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乐圣”万宝常传：把木头玩成天籁，却穷到饿死的音乐怪才
第一章 从官二代到“乐工打工人”：“乐圣”的起点有点惨
隋朝开皇初年的某个清晨，长安城外的乐工署里，一个穿着粗布短打的年轻人正蹲在墙角，对着一根破竹子发呆。旁边的老乐工拍了拍他的肩膀：“万宝常，别琢磨了！这竹子都裂了，还能吹出个啥？赶紧跟我去给太守大人的寿宴排练，要是出了错，咱们俩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年轻人抬起头，眼里还盯着那根竹子，嘴里嘟囔着：“裂了怕啥？我把裂口补一补，再调整下竹节的间距，说不定比新的还好听……”
老乐工翻了个白眼，心里直犯嘀咕：“这万宝常怕不是个傻子？放着好好的差事不干，天天跟破木头、烂竹子较劲，忘了自己以前是啥身份了？”
老乐工没说错，万宝常还真不是“普通乐工”——他祖上是南北朝时期的官宦世家，父亲万大通曾在南朝陈做过散骑常侍，相当于皇帝身边的“高级秘书”。按说万宝常该是个养尊处优的“官二代”，琴棋书画样样精通，长大后继承家业当大官。可偏偏他命不好，赶上了“改朝换代”的乱世：南朝陈被隋朝灭了，他父亲因为不肯归顺隋朝，偷偷策划谋反，结果事情败露，被隋文帝杨坚砍了头。
父债子还，年仅十岁的万宝常瞬间从“官二代”变成了“罪臣之子”，按隋朝律法，直接被发配到乐工署当“乐工”——这身份说好听点是“搞音乐的”，说难听点就是“宫廷打杂的”，不仅要天天排练、给官员演出，还没工资，只能领点勉强糊口的粮食。
换做别人，遭遇这种“从云端跌进泥坑”的变故，要么自暴自弃，要么怨天尤人。可万宝常不一样，他一进乐工署，眼睛就亮了——这里有吹的、弹的、敲的各种乐器，虽然大多是旧的、破的，但在他眼里，比金银珠宝还稀罕。
他小时候就显露出“音乐天赋”：别的小孩玩泥巴的时候，他跟着家里的乐师学弹琴；别的小孩背唐诗的时候，他能听着窗外的鸟叫，用笛子把鸟叫的调子吹出来。那时候家里的乐师就说：“这孩子耳朵太灵了，将来肯定是个‘音乐奇才’。”
现在成了乐工，虽然身份掉了级，但好歹能天天跟乐器打交道。万宝常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音乐上：别人排练完就偷懒睡觉，他抱着破旧的琵琶琢磨指法；别人嫌弃旧乐器不好用，他拿着工具修修补补，把裂了的笛子补好，把走了音的编钟调准。
有一次，乐工署来了一套新的“编磬”（用石头做的打击乐器），负责验收的官员敲了敲，觉得声音不对，却找不出问题在哪。乐工们围着编磬看了半天，都摇头说“没辙”。这时候万宝常凑了过去，没碰编磬，只是让官员再敲一遍。官员敲完，万宝常指着其中一块磬说：“这块磬的底部太厚了，声音传不出来，得磨掉一点；还有那块，边缘有个小缺口，所以声音发飘，补上就行。”
官员半信半疑，让人按万宝常说的做。等磨好、补好再敲，编磬的声音清亮又整齐，比之前好听十倍。官员又惊又喜，拍着万宝常的肩膀说：“你这耳朵也太神了！比专门的乐师还厉害！”
从那以后，乐工署里的人都知道，有个叫万宝常的年轻乐工，耳朵比“仪器”还准，不管什么乐器出了问题，只要他听一听，就能找到毛病。有人开始叫他“听音神手”，可万宝常自己不在意——他在意的不是别人怎么叫他，而是怎么把音乐做得更好。
只是谁也没想到，这个蹲在墙角修竹子的年轻人，后来会成为被后世尊为“乐圣”的男人；更没人想到，他这一辈子，会把音乐玩到“天花板”，却把日子过到“地板砖”，最后连口饱饭都吃不上。
