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审查小组的牌子，在一种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涌动的氛围中，挂在了青州重机厂史馆旁边一栋临时腾出的小楼门口。小组正式运作的第一次会议，气氛就有些微妙。主持会议的常务副组长，省国资委副主任张建设，是位面相敦厚、行事稳妥的老资格官员，深谙平衡之道。他首先强调了省委督导组和高秘书长的重要指示，重申了审查工作“实事求是、把握分寸、服务改制”的总基调，言语间不时看向坐在一旁的高长河秘书（代表高长河与会）和市纪委副书记赵志刚（小组副组长）。
会议的第一个实质性议题，是确定查阅档案的优先级和范围。高长河的秘书率先抛出方案：“建议先从产权清晰、关系改制的近期档案入手，比如近十年的董事会纪要、资产评估报告、重大投资决策记录等。这些材料直接关系到改制交易的合规性和定价依据，是当务之急。”
这话听起来无可挑剔，符合“服务改制”的大原则，但其潜台词是：将审查重心引向近期可能存在的经济问题（这或许是高长河希望看到的，可以用来敲打某些人，但又不会引爆历史炸弹），而避开七十年代那个敏感的历史雷区。
赵志刚立刻接口，语气平和却立场坚定：“张组长，秘书长的意见很重要。不过，考虑到这次审查的初衷也包括厘清历史遗留问题，特别是林国栋老省长都关切的问题，我建议还是应该按照时间顺序，系统性地查阅，尤其是‘星火’项目时期的核心技术档案、事故报告以及相关的人事决策记录。很多当前问题的根源，往往深植于历史之中。忽视了源头，恐怕难以真正‘服务改制’。”
他巧妙地将林国栋这面大旗再次竖起，让人难以反驳。
张建设沉吟了一下，打起了太极：“两位说的都有道理。我看是不是可以兵分两路？一路侧重近期改制相关档案，确保改制进度不受影响；另一路呢，侧重历史技术档案的梳理评估。这样可以齐头并进，提高效率。”他试图用“分工”来模糊焦点，实际还是将历史审查降格为与技术性评估并列的选项。
“我同意分工的思路。”赵志刚似乎早有准备，“不过，考虑到历史档案的专业性和复杂性，以及可能存在的关联性，我建议两路之间必须建立畅通的信息共享和联合研判机制。比如，查阅近期产权交易档案时，如果发现其依据的技术标准或资产估值与历史原始数据存在重大出入，就应及时与历史审查组联动，追根溯源。反之，历史审查中发现的问题，也应及时评估其对当前改制可能造成的法律和资产风险。这样才能真正体现‘系统性’和‘彻底性’。”
他这番话，堵死了张建设试图将历史与现实割裂开的企图，强调了两者必须联动，实际上是将历史审查的触角，巧妙地延伸到了当前改制工作的核心领域。
高长河的秘书脸色不太好看，但赵志刚的话在程序上无懈可击。最终，会议勉强通过了“分工协作、信息联动”的原则。但谁都明白，真正的较量，将在接下来具体档案的调阅、查阅和解读过程中展开。
档案调阅的第一天，硝烟味就悄然弥漫。厂史馆保密库房的接待室里，审查小组的两路人马几乎同时到达。负责近期档案的省国资委干部，拿着长长的清单，要求调阅近五年所有的董事会会议纪要、纪要附件以及相关的财务审计报告。而赵志刚带领的历史审查组，则要求调阅“星火”一期所有的项目日志、实验记录、事故调查报告（77年）以及当时厂党委和革委会的相关会议记录。
厂史馆的老馆长面露难色。有些近期档案涉及商业机密，按规矩需要一定的审批程序；而有些历史档案，则尘封已久，整理需要时间，更重要的是，其敏感性让老馆长本能地感到紧张。
高长河的秘书立刻在一旁施压：“改制工作时间紧任务重，近期档案要优先保障，特事特办，手续可以后补。”意在挤占资源，拖延历史组的进度。
赵志刚则不慌不忙，拿出小组的红头文件和林国栋此前关心历史问题的相关报道（巧妙剪辑过的），对老馆长说：“老师傅，历史档案的梳理是省委领导都高度关注的事情，关系到很多老同志的声誉和历史的公正。手续问题我们按程序办，但调阅工作请务必配合。如果人手不够，我们可以从市档案馆派专人过来协助整理。”
