在内的重礼，秘密渡江，求见孙儒。
孙儒长居淮南节度使府衙内，本人踞坐在一张铺着虎皮的榻上，袒露着毛茸茸的胸膛。他眼神凶戾如同饿狼，打量着下方强作镇定的沈粲，声音沙哑：“钱镠？他要买人？哼，老子凭什么卖给他？我就不能学着秦皇帝当粮食吃？”
沈粲只觉得后背瞬间被冷汗浸湿，但他牢记钱镠的嘱咐，深深一揖，言语清晰却不失恭敬：“将军神威，天下皆知，横扫淮南，杨行密亦只能暂避锋芒。然，窃为将军计，嗜食人肉，恐干天和，非仁者所为，亦极易招致天下诸侯共愤，予人口实。今我主钱公，远在江南，与将军并无宿怨，今愿以粮秣盐铁，换取将军眼中之‘累赘’。将军得此粮盐，可养精兵，稳固军心，专意对付杨行密；我去此流民，可为将军减轻负担，免生内乱，更可获我江南友谊，他日或可互通有无。如此两全其美之事，将军何乐而不为？”
孙儒盯着沈粲，一双牛眼凶光闪烁，半晌，忽然嘎嘎地怪笑起来，声音刺耳：“钱镠倒是打得好算盘！……你小子说的也有点道理，粮食，盐巴，确实是个好东西。说说，钱镠打算出什么价码？”
经过一番激烈甚至充满威胁的讨价还价，一桩冷血而高效的交易最终达成：钱镠以五十万石粮食以及一万石紧缺的食盐为代价，换取孙儒允许其派人“接收”淮南地区的流民，并承诺不加以阻拦和迫害。孙儒甚至还“贴心”地派出了手下持皮鞭刀剑的士兵，“协助”驱赶和搜罗辖内残存的流民，将他们如同牲畜一样集中赶到长江北岸几个指定的渡口进行交割。
于是，在光启二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长江北岸出现了一幅诡异绝伦的景象：孙儒的士兵们拿着皮鞭和刀枪，凶神恶煞地驱赶着成群结队、骨瘦如柴、步履蹒跚的百姓走向江边；而南岸，钱镠安排的官员、医官和大量的渡船早已等候多时，仔细清点人数，记录户籍来历，检查身体状况，然后将这些奄奄一息的人们接引过江。
润州城西的巨大接收点，俨然已成了一座新兴的城镇。棚户区连绵数里，被严格划分成不同的功能区：新到检疫区、沐浴消毒区、医营隔离区、休养恢复区、户籍登记区以及物资发放区。四周有身穿号衣、手持长棍（非兵器，以免刺激流民）的厢军维持秩序，虽然人多，却忙而不乱，秩序井然。
所有渡江而来的流民，无论来自汉水商路还是淮南交易，上岸第一件事便是被引导至数十个巨大的、沸腾着驱疫药汤的水池边。男女分开，在吏员的指挥下，脱下那些早已破烂不堪、爬满虱子的旧衣物，扔进一旁熊熊燃烧的火堆彻底焚毁。然后跳入药池，尽力搓洗身体。出来后，每人发放一套粗糙但干净温暖的灰色布衣御寒。
紧接着是第二关——医检。来自各州的医官和学生们神情严肃，仔细检查每个人的眼睑、皮肤、舌苔，询问是否有发热、咳嗽、腹泻等症状。一旦发现疑似疫病患者，立即由专人用担架抬往远离主营区的孤山医馆进行隔离治疗。钱镠在此投入了大量药材和人力，深知一旦瘟疫在流民乃至本地居民中爆发，所有努力都将付诸东流。
通过检视的身体尚可者，会被带入休养区。这里日夜供应着稠密的米粥和少量的咸菜。数日的粥食调养，足以让许多只是因饥饿而虚弱的人恢复部分体力。休养之后，便是详细的登记。长长的桌案后，胥吏们耐心询问并记录下每个人的姓名、原籍、年龄、家庭成员、有何手艺特长（木工、铁匠、织布、识字等），并发放一块刻有编号的竹牌作为临时身份证明。
随后，便是决定他们未来的分配。对于零星自行浮江而来的流民，以及部分有家庭、强烈要求自主耕作的，政策相对宽松：由润、常两州刺史府划定无主的荒田、滩涂，提供给他们耕作，官府借贷农具、种子、口粮，前两年征收收获粮食的四成或五成以抵偿借贷，两年后土地便归其所有，正常缴纳田赋，并由州府颁发地契，使其真正成为安居乐业的编户齐民。
而对于那主要通过商人“购买”和与孙儒“交易”而来的庞大流民群体，钱镠则采取了更高效、更易于管理的组织方式——大规模集体农场制（营田）。他利用战争期间形成的大量无主土地、官田以及新围垦的滩涂，大规模组建“营田”。将流民以家庭为单位按壮丁比例编成生产队，颁布《营田法》，成立营田都统司，设“营田使”管理。由官府统一提供耕牛、农具、种子、住宿，集体劳作，精耕细作。承诺两年后，根据劳作表现和农田产出，优先将田地、房屋分配给他们，使其成为自耕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