第二章 “耳朵比仪器还准”：万宝常的“音律开挂人生”
要是放在现代，万宝常绝对能靠“耳朵”横扫音乐圈：既能当顶级调音师，又能做音乐制作人，说不定还能兼职“乐器质量检测员”——因为他的耳朵，比当时最精密的“律管”（古代定音工具）还准，时人送他第一个雅号：“听音神手”。
这“听音神手”的本事，可不是吹的，《隋书·万宝常传》里记载的一件事，能把你惊掉下巴。
话说隋朝开皇五年（公元585年），隋文帝觉得宫廷音乐太“乱”——当时的音乐混杂了南朝、北朝还有少数民族的调子，没有统一的标准，听起来不伦不类。于是他下旨，让大臣郑译牵头，修订一套新的“音律制度”，相当于现在制定“音乐国家标准”。
郑译找了一群懂音乐的大臣和乐师，折腾了大半年，终于搞出一套“新律”。他兴冲冲地带着乐师们去皇宫演奏，想让皇帝夸夸自己。隋文帝听了，觉得还行，但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又说不上来。
这时候有人想起了乐工署的万宝常，说：“陛下，乐工署有个叫万宝常的，耳朵特别灵，不管什么音乐，他一听就能找出毛病，不如让他来听听？”
郑译一听就不乐意了：“我是朝廷大臣，找的都是顶级乐师，一个小小的乐工，懂什么音律？这不是丢我的脸吗？”
可隋文帝好奇心重，还是让人把万宝常召进了宫。万宝常来了之后，穿着粗布衣服，站在一群穿官服的大臣中间，显得格格不入。郑译没好气地说：“我们刚定了新律，你听听，有什么问题？”
万宝常没说话，只是闭上眼睛。等乐师们演奏起来，他的眉头一会儿皱，一会儿舒。演奏完了，隋文帝问他：“怎么样？这新律好不好？”
万宝常睁开眼，直接说：“陛下，这套新律有问题，音准差了‘半律’。要是用这套音律演奏，普通人听不出来，但时间长了会让人觉得‘烦躁’，而且不符合天地自然的声音。”
郑译当场就炸了：“你胡说八道！我们这么多人研究了大半年，怎么会差半律？你一个乐工，懂什么‘天地自然’？”
万宝常也不慌，说：“大人要是不信，我可以现场证明。您让人拿一支律管来，我能听出它的音高；再拿一块石头，我能敲出和律管一样的声音。”
郑译还真不信邪，让人拿来一支律管，吹了一下。万宝常听完，找了一块石头，用小锤子敲了敲，又调整了一下敲击的位置，再敲——那声音和律管一模一样，连在场的乐师都看呆了。
接着，万宝常又指着郑译新律里的一支笛子说：“这支笛子的第三孔太靠上了，所以吹出来的‘商调’偏高，只要把孔往下移一分，音就准了。”
郑译让人按他说的做，改完之后一吹，果然音准了。郑译的脸一会儿红一会儿白，说不出话来。隋文帝哈哈大笑：“万宝常，你这耳朵真是‘神了’！比郑译他们这群大臣还管用！”
从那以后，万宝常的“听音神手”就出了名。不管是宫廷里的乐器，还是民间的歌谣，只要他听一听，就能说出个子丑寅卯。
有一次，长安城里来了个卖琵琶的商人，自称卖的是“祖传琵琶”，声音“天下第一”。很多人去买，商人开价很高，还说：“谁要是能挑出这琵琶的毛病，我分文不取！”
万宝常路过，也凑过去听。商人见他穿得寒酸，不屑地说：“你一个穷乐工，也懂琵琶？别耽误我做生意！”
万宝常没理他，只是让商人弹一曲。商人弹完，万宝常说：“这琵琶的面板太薄了，弹慢曲子还行，弹快曲子就会‘颤音’；而且琴轴太松，弹着弹着音就跑了。你要是把面板换厚一点，琴轴缠上几圈丝线，这琵琶才算能用。”
商人半信半疑，按万宝常说的改了。改完之后再弹，琵琶的声音果然稳了，弹快曲子也不颤了。商人又惊又愧，非要把琵琶送给万宝常，万宝常却摆手说：“我只是实话实说，不用谢我。”
