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香江，重庆大厦却弥漫着潮湿的霉味，楼道里堆着废弃的纸箱，上面印着“出口转内销”的字样，被雨水泡得发胀。
在墙上的涂鸦已被雨水冲刷得模糊，只剩“回家”两个字还清晰可辨，红漆像凝固的血。
司徒倩攥着那张手绘地图，纸页是从许父日记里撕下来的，边缘毛糙，指尖划过“粤剧社”三个字——这是周伯凌晨从木盒底层翻出来的，旁边用红笔圈着：“王氏，守社三十年”，字迹被水渍晕开了点，却依旧有力。
许峰的左臂还缠着绷带，却执意要跟着来。他穿着件洗得发白的牛仔外套，袖口磨出了毛边，里面的衬衫袖口卷到肘部，露出包扎的纱布，上面渗着淡淡的黄渍。“我陪你进去。”
他接过司徒倩手里的地图，目光落在角落里的小字“后门有青石板，左三右四”，“许伯伯的笔记总藏着细节，这‘左三右四’说不定是步数，青石板下肯定有东西。”
他说话时，左臂不敢用力，只能用右手捏着地图，指节因为用力泛白。
陈宇在楼下望风，靠在根锈迹斑斑的铁柱子上，手里拿着个黑色bp机，是那种最老式的摩托罗拉，时不时按一下侧面的按钮，屏幕上跳动着绿色的“安全”两个字。
这是他们一早约定的暗号，若是廉政公署的人来对接，就发“台风过境”；若是亨利的残余势力追来，就发“火警速来”。
司徒倩回头看了眼楼下，陈宇冲她比了个“oK”的手势，阳光落在他脸上，让她想起小时候哥哥也是这样，总在她闯祸后默默收拾残局——那次她把邻居的花盆打碎，哥哥蹲在地上帮她拼凑瓷片，手指被划出血也没吭声。
他们绕到粤剧社后门，果然见着块青石板，比周围的地面略高些，边缘被几代人的脚印磨得光滑，上面刻着朵模糊的梅花，花瓣都快磨平了。
许峰蹲下身摸了摸石板缝隙，指尖沾了层湿泥，忽然说：“这石板能撬开。”他用随身携带的瑞士军刀插进缝里，刀柄是母亲送给他的十八岁礼物，刻着他的名字。
这稍一用力，石板便“咔哒”一声弹起，下面露出个小小的铁盒，盒盖生锈，上面也刻着朵梅花，与石板上的纹路能对上。
“许伯伯的心思真细。”司徒倩打开铁盒，里面是枚生锈的铜钥匙，钥匙柄上刻着“社”字，笔画里嵌着泥垢。“这该是开粤剧社主箱的钥匙。”
她把钥匙揣进兜里，指尖触到冰凉的金属，忽然觉得像握住了父亲的手——小时候父亲总用这样的铜钥匙给她开糖果盒，那盒子里装着大白兔奶糖，是父亲跑遍几条街才买到的。
粤剧社的门是扇斑驳的木门，上面贴着张褪色的《帝女花》海报，长平公主的凤冠被虫蛀了个洞，露出后面的木板。门环是两个铜狮子头，嘴里的圆环早就不见了。
司徒倩敲了三下门，节奏是父亲教的“咚—咚咚”，里面传来个苍老的声音：“谁啊？粤剧社早就不排戏了，道具都卖光了。”她清了清嗓子，用粤语唱道：“落花满天蔽月光，借一杯附荐凤台上……”
而且，这是父亲教她的第一句粤剧，说“若遇难处，唱这个，自会有人帮你”，那年她刚到香江，总被同学笑口音，父亲就教她唱粤剧，说“唱熟了，就像土生土长的了”。
这时，门“吱呀”一声开了，探出个满头银发的老婆婆，脸上布满皱纹，却梳着整齐的发髻，插着支银质的簪子，簪头是朵小小的兰花，边缘有些发黑。“你是……司徒家的姑娘？”
老婆婆的眼睛亮了，浑浊的眼珠里闪过丝光，目光落在司徒倩脖子上的玉佩，“这玉佩，我在你父亲身上见过，他总把它揣在戏服内袋里，说‘这是护身符’。”