一个抬出改制压人，一个搬出历史和老同志的情怀感人，让老馆长左右为难。最后还是张建设出来和稀泥，决定厂史馆增派人手，两组档案同时整理调阅，但每次调阅数量不宜过大，且必须履行严格的登记手续。
这看似公平的决定，实则对历史组更为不利。因为历史档案数量庞大且杂乱，整理和查阅需要更多时间和精力，而“严格登记”则意味着历史组的每一次调阅、甚至每一次对某份档案的特别关注，都会留下记录，处于被监控之下。
赵志刚心中冷笑，表面却欣然同意。他知道，真正的战斗不在调阅速度，而在档案内容的挖掘和解读上。他带来的团队中，除了市纪委和档案馆的人，还有一位不起眼的、戴着厚厚眼镜的“技术顾问”——正是齐昊通过孙正清安排的那位经侦骨干。他的任务，就是在浩如烟海的故纸堆中，找到那根能连接起历史与现实的“金线”。
接下来的几天，小楼里静悄悄，只有纸张翻动的沙沙声和偶尔的低声讨论。高长河的秘书时常“关切”地过来巡视，主要是看历史组的进展。他发现赵志刚等人似乎进展缓慢，常常对着一份枯燥的技术图纸或会议记录一研究就是大半天，看起来确实像是在进行纯粹的“历史评估”，稍微放松了警惕。
但他并不知道，那位“技术顾问”已经在一份1977年下半年的厂党委会议记录摘要的背面（当时纸张紧缺，常用废弃文件背面记录），发现了一行模糊的、似乎是不经意记下的电话号码片段和“王、急”字样的潦草笔记。而这个电话号码区段，经秘密核实，属于当时省国防科工办某位领导的专线。时间点，恰好在苏晓兰事故发生后不久！
与此同时，在近期档案组那边，一位细心的市审计局干部发现，三年前一份关于厂区某块边缘土地处置的评估报告中所引用的地质数据，与十年前另一份技术档案的记录存在明显矛盾，而这份评估报告最终导致了该地块被低价转让给一家刚刚成立不久的民营公司，这家公司的法人代表，经查，与现任重机集团某位副总工程师是姻亲关系。
赵志刚得知后，不动声色地将两份发现“偶然”地联系在了一起：历史组发现的“电话号码”暗示了当年事故后可能存在的向上汇报和外部干预；而近期组发现的“评估疑点”则显示了当前改制中可能存在的利益输送。他指示两组“按照程序”，各自形成书面疑点报告，按流程提交给常务副组长张建设。
两份来自不同领域、看似毫不相干的疑点报告，同时摆上张建设的案头，让他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他本能地想将其压下，或者淡化处理，但两份报告都程序合规、依据清晰，他找不到理由拒绝。更重要的是，他知道，赵志刚既然敢报上来，就一定有后手。
他只好硬着头皮，将两份报告作为“需关注事项”，一并上报给了高长河。
高长河看到报告后，脸色阴沉得可怕。他没想到，审查才刚刚开始，就真的挖出了东西，而且还是历史和现实相互关联的线索！赵志刚和周敏，这是摆明了要借审查之机，步步为营，将战火从历史引向当前，从技术问题引向人事和腐败问题！
他不能再坐视不管。他指示张建设：立刻召开小组全体会议，对这两份报告进行“集体研判”，明确要求“要谨慎定性，避免主观臆断，一切结论要以扎实的证据链为基础”。
一场围绕两份疑点报告解读的“集体研判会”，即将成为审查小组内部新一轮交锋的战场。高长河要通过这次会议，给审查工作“定调子”、“划边界”，将可能燃起的火苗及时扑灭。而赵志刚和周敏，则要利用这次“合法”的会议，将疑点公开化，迫使审查走向深入。
档案室里的硝烟，终于弥漫到了会议的台面上。每一份沉默的档案，都仿佛成为了无声的证人，等待着有人能解读出它们承载的真实历史。而那把名为“审查”的手术刀，在各方力量的牵引下，正小心翼翼地逼近真相的核心，也逼近权力格局最敏感的神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