还有一次，一个官员家里办宴会，请了乐师来演奏。乐师们弹得正高兴，万宝常突然站起来说：“停！你们的古筝音准错了，‘羽调’低了半音，再弹下去，会让客人觉得不舒服。”
乐师们一开始不服，说万宝常“多管闲事”。可官员让他们调了调古筝，再弹——果然，之前觉得“别扭”的感觉没了，声音好听多了。官员赶紧给万宝常道歉，还留他吃饭，说：“先生真是‘听音神手’，今天要是没有您，我的宴会就砸了！”
万宝常的“耳朵”越来越出名，甚至有人说他能“听声辨人”——听一个人说话的声音，就能知道这个人的性格；听一个地方的歌谣，就能知道这个地方的风俗。但万宝常自己知道，他的“耳朵”不是天生的“神耳”，而是靠后天练出来的：他每天都会听窗外的风声、雨声、鸟叫声，把这些自然的声音记在心里；他会反复听各种乐器的声音，哪怕是破铜烂铁敲出来的，他也能从中找出“音律”。
只是当时的人不理解，他们觉得万宝常是“怪物”——一个乐工，不好好干活，天天琢磨这些“没用的”，不是怪物是什么？可他们不知道，这个“怪物”，正在用他的“神耳”，为中国音乐史埋下一颗“重磅炸弹”。
第三章 dIY乐器大师：把木头竹子玩成“天籁神器”
如果说“听音神手”是万宝常的“基础技能”，那“dIY乐器”就是他的“进阶技能”。别人造乐器靠“钱”，买好材料请好工匠；万宝常造乐器靠“手”，捡块木头、挖根竹子，就能做出比“大牌乐器”还好用的“神器”，人们又给他加了个雅号：“乐器鲁班”。
万宝常当乐工的时候，穷得叮当响，连件像样的乐器都买不起。乐工署里的乐器，要么是旧的，要么是破的，想练琴都没趁手的。怎么办？万宝常眼珠一转，开始“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他去城外捡别人不要的木头、竹子，回家之后，用小刀一点点削，用砂纸一点点磨，硬是做出了一把又一把乐器。
他做的第一把乐器是“琵琶”。当时乐工署的琵琶都快散架了，弦也断了两根。万宝常捡了一块老桐木，回家后，先把木头锯成琵琶的形状，再在中间挖个洞，然后找了几根粗丝线当弦，最后用动物的筋做了个“琴马”。等做好了，他抱起来一弹——那声音清亮又浑厚，比乐工署里最好的琵琶还好听！
乐工署的老乐工们见了，都围过来看，摸着琵琶说：“万宝常，你这手艺也太厉害了！这木头明明是别人烧火用的，怎么到你手里就变成宝贝了？”
万宝常笑着说：“木头不分好坏，只要纹理顺、密度够，就能做乐器。关键是要找对‘发声点’，比如这桐木，中间挖的洞大一点，声音就浑厚；小一点，声音就清亮。”
从那以后，万宝常就成了乐工署的“兼职乐器修理工”——不管是谁的乐器坏了，只要找他，他准能修好，而且修完之后，乐器的声音比以前还好。有人给他送钱，他不要；有人给他送吃的，他也只收一点点。他说：“我修乐器不是为了钱，是因为我喜欢乐器，见不得它们坏了。”
后来，万宝常不满足于“修乐器”，开始“造新乐器”。他觉得当时的“笛子”只有六个孔，能吹的调子太少，于是就琢磨着加孔。他试了加一个孔，不行；加两个孔，还是不行。直到加了三个孔，变成九个孔，再一吹——能吹的调子多了一倍，而且声音更灵活，能吹出以前吹不出来的“滑音”和“颤音”。
他把这把“九孔笛”拿到乐工署演奏，乐师们都听呆了。有个老乐师说：“万宝常，你这笛子太神了！以前吹《梅花三弄》，总觉得少点味道；用你这笛子吹，感觉梅花都活过来了！”