她侧身让他们进来，屋里飘着淡淡的檀香，混合着旧书本的霉味。墙上挂着件绣着凤凰的戏服，金线虽已暗淡，却依旧能看出当年的精致，凤冠上的珠子掉了几颗，用红绳系着替代品。
“我姓王，你该叫我王婆婆。”老婆婆给他们倒了杯茶，粗瓷碗上印着“为人民服务”的字样，边缘有个小缺口。碗里的茶叶打着旋，是最便宜的粗茶，却透着股清香。
“你父亲当年总来这排戏，说‘粤剧是根，丢了根，人就飘了’。他嗓子好，扮相也俊，演《紫钗记》里的李益，台下姑娘们的花能堆成山。”
她指着墙角的戏箱，那箱子是红木的，边角包着铜皮，“那箱子里的戏本，都是他亲手抄的，说‘等移民安稳了，就组个戏班，让孩子们都学学，不能忘了祖宗的调’。”
许峰注意到戏箱上了锁，锁是黄铜的，形状像朵梅花，与铁盒上的花纹相呼应。
他忽然想起许父书房里的那个首饰盒，锁也是这个样式，钥匙孔藏在花蕊里。“王婆婆，这箱子……”老婆婆叹了口气，从发髻上拔下银簪，簪尾是扁平的，插进锁孔轻轻一转，“咔哒”一声，锁开了。“
许先生当年说，若有一天英资的事败露，就把箱子里的东西交给带梅花玉佩的人。他还说，‘王嫂，委屈你守着，将来必有重谢’，可我守着，不是为了谢。”
而箱子里整齐地码着十几本戏本，封面上用毛笔写着戏名，《紫钗记》《牡丹亭》《西厢记》……纸页泛黄，却都用线重新装订过。
在最底下压着本蓝色封皮的，没有书名，只有个用朱砂写的“罪”字，笔画凌厉，像把刀。
司徒倩翻开第一页，里面不是唱词，而是用钢笔写的流水账：“1975年3月12日，英资送陈家豪劳力士一块，型号1601，地址：旺角警署后巷垃圾堆旁”“1975年4月5日，陈家豪带人拆移民棚屋，收港币五千，当场打伤三人，其中一人断了腿”。字迹紧凑，有些地方被墨水晕开，像是写得很急。
“这是你父亲记的。”王婆婆的声音有些哽咽，她从樟木箱里翻出件旧毛衣，深蓝色的，上面补着好几个补丁，颜色都不统一。
“你看这毛衣，是你父亲当年穿的，被陈家豪的警棍划破了，他说‘破了没关系，补补还能穿，可理亏了，补都补不回来’。那天他流着血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把这账记上，说‘血不能白流’。”
她从戏本里抽出张折叠的收据，纸是粗糙的牛皮纸，上面用复写纸印着字：“今收到英资财团港币一万元，协助处理移民事务（具体事宜另议）”，签名处是“陈家豪”三个字，歪歪扭扭的，旁边还盖着个模糊的指印，红泥都晕开了。
“那天你父亲蹲在墙角抄这收据，手都在抖，钢笔水洒了好几滴，说‘这笔钱沾着移民的血’。他把收据夹在戏本里，说‘戏文里的奸臣有报应，现实里的也跑不了，总有一天要让他们唱一出《铡美案》’。”
就在此时，王婆婆用袖口擦了擦眼角，那袖口早就磨得发亮，“你父亲总说，戏如人生，可人生不能像戏那样重排，所以每一步都要走得正。”
许峰拿出许父的日记对照，里面记载着“1975年4月5日，陈家豪施暴，司徒兄为护张阿婆被打，左臂骨折，英资走狗行径令人发指”，字迹与戏本上的如出一辙，连“陈家豪”三个字都带着点扭曲的力道，像是笔尖都带着怒气。
他忽然想起第一卷里，司徒倩的哥哥被陈家豪殴打致伤的场景——哥哥蜷缩在地上，嘴角流着血，却还护着怀里的账本，账本的边角都被血染红了，原来这仇恨早已埋下，像棵老树，根须在地下盘根错节，早已分不清谁是谁的因果，只知道树干上刻满了伤痕，每道都记着疼。
