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用卦象丈量世界，算尽利弊盈亏；如今，我的世界只剩下这方寸灶台，熬煮着柴米油盐。可我偏要从这烟火里，一步步找回丢失的自己——不是为了夺回什么，是为了弄明白，我本该是谁。
意识，是被一种极其尖锐的饥饿感硬生生刺穿的。
这种感觉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应酬前的腹中空空，那是一种带着明确期待的空虚。此刻的饥饿，是纯粹的、野蛮的、从胃袋深处蔓延开来的生理性灼痛，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里面用力揉搓着一团粗糙的砂纸。
我猛地睁开眼，映入眼帘的却并非熟悉的景象，而是一片模糊的、泛着污渍黄晕的天花板。一股浓重得化不开的、混合着霉味、隔壁廉价油烟味、以及角落里若有若无尿骚味的空气，霸道地涌入鼻腔，呛得我一阵咳嗽。
这里是……哪里？
记忆如同断了片的录像带，混乱且充满噪音。冰冷的雨水，沉默的老人，那碗寡淡到令人作呕的阳春面，还有……那张最终被消耗掉的、带着我全部耻辱的百元假钞。
假钞！
我猛地从那张只铺了一层薄薄褥子的硬板床上坐起，动作太快，引得一阵头晕目眩。我下意识地伸手向裤袋摸去——空的。除了几张皱巴巴、浸过雨水又阴干的零碎毛票，加起来可能不到十块钱，那里一无所有。
那九十七块钱“找零”——我用灵魂的肮脏和一件顶级羊绒家居服换来的，最终以这样一种方式，变成了我此刻苟延残喘的资本。其中五十块，变成了我身下这张床一个月的“使用权”。另外不到五十块，是我接下来生存的全部依仗。
昨晚，就是靠着那几十块钱，我像一条寻找腐肉的鬣狗，在这座陌生城市迷宫般的“城中村”里逡巡。灯光昏暗，电线如同扭曲的黑色蛛网，在头顶杂乱交织。巷子窄得仅容一人通过，两侧是密密麻麻的“握手楼”，墙壁上贴满了各种“通下水道”、“专业开锁”的小广告，以及斑驳的、色彩俗艳的租房信息。
我敲了好几家的门。开门的房东，有的睡眼惺忪，带着被打扰的不耐；有的则用审视货物般的眼神上下打量我，尤其在我那身与环境格格不入的狼狈上停留许久，然后冷冷地报出一个我无法承受的价格，或者直接以“没房了”搪塞关门。
绝望，如同这南方城市夜晚湿冷的空气，一点点渗透进我的骨髓。
直到我遇到现在这家的房东，一个穿着跨栏背心、挺着啤酒肚、趿拉着塑料拖鞋的中年男人。他正在一楼自家开的小卖部门口，就着一碟花生米喝啤酒。他打量我的时间更长，眼神里的精明几乎凝成实质。
“租房？”他嘬了口酒，瓮声瓮气地问。
“……是。最便宜的，单间。”我的声音干涩。
他报了个数：“四百，押一付一。水电另算。”
我的心沉了下去。“我……我现在只有五十。”我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脸上火辣辣的，“能不能……先租一个月？就一个月！下个月我一定补齐！”
他嗤笑一声，像听到了什么笑话：“五十？老弟，你当我是开善堂的？五十块，住桥洞去吧！”
“求您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卑微感支配了我，我几乎要给他鞠躬，“就五十！我先住下，找到工作立刻补上！我……我可以多帮您干活！打扫卫生什么的都行！”
他眯着眼，又打量了我一遍，似乎在评估我这话的可信度，或者说，在评估我这具躯壳还能榨取出多少剩余价值。半晌，他才不耐烦地挥挥手：“行了行了，算我倒霉！五十就五十，先住一个月！不过话可说前头，下个月这时候，要是见不到剩下的三百五，立马给我卷铺盖滚蛋！水电费按表算，一分不能少！”
就这样，我用五十块钱，和几乎丧失殆尽的尊严，换来了这个位于顶楼（六楼，没有电梯）、面积不足八平米、只有一个狭窄窗户对着隔壁墙壁的“单间”。房间里除了一张硬板床，一个摇晃的破木桌，再无他物。唯一的“电器”是一个悬在头顶、沾满油污的昏黄灯泡。
此刻，我就坐在这张床上，环顾着这个逼仄、肮脏、散发着腐朽气味的空间。这就是我的“新家”。从坐拥京城顶级豪宅“观澜居”，到蜷缩在这城中村的违章建筑里，这其中的落差，大得足以摔碎任何人的神经。
胃部的抽搐再次袭来，不容我继续沉浸在自怜自艾中。生存，是眼前最紧迫的问题。
我挣扎着下床，腿脚依旧有些虚软。走到那个狭窄的窗户前，推开布满污垢的窗扇，更多的声音和气味涌了进来。楼下早点摊的吆喝声，摩托车的轰鸣声，小孩的哭闹声，还有各家各户传来的、听不懂的方言对话……所有这些，混合成一股庞大、粗糙、充满底层生命力的声浪，将我牢牢包裹。