万宝常还造过一种叫“水尺律”的定音工具。当时的乐师定音，全靠“耳朵”凭感觉，没有统一的标准，经常出现“你觉得准，我觉得不准”的情况。万宝常想了个办法：他找了一根空心的竹子，在竹子上刻上刻度，然后往竹子里装水，通过调整水位的高低来定音——水位高，声音低；水位低，声音高。这样一来，定音就有了“标准”，不管是谁，只要看着水位，就能定出准确的音高。
这“水尺律”一出来，就成了乐工们的“宝贝”。以前定音要花大半天，现在半个时辰就能搞定。有人说：“万宝常，你这‘水尺律’比古代的‘律管’还好用，简直是‘定音神器’！”
万宝常最牛的一次“dIY”，是造了一套“八十四调”的乐器。当时的音乐，只有“十二律”，能组合出来的调子很少，限制了音乐的创作。万宝常觉得不够，就想：“既然十二律能组合，那能不能多加点律？”他反复研究，最后提出了“八十四调”的理论——简单说，就是把十二律和“七声”（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组合起来，能产生八十四种不同的调子，比以前多了七倍！
理论有了，还得有乐器来演奏。万宝常又开始动手造乐器：他造了新的琴、新的瑟、新的编钟，每一种乐器都能演奏“八十四调”。等这套乐器造好，他在乐工署里演奏了一曲自己编的《八十四调新曲》——那声音一会儿激昂，一会儿婉转，一会儿欢快，一会儿悲伤，听得乐工们都入了迷，有人甚至哭了出来，说：“活了这么大，从来没听过这么好听的音乐！”
可谁也没想到，这套“八十四调”的乐器，还有他的“水尺律”，后来会成为他的“麻烦”——因为太厉害了，得罪了当时的“音乐权威”，给自己的职场生涯埋下了“雷”。
第四章 八十四调横空出世：音乐界的“牛顿定律”来了
万宝常最牛的成就，不是“听音神手”，也不是“乐器鲁班”，而是他提出的“八十四调”理论——这玩意儿相当于音乐界的“牛顿定律”，直接改写了中国音乐的发展方向，也让他彻底坐稳了“乐圣”的宝座。
在万宝常之前，中国的音乐一直用“十二律”和“五声”（宫、商、角、徵、羽）组合，能玩出的调子只有三十种，就像画画只有五种颜色，怎么画都有限制。乐师们想创作新曲子，却总被“调子不够”困住，就像厨师想做菜，却只有五种调料，再怎么折腾也做不出新味道。
万宝常觉得这不行，他天天琢磨：“为什么只能用五声？为什么不能多加点声音？为什么十二律不能和更多的声组合？”他把自己关在家里，对着自己做的“水尺律”和乐器，一遍遍地试：先把十二律和“七声”组合，算出来有八十四种调子；再用“水尺律”定音，验证这些调子是不是真的能演奏——结果，每一种调子都能奏出来，而且声音和谐，一点都不刺耳！
“八十四调”理论一出来，就像在平静的湖面投了一颗炸弹，整个隋朝音乐圈都炸了。支持他的人说：“万宝常太牛了！这一下，咱们的音乐就‘活’了，以后能写的曲子多了去了！”反对他的人说：“这不符合古代的规矩！老祖宗传下来的‘十二律五声’，怎么能随便改？万宝常这是‘离经叛道’！”
反对最厉害的，就是之前被万宝常“打脸”的郑译，还有另一个音乐权威何妥。郑译本来就因为“新律”被万宝常挑出毛病而记恨他，现在万宝常又提出“八十四调”，比他的“新律”厉害十倍，他更是嫉妒得牙痒痒。何妥呢，是当时的国子博士，相当于“音乐教授”，觉得自己才是“音乐权威”，万宝常一个小小的乐工，居然敢提出新理论，这是“抢他的饭碗”。
于是，郑译和何妥联手，开始“打压”万宝常。他们在隋文帝面前说：“陛下，万宝常的‘八十四调’是歪理邪说，不符合古代的‘礼乐制度’。要是推广开来，会让人心浮躁，不利于国家稳定！”