“陈家豪上个月还来过人。”王婆婆往炉子里添了块炭，火苗“噼啪”作响，映得她脸上的皱纹更深了，像刀刻的一样。
“说要拆这粤剧社盖停车场，给我五千块让搬，我没要。我说‘这社里有我男人的牌位，他是唱《精忠报国》死在台上的；有司徒家的戏本，是你们这些人换不走的念想；要拆就先拆了我’。”
她指着眼角的伤疤，那疤像条小虫子，从眼角延伸到颧骨，“他让手下推了我一把，我磕在这戏箱上，留了这疤。我说‘这疤好，能记着你们的恶，等你们倒台那天，我就带着这疤去看你们受审’。”
司徒倩摸了摸王婆婆的伤疤，指尖触到凹凸的皮肤，像摸到了块坚硬的石头，忽然想起自己第一次在夜总会被刁难时，父亲也是这样护着她，说“倩儿的尊严，比命金贵”。
那天父亲挡在她身前，被保安推得踉跄，后背撞在墙上，却死死抓着她的手不放，手心的汗把她的手都浸湿了。
她把收据小心翼翼地夹进许父的日记，忽然发现戏本的最后一页画着张图，是重庆大厦的地下室结构图，用红笔标注着“英资货柜藏匿处，入口在女厕第三间，左拐有暗门”，旁边还画了个小小的钥匙符号，像个调皮的暗号。
“这地下室……”许峰的目光落在图上的红点，那红点被圈了三次，“许伯伯的日记里提过，说‘英资在重庆大厦藏了见不得人的东西，用假墙挡着’，原来具体在这里。”
这一刻，王婆婆忽然想起什么，从戏箱底层拿出个铁皮盒，盒子上印着“梅林罐头”的字样，是旧物改造的，盒盖用铁丝拧着，她解开铁丝时，铁丝“吱呀”作响。
“你父亲说这是从英资货柜里偷出来的，让我好生收着，藏在戏服的衬里夹层，说‘这是他们的催命符’，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拿出来。”
而且，在盒子里是几本账簿，牛皮封面，用麻绳捆着，绳子都有些朽了，记录着1975年至1980年的走私交易，香烟、手表、甚至还有枪支，收货方大多是香江的黑帮头目，名字后面还标着代号，“黑蛇”“刀疤强”“独眼龙”……？
许峰翻到1977年的记录，忽然指着一行字：“你看，这里写着‘亨利爵士亲批，送陈家豪手枪一把，型号m1911，用于处理不听话移民，经手人：汤姆’。”
司徒倩凑近一看，字迹与收据上的完全一致，连那个歪歪扭扭的句号都一样，心不由得沉了下去——原来陈家豪与英资的勾结，远比他们想象的更深，他手里的权力，早就成了英资打压移民的工具，那些所谓的“违规”，不过是他们清除异己的借口。
转眼间到了中午，阳光透过气窗照进来，在地上投下个小小的光斑，里面浮动着无数尘埃，像飞舞的萤火虫。陈宇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个保温桶，是李婆婆常用的那个，上面印着“元朗”两个字，桶身上还贴着块胶布，补着个小洞。
“李婆婆做了叉烧饭，说让王婆婆也尝尝，她知道您爱吃肥点的，特意选的梅头肉，还多放了点冰糖。”
并且，叉烧的香味在屋里弥漫开来，甜丝丝的，混着檀香，竟有种奇异的暖意。
王婆婆打开保温桶，眼泪一下子涌了上来：“多少年没吃这口了，你父亲以前总带叉烧来，用荷叶包着，说‘等戏班组起来，就用叉烧当彩头，谁唱得好给谁’，那时候你才这么高，总追着他要叉烧吃。”
她用手比划着，大概到膝盖的高度，夹起一块叉烧颤巍巍地送进嘴里，哽咽着说不出话，嘴角却带着笑，像尝到了久违的甜。
司徒倩给王婆婆盛了碗饭，又给许峰夹了块叉烧：“你也吃点，伤口才好得快。”
