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聘会现场的喧嚣与羞辱，如同附骨之疽，紧紧跟随着我，一路蔓延至我寄居的这间城中村陋室。那两张被随手丢弃的简历，不仅仅是被扔进了垃圾桶，更像是两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扇在我试图挺起的、残存着些许幻想的脊梁上。
“张总”已死，被现实的利刃肢解，埋葬在人才市场的废纸堆里。而作为普通求职者“张某”的我，甚至连被剥削的价值都得不到认可。这种双重的、彻底的否定，比单纯的饥饿和寒冷更让人绝望。它抽走了我对未来最后一点模糊的想象，将“生存”这两个字，以最狰狞的面目推到我面前。
房间里闷热而潮湿，唯一的窗户透进来的光线被对面楼的墙壁挡去大半，使得屋内永远处于一种昏沉的暮色之中。楼下小贩的叫卖声、孩子的哭闹声、麻将牌的碰撞声，混合成一股永不停歇的、令人心烦意乱的背景噪音。
胃里的空虚感再次变得尖锐，提醒着我口袋里那仅剩的三块钱，甚至不足以支撑我到明天。恐惧，一种对彻底沦为街头饿殍的原始恐惧，像冰冷的藤蔓，缠绕上我的心脏，越收越紧。
我必须想办法弄到钱，弄到食物。任何办法。
在这个念头驱使下，一个被我刻意压抑、不愿触碰的选项，浮出了水面——电话求助。
我的手机，那部曾经24小时待命、处理着动辄千万级生意的智能手机，早已在离开北京时就因欠费而停机，最终也不知遗失在了哪个混乱的角落。此刻，我手里攥着的，是在城中村一个小卖部里，用十块钱（那是我当时身上一半的财产）买来的、最老式的诺基亚黑白屏手机。它只能打电话和发短信，待机时间长得像上个世纪的产物。里面空空如也，没有一个联系人。
但我还记得几个号码。几个曾经我以为牢不可破的、属于“自己人”的号码。
第一个，是赵强。他是我一手从底层提拔起来的副总裁，当年跟着我打江山时，曾不止一次红着眼圈说：“张总，没有您，就没有我赵强的今天！这辈子我跟定您了！” 我记得他家人生病时，我动用人脉为他联系最好的专家；他项目出错，是我力排众议替他扛下了所有压力。
我走到楼下，找到那个贴着“公用电话”红纸的小卖部窗口。守着电话的是一个打着瞌睡的老头。市内电话，一块钱五分钟。
我深吸了一口气，仿佛要踏入的不是一个电话亭，而是一个审判庭。我投下一枚珍贵的一元硬币，听着它落入钱箱的沉闷声响，然后，凭着记忆，极其缓慢地、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颤抖，按下了那串熟悉的数字。
听筒里传来“嘟…嘟…”的忙音。每一声，都敲打在我紧绷的神经上。
响了七八声，就在我以为无人接听时，电话通了。
“喂？哪位？” 是赵强的声音，听起来有些遥远，带着一丝被打扰的不耐。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喉咙发紧，声音干涩得几乎变形：“强……强子，是我。”
电话那头沉默了。足足有三四秒钟，死一般的寂静。我能听到自己如擂鼓般的心跳声。
“……张……张总？” 他的声音里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惊愕，随即，那惊愕迅速转化为一种刻意的、带着距离感的冷静，“您……您怎么用这个号码？”
“我……我手机丢了。”我艰难地开口，感觉每一个字都像在往外掏着内脏，“我现在……在南方，遇到点困难。强子，你手头……方不方便？能不能先借我点钱应应急？不多，三五千就行，等我找到工作立刻还你！”
我一口气说完，生怕中途失去勇气。电话那头又是一阵沉默，这次，我能清晰地听到他那边似乎有酒杯碰撞和隐约的谈笑声，像是在某个饭局上。
“哎呀，张总……”他的声音再次响起，语气变得极其“诚恳”，却又带着一种显而易见的推脱，“您看您这话说的，您这么大的老板，还能缺这点钱？是不是在考验我呢？呵呵。”
我的心一点点沉下去。
“我是说真的，强子。”我试图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更可信，更可怜，“我现在真的很难，工作也没找到，吃饭都……”
“张总！”他打断了我，语气加重了几分，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为难”，“不是我不帮您！是……是邹总那边……您知道的，现在公司是他当家。他明确说过，谁要是跟您……唉，我这位置也难做啊！家里老婆孩子也指着我这点工资呢……要不，您再找找别的路子？以您的人脉和本事，肯定没问题的！”
他说得冠冕堂皇，滴水不漏，把责任推给了邹帅，推给了家庭，唯独没有一丝一毫念及旧情。
“我……”我还想再说点什么。
“哎呀，张总，我这边信号不太好！客户等着呢，先挂了啊！您多保重！” 话音未落，听筒里便传来了急促的“嘟嘟”忙音。
他挂断了。
干脆，利落，没有一丝犹豫。
我握着话筒，僵在原地。听筒里传来的忙音，像无数根细针，扎着我的耳膜。小卖部老头抬起眼皮瞥了我一眼，又漠然地低下头去。
一块钱，买来了五分钟的通话时间，实际只用了一分多钟。买来了一场赤裸裸的、关于人走茶凉的现场教学。
我不甘心。或者说，是生存的本能逼着我不甘心。