隋文帝一开始也犹豫了——他觉得“八十四调”的音乐确实好听，但郑译和何妥说的“礼乐制度”也有道理。这时候，万宝常站了出来，对隋文帝说：“陛下，音乐不是用来‘束缚’人的，是用来‘表达’人的。古代的‘礼乐制度’是为了教化百姓，但现在时代变了，音乐也该跟着变。‘八十四调’能让音乐更丰富，能表达更多的情感，这不是坏事，是好事啊！”
为了证明自己，万宝常还在皇宫里举办了一场“八十四调音乐会”。他带着自己造的乐器，和几个支持他的乐工，演奏了自己编的曲子。当“八十四调”的音乐在皇宫里响起时，隋文帝都听入了迷，连说：“好听！太好听了！这音乐比以前的更有味道，更能让人心情舒畅！”
见皇帝喜欢，郑译和何妥也没辙了，但他们没打算放过万宝常。他们表面上不说什么，暗地里却开始“搞小动作”——比如，万宝常想把“八十四调”写成书，流传下去，他们就故意不给纸和墨；万宝常想教乐工们“八十四调”，他们就说乐工们“要排练别的节目”，不让他们学；甚至有人想给万宝常捐钱，支持他研究音乐，他们也从中作梗，让别人不敢捐。
万宝常虽然知道是郑译和何妥搞的鬼，但他没辙——他只是个小小的乐工，没有权力，没有背景，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心血被“打压”。但他没放弃，他把“八十四调”的理论记在脑子里，把自己编的曲子教给身边信任的几个乐工，还偷偷用树皮、破纸写乐谱，藏在自己家里的床底下。
有人劝他：“万宝常，你别这么较真了！郑译和何妥是大官，你斗不过他们的，不如算了，安安稳稳当你的乐工，至少能混口饭吃。”
万宝常却摇了摇头，说：“我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音乐。‘八十四调’是好东西，能让音乐变得更好，我不能让它就这么没了。就算我斗不过他们，我也要把它传下去，总有一天，会有人懂它的。”
事实证明，万宝常是对的。他的“八十四调”理论，虽然在隋朝没被广泛推广，但却被后来的唐朝音乐家发现了。唐朝的乐师们根据“八十四调”，创作了无数经典的曲子，比如《霓裳羽衣曲》《秦王破阵乐》，这些曲子至今还被人传颂。而“八十四调”也成了中国音乐的“基础理论”之一，影响了后世一千多年。
现在回头看，万宝常的“八十四调”，不仅是音乐理论的突破，更是一种“勇气”的体现——在那个“尊古贬今”的时代，他敢挑战权威，敢提出新想法，哪怕被打压、被排挤，也不放弃。这种勇气，比他的音乐才华更可贵，也更配得上“乐圣”这个雅号。
第五章 职场渡劫失败：才华敌不过“办公室政治”
万宝常的才华，在音乐圈是“天花板”，但在官场上，却是“地板砖”——他不懂“办公室政治”，不会“溜须拍马”，更不会“拉帮结派”，结果就是：明明有“乐圣”的本事，却连个“正式编制”都混不上，最后还被排挤得没饭吃。
隋朝的乐工，分“官乐工”和“民乐工”——官乐工有工资、有编制，相当于“事业单位员工”；民乐工没工资、没编制，相当于“临时工”。万宝常虽然才华横溢，但因为是“罪臣之子”，一直是“民乐工”，只能领点“救济粮”，勉强糊口。
有人劝他：“万宝常，你去找找郑译大人，跟他认个错，说不定他能帮你转成官乐工，以后日子就好过了。”
万宝常却不愿意：“我没做错什么，为什么要认错？他打压我的‘八十四调’，是他不对，不是我不对。我就算饿死，也不会去求他！”
不仅不求人，万宝常还“得罪人”——他看到不好的音乐，不管是谁创作的，都会直接指出来。有一次，何妥写了一首《元会乐》，在皇宫里演奏，隋文帝听得很高兴，大臣们也跟着夸“写得好”。只有万宝常站起来说：“陛下，这首曲子虽然好听，但音律太‘浮’，听多了会让人浮躁，不适合在朝廷大典上演奏。”