许峰咬了口叉烧，甜味里带着点咸，肉汁在嘴里化开，像小时候母亲做的味道——母亲总说“叉烧要甜咸适中，才像人生，有苦有甜”，那时候母亲还在工厂上班，每次发工资就会买块叉烧，切成小块放在饭上，看他狼吞虎咽时，眼睛里的笑像星星。
他忽然想起昨夜在医院，司徒倩说“要加辣椒油，像我爸喜欢的那样”，原来爱到深处，连口味都会慢慢靠近，像两棵生长的树，枝叶在风里纠缠，根却在地下紧紧相连，汲取着同一片土地的养分。
王婆婆从柜子里拿出个布包，蓝底白花的粗布，是早年的样式，针脚细密，包边都用了双线，打开是件小小的粤剧戏服，绣着缠枝莲，针脚比头发丝还细，明显是给孩童穿的，领口还缝着根红绳，方便系在脖子上。
“这是给你做的，”她把戏服递给司徒倩，眼里闪着慈爱的光，“你父亲说‘我女儿嗓子好，该穿最靓的戏服唱《帝女花》’。那年你才三岁，扎着两个小辫子，他抱着你说‘等你长大了，让王婆婆教你唱’，没想到……”
她没再说下去，只是拍了拍司徒倩的手，那手上的皱纹比布包上的花纹还深，却带着股安稳的力量。
司徒倩摸着戏服上的金线，那金线虽已有些暗淡，却依旧能看出当年的用心，忽然再也忍不住，眼泪大颗大颗地落在布上，晕开一小片湿痕，像落在花瓣上的露珠，晶莹剔透。
廉政公署的探员来取证据时，穿着制服，动作利落，皮靴踩在地上“咚咚”响，用证物袋装了账簿和戏本，封口时“刺啦”一声，像撕开了旧时光的伪装。
而且，王婆婆坚持要把那本蓝色封皮的戏本送给司徒倩：“你父亲说，这戏本里藏着移民的骨气，该由你们年轻人接着传下去，别让它蒙尘。”
司徒倩接过戏本，封面的“罪”字被阳光照着，忽然觉得这字更像“志”——志气的志，是移民在异乡扎根的志气，是普通人对抗黑暗的志气，是就算渺小如尘埃，也敢向太阳伸手的勇气。
当两人离开重庆大厦时，许峰忽然想起许父日记里的最后一句话：“香港的光，不该只照在中环的高楼，也该照进重庆大厦的楼道，照在每个努力生活的人脸上。”
他回头望去，粤剧社的气窗里飘出淡淡的檀香，与远处的霓虹交织在一起，像一幅新旧交织的画，粗糙，却真实得让人心头发烫。
司徒倩把收据和账簿交给探员，看着他们的车消失在街角，尾气在阳光下散成白雾，忽然握紧许峰的手：“阿峰，我们会赢的，对吗？”
许峰回握住她的手，掌心的温度透过皮肤传过来，坚定而温暖：“会的，因为公道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就像这粤剧，就算暂时没人听，调子也刻在骨子里，总会有人再唱起来。”
陈宇发动了摩托车，引擎的声音打破了午后的宁静，排气管冒出淡淡的青烟，在空气里画出一道浅浅的轨迹。
司徒倩坐上后座，手里紧紧抱着那本戏本，像抱着个沉甸甸的希望，书页的棱角硌着掌心，却让她觉得踏实——那是父亲的笔迹，是王婆婆的坚守，是无数移民仃藏在岁月里的倔强。
许峰坐在她旁边，左臂的伤口隐隐作痛，却觉得心里从未如此踏实。他知道，他们脚下的路或许还很长，沿途或许还有风雨，但只要携手同行，就没有跨不过的坎。
当然，两人彼此之间各自所付出的努力，就像戏文里唱的“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共展翅”，此刻的他们，正带着这份默契，朝着光亮的地方慢慢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