我摸出口袋里那几张残余的纸币和硬币，仔细数了数：八块五毛钱。
这就是我的全部资产。
我深吸一口气，带着一种上刑场般的决绝，走出了这个“家”。木门关合时发出刺耳的“吱呀”声，甚至没有锁——房东说，五十块钱不配用锁，让我自己用凳子顶上。
楼道里更加昏暗，堆满了各家的杂物和垃圾。墙壁上遍布涂鸦和小广告。小心翼翼地下到一楼，穿过那条湿漉漉、总是像刚拖过地一样的巷道，来到了稍微开阔一点的村内“主干道”。
这里简直是另一个世界。店铺林立，卖着廉价的服装、山寨的电子产品、各种我从未见过的本地小吃。人流熙攘，摩肩接踵。空气里混杂着食物香气、汗味、垃圾味和劣质香水味，浓郁得几乎令人窒息。
我的目标明确——填饱肚子。
我走到一个卖馒头的小摊前。摊主是个围着油腻围裙的大妈，正手脚麻利地给顾客装袋。
“馒头，多少钱？”我问，声音不大。
“一块五一个。”大妈头也不抬。
一块五。我摸了摸口袋里那枚冰凉的五毛硬币和几张一元纸币。我买得起。
“要一个。”我将一张一元和一枚五毛硬币递过去。
大妈接过钱，随手从笼屉里拿出一个馒头，用薄薄的透明塑料袋一装，递给我。整个过程不超过五秒钟，没有多余的眼神交流。
我拿着这个用最后“巨款”换来的馒头，走到一个相对人少的墙角。馒头是冷的，硬邦邦的，表皮有些发干。我咬了一口。
粗糙，干噎，带着一点发酵过头的微酸。在口腔里需要费力地咀嚼，才能勉强下咽。
没有“食卦”，没有关于面粉产地、工艺水准、甚至摊主心情的任何信息反馈。我的味蕾，仿佛也随着异能的消失而死去了，只剩下最基本的、动物性的味觉感知——能分辨出“可食用”与“不可食用”，仅此而已。
我机械地咀嚼着，吞咽着。脑海里却不合时宜地浮现出过往的画面：米其林餐厅里那些精致的面点，每一道都蕴含着厨师的心血和顶级食材的本味，我曾能从中“品尝”出烹饪的火候、摆盘的艺术，甚至宴请方隐藏的意图……那些“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奢华，与此刻口中这冷硬粗糙的馒头，形成了世界上最残酷、最尖锐的对比。
原来，剥离了所有附加的价值、信息、地位和象征之后，食物最根本的意义，真的就只是“果腹”。
一个馒头下肚，那尖锐的饥饿感稍微缓解，但远未满足。胃里像是被塞进了一团冰冷的、沉重的棉花，非但没有舒适感，反而带来一种更深的、精神上的饱胀与不适。
我靠在冰冷的墙壁上，看着眼前川流不息的人群。他们大多行色匆匆，脸上带着为生活奔波的疲惫与麻木。有刚下夜班的年轻工人，眼里布满血丝；有提着菜篮、和小贩为了几毛钱激烈争吵的中年妇女；有穿着校服、一边啃着包子一边赶路的学生……
我曾经俯瞰着他们，如同俯瞰蝼蚁。如今，我成了他们中的一员。不，我甚至不如他们。他们至少还有一份工作，一个明确的方向，一个可以回去的、或许不那么舒适但至少稳定的“家”。而我，除了这个用五十块钱租来的、随时可能被赶出去的角落，一无所有。
一种巨大的茫然和孤独感，如同这城中村污浊的空气，将我紧紧包裹。我不知道接下来该去哪里，能去哪里。找工作？我那张写满辉煌履历的纸，在这里只会是一个笑话。去求助？电话本里的那些名字，此刻回想起来，只剩下冰冷的忙音和刻薄的嘲讽。
我就像一颗被从原来的轨道上狠狠抛出的行星，失去了所有的引力与方向，在冰冷、黑暗的宇宙中漫无目的地漂浮。
手里，还捏着那个装过馒头的、油腻的塑料袋。
风一吹，塑料袋脱手而出，在地上翻滚了几下，被一个路人不经意地踩过，粘上了更深的污渍。
我看着它，仿佛看到了我自己。
曾经的“张总”，那个能用“食卦”搅动风云的人物，已经彻底死了。死在了邹帅的假钞里，死在了那碗阳春面中，死在了这城中村第一个清晨，这个冷硬的馒头之下。
现在活着的，只是一个为了“管饭”而挣扎，连名字都快要被遗忘的……无名之辈。
我站直身体，最后看了一眼那个肮脏的塑料袋，然后转身，重新汇入了那庞大、混乱、充满底层生命力的人流之中。
下一步该怎么走？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如果停下来，就真的只能像那个塑料袋一样，被彻底踩进泥里，再无踪迹。
凡尘炼心，这炼狱的第一课，便是将这“生存”二字，用最粗粝的方式，刻进骨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