何妥当场就火了，指着万宝常说：“你一个小小的民乐工，也敢评价我的曲子？你懂什么是‘朝廷大典’的音乐吗？”
隋文帝也有点不高兴，觉得万宝常“不给面子”，就说：“好了，你别说了，下去吧。”
从那以后，隋文帝也渐渐疏远了万宝常——他虽然喜欢万宝常的音乐，但更在意“大臣的面子”和“朝廷的和谐”。万宝常的日子更不好过了：乐工署的管事开始找他的麻烦，比如让他干最累的活，却给最少的粮食；别人排练新曲子，不叫他；甚至有人偷偷破坏他做的乐器。
有一次，万宝常辛辛苦苦做了一把新的琵琶，准备用来演奏，结果第二天发现琵琶的弦被人剪断了，琴身也被人划了好几道口子。万宝常看着破掉的琵琶，心疼得掉眼泪——那是他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捡了一块最好的桐木做的，是他最宝贝的乐器。
身边的乐工劝他：“别难过了，再做一把吧。”
万宝常摇了摇头，说：“不是难过琵琶坏了，是难过人心。我只是想好好做音乐，为什么这么多人要针对我？”
后来，隋文帝去世，隋炀帝杨广继位。隋炀帝喜欢“奢华”的音乐，觉得万宝常的“八十四调”太“朴素”，不符合他的口味，就更不重用万宝常了。郑译和何妥见皇帝不喜欢万宝常，更是变本加厉地打压他，甚至把他赶出了乐工署，让他成了“无业游民”。
没了乐工署的“救济粮”，万宝常彻底没了收入。他本来就穷，现在更是连饭都吃不上了。为了活下去，他只能去街上给人“弹琵琶卖艺”——他弹的“八十四调”曲子，普通人听不懂，觉得“不好听”，很少有人给钱；偶尔有人觉得“新鲜”，给几个铜板，也不够买一个馒头。
有一次，一个老熟人在街上看到万宝常，他穿着破烂的衣服，脸又黄又瘦，抱着一把破琵琶，坐在寒风里瑟瑟发抖。老熟人叹了口气，给了他两个馒头，说：“万宝常，你这么有才华，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
万宝常接过馒头，狼吞虎咽地吃着，说：“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我太傻了，只会做音乐，不会做人吧。”
即便如此，万宝常也没放弃“八十四调”。他一边卖艺，一边继续完善自己的理论，还把乐谱抄在捡来的废纸上面。有人问他：“你都快饿死了，还琢磨这些干什么？”
万宝常说：“音乐是我的命。只要我还活着，就不能让它断了。”
可命运就是这么残酷——这个把音乐当成命的男人，最后却因为“没饭吃”，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第六章 潦倒到饿死：“乐圣”的结局有点扎心
隋朝大业四年（公元608年）的冬天，长安城里下了一场大雪，天气冷得能冻掉耳朵。在城外一间破旧的茅草屋里，万宝常躺在冰冷的土炕上，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他的妻子坐在旁边，哭着说：“我去借了好几家，都没人肯借我们粮食，怎么办啊？”
万宝常睁开眼睛，声音微弱地说：“别去了……我知道……没人肯借我们的……”
他知道为什么没人肯借——因为他得罪了郑译和何妥，别人怕得罪这两个大官，都不敢跟他来往。他曾经是音乐界的“乐圣”，是人人称赞的“听音神手”“乐器鲁班”，可现在，却成了人人躲避的“麻烦”，连口饱饭都吃不上。