我摸了摸口袋里最后两枚一元硬币，咬了咬牙，投下了第二枚。
第二个号码，是刘薇。曾经的董事长办公室主任，我最得力的助手之一，一个看似温婉、实则精明的女人。她掌握着我几乎所有的行程和私人联络方式，我曾视她为心腹。
电话接通得很快。
“喂，您好？”她的声音依旧清脆干练。
“刘薇，是我。”我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哀求。
“……老板？”她的声音瞬间压低，充满了警惕，“您……您还好吗？现在在哪里？”
“我不太好。”我直接说道，“我需要帮助，刘薇。看在过去的情分上，借我一点钱渡过难关。”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我几乎能想象到她此刻正在飞快地权衡利弊。
“老板，”她的声音恢复了那种职业性的柔和，却带着一种冰冷的隔阂，“听到您的声音，我真的很高兴，说明您没事。但是……借钱这个事情……说实话，我现在也挺难的。您知道的，我刚买了房，每个月房贷压力很大。而且……而且邹总上任后，对公司人事和财务抓得很紧，我们这些老人都被盯得很死……我实在是……有心无力啊。”
她的拒绝，比赵强更“体面”，更“无奈”，却也更加彻底。她甚至没有给我留下任何纠缠的余地，直接用房贷和邹帅的压力封死了所有可能。
“我明白了。”我听到自己干巴巴地说。
“老板，您别怪我。”刘薇的声音里甚至带上了一丝恰到好处的“哽咽”，“这个社会就是这么现实……您多保重身体，总会好起来的。”
又是一阵忙音。
第二块钱，换来的是更精致的虚伪和更彻底的抛弃。
口袋里，只剩下最后一枚硬币了。它在我手心，被汗水浸得湿滑冰冷。
我还记得一个号码。李哲，一个我曾资助他完成学业的年轻人，后来进了观澜，我把他当弟子一样培养。他曾经说过，我是他生命中的贵人。
绝望中，人总是倾向于相信那些看似最纯粹的情感。
我投下了最后一枚硬币。这是最后的希望，也是最后的赌注。
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
“喂？”是李哲的声音，带着年轻人特有的朝气，但背景音有些嘈杂。
“李哲，是我。”我的声音已经带上了无法掩饰的疲惫和沙哑。
“张……张总？！”他的声音瞬间提高了八度，充满了毫不掩饰的震惊，“您……您怎么……您没事吧？您现在在哪儿？”
他连续的问话，带着一种真实的关切，让我几乎冰封的心脏感受到一丝微弱的暖意。
“我遇到麻烦了，李哲。”我几乎是带着哭腔，“我现在身无分文，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你能不能……先借我一点，几百块也行！”
“啊？！”李哲的声音充满了错愕，“怎么会这样？！邹总他们也太……张总，您别急！您告诉我您在哪儿，我……我看看能不能想想办法！”
他的反应让我几乎要哭出来。到底还是有人念旧情的！
“我在G省，L市。”我急忙说道。
“G省L市……”他重复了一遍，随即，语气变得有些犹豫和为难，“张总……那个……我……我最近手头也挺紧的。您知道的，我女朋友家里要求买房，首付还差一大截……我所有的钱都……都凑进去了。几百块……我……我微信和银行卡里加起来可能都不到一百块了……”
刚刚升起的那点暖意，瞬间被一盆冰水浇灭。
“哦……这样啊。”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变得空洞。
“张总，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李哲在电话那头连连道歉，声音里充满了愧疚，“我……我要是有点办法，一定帮您！可是……唉！要不……您再问问别人？萨米尔先生他们？或者……以前的那些合作伙伴？”
他给我指了一条条看似可行、实则早已断绝的道路。
“算了，没事了。”我打断了他，“你……好好工作吧。”
“张总，您一定要保重啊！等我这阵子缓过来，我一定……”李哲还在急切地表态。
但我已经不想再听下去了。我默默地挂断了电话。
最后一枚硬币用完了。
我所有的希望，也随着这三次通话，彻底耗尽。
我站在小卖部门口，午后的阳光透过城中村狭窄的“一线天”照射下来，却感觉不到丝毫温暖，只有一种被曝晒的、无处遁形的灼痛。
赵强的推脱，刘薇的无奈，李哲的愧疚……形式不同，内核却惊人一致——拒绝。在他们的话语体系里，我成了一个需要被切割、被回避的“麻烦”，一个不再具有任何价值、反而可能带来风险的“过去式”。
人走茶凉，树倒猢狲散。这些古话，直到此刻，我才用如此惨痛的方式，读懂了它们血淋淋的含义。
我攥着那部冰冷的、再无用处的老式诺基亚，像攥着一块墓碑。它埋葬了我对过去人脉的所有幻想。
口袋里，空空如也。
胃里，空空如也。
心里，也一片冰冷的荒芜。
楼下的喧嚣依旧，生活的洪流滚滚向前。但这一切，都与我无关了。我被彻底地、干净地，抛弃在了这个社会的边缘。
下一步，还能去哪里？还能找谁？
我看着城中村肮脏、混乱的街道，第一次感觉到，这条看似充满“生活气息”的路，其实是一条深不见底的、正在将我缓缓吞噬的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