弥留之际，万宝常让妻子把他藏在床底下的乐谱拿出来。那些乐谱，有的写在树皮上，有的写在破纸上，有的甚至写在布片上，都是他一辈子的心血——有“八十四调”的理论，有他编的曲子，还有他造乐器的图纸。
万宝常看着这些乐谱，笑了笑，说：“这些……都是好东西……可惜……没人懂……”
他顿了顿，又说：“把它们烧了吧……别留给那些……不懂音乐的人……糟蹋了……”
妻子哭着说：“这是你的心血啊！不能烧！”
万宝常摇了摇头，说：“烧了吧……我带着它们……走……”
妻子没办法，只能把乐谱放在火盆里。火焰升起，照亮了万宝常的脸，他看着燃烧的乐谱，眼睛里闪着光，仿佛听到了“八十四调”的音乐在耳边响起。他轻轻地哼着自己编的曲子，慢慢地闭上了眼睛——这一年，他才四十多岁，正是一个人最该有作为的年纪，却因为贫穷和疾病，饿死在了冰冷的茅草屋里。
万宝常去世后，连口像样的棺材都没有，妻子只能用一块破席子把他裹起来，埋在了城外的乱葬岗上。曾经的“乐圣”，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人世，就像一颗璀璨的星星，突然掉进了泥土里，再也没人看见。
直到很多年后，唐朝的音乐家们在整理隋朝的音乐资料时，才偶然发现了万宝常的“八十四调”理论——有的是从当年跟他学过音乐的乐工后代那里听到的，有的是从残存的乐谱碎片里拼出来的。他们才知道，隋朝有个叫万宝常的乐工，提出了这么伟大的音乐理论，却落得如此悲惨的结局。
唐朝的大音乐家祖孝孙，根据万宝常的“八十四调”，制定了唐朝的音律制度，还在皇宫里演奏了“八十四调”的曲子。唐太宗李世民听了，问祖孝孙：“这音乐是谁创的？太好听了！”
祖孝孙说：“陛下，这是隋朝乐工万宝常创的‘八十四调’。他是个天才，可惜一生潦倒，最后饿死了。”
李世民叹了口气，说：“这么有才华的人，却没得到重用，真是可惜啊！要是他能活到唐朝，我一定让他当‘音乐总监’，让他的才华有用武之地！”
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万宝常，给他立了一块碑，碑上写着“隋乐圣万宝常之墓”。虽然他的乐谱大多被烧掉了，他的乐器也早就不见了，但他的“八十四调”理论，却一直流传了下来，影响了中国音乐一千多年。
现在，当我们听到中国传统音乐时，或许不会想到，在一千四百多年前，有一个叫万宝常的男人，为了这些音乐，付出了自己的一生——他把木头竹子玩成了天籁，把音乐理论推向了巅峰，却把自己的日子过成了悲剧。他是“乐圣”，也是一个可怜的人；他是天才，也是一个不被时代理解的孤独者。
第七章 “乐圣”的遗产：一千多年的“音乐余震”
万宝常虽然死得早，活得惨，但他留下的“遗产”，却像一场“音乐余震”，震了中国音乐一千多年，直到今天，我们还能感受到它的影响。
首先是他的“八十四调”理论。这玩意儿不仅是隋朝音乐的“天花板”，更是中国音乐史上的“里程碑”。在他之前，中国音乐就像“小作坊”，只能生产有限的“产品”；在他之后，中国音乐变成了“大工厂”，能生产各种各样的“产品”。唐朝的音乐家们靠着“八十四调”，创作了无数经典曲子，比如《霓裳羽衣曲》，这首曲子用了“八十四调”里的“清商调”，旋律优美，被誉为“唐代第一曲”；还有《秦王破阵乐》，用了“八十四调”里的“角调”，气势磅礴，成了唐朝的“国歌”。
到了宋朝，“八十四调”虽然因为太复杂，简化成了“二十八调”，但核心理论还是来自万宝常。宋朝的词人，比如苏轼、辛弃疾，他们写的词，很多都是按照“二十八调”来谱曲的。要是没有万宝常的“八十四调”，可能就没有这些好听的宋词曲子了。
甚至到了现代，中国的民族音乐还在用到万宝常的理论。比如我们听的《二泉映月》，虽然是二胡曲，但它的调式，就和“八十四调”里的“羽调”有渊源；还有《茉莉花》，用的是“八十四调”里的“宫调”，简单却好听，成了中国音乐的“名片”。
其次是他的“水尺律”。虽然现在我们有了电子调音器，但万宝常的“水尺律”，是中国古代第一个“标准化定音工具”。它告诉人们，定音不是靠“感觉”，而是靠“标准”——这一理念，一直影响到现在。现在的音乐老师教学生定音，还会提到万宝常的“水尺律”，说它是“古代版的调音器”，是中国音乐“标准化”的开端。
还有他的“乐器dIY精神”。万宝常没钱买乐器，就自己用木头、竹子做，这种“自己动手，追求极致”的精神，也影响了后世的音乐家。明朝的音乐家朱载堉，为了研究音律，自己造了“律准”（一种定音乐器），还计算出了“十二平均律”，比欧洲早了几十年。他在书里说，自己是受了万宝常的启发：“万宝常用木头做琵琶，我为什么不能用金属做律准？”
更重要的是，万宝常的“精神”——那种“为了音乐，不怕贫穷、不怕打压、不怕孤独”的精神。他明明是“乐圣”，却愿意当一个普通的乐工；明明能靠才华赚钱，却不愿意向权贵低头；明明知道自己的理论会被打压，却还是坚持传播。这种精神，成了中国音乐家的“榜样”。
比如近代的音乐家华彦钧（瞎子阿炳），他和万宝常一样，一生潦倒，靠卖艺为生，但他也和万宝常一样，把所有的心血都放在了音乐上，创作了《二泉映月》《听松》等经典曲子。有人说，华彦钧就是“现代版的万宝常”——他们都是“音乐的孩子”，都是不被时代理解的孤独者，却都用音乐给世界留下了最好的礼物。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万宝常的故事。有人把他的故事写成了小说，有人把他的故事编成了戏曲，还有人根据他的“八十四调”，创作了新的民族音乐。虽然他的墓早就找不到了，他的乐谱也大多失传了，但他的“乐圣”之名，却永远留在了人们的心里。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万宝常能穿越到现在，看到自己的“八十四调”还在被人使用，看到自己的故事还在被人传颂，他会怎么想？或许他会笑着说：“我当年没白坚持，我的音乐，真的传下来了。”
是啊，他的音乐传下来了，他的精神也传下来了。他告诉我们：真正的才华，不会被贫穷打败，不会被打压埋没，更不会被时间遗忘；真正的“大师”，不是那些名利双收的人，而是那些为了自己的热爱，愿意付出一切的人。
万宝常是“乐圣”，更是一个普通人——他会饿，会哭，会难过，但他也会为了音乐，变得无比坚强。他的故事，不是一个“天才的传奇”，而是一个“普通人的坚持”。或许，这就是他最打动人心的地方，也是他的遗产能流传一千多年的原因。
结语：一个不被时代理解的“乐圣”
回顾万宝常的一生，你会发现，他就像一颗“错位的星星”——本该在天上发光，却掉进了泥土里；本该被人仰望，却被人踩在脚下。他有“乐圣”的才华，却过着“乞丐”的日子；他有改变音乐史的能力，却连自己的命运都改变不了。
他是“听音神手”，能听出乐器最细微的误差，却听不出人心的险恶；他是“乐器鲁班”，能把破木头做成天籁神器，却把自己的生活过得一团糟；他是“乐圣”，能提出影响千年的音乐理论，却连一个认可他的时代都没遇到。
有人说，万宝常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隋朝是个“重政治、轻艺术”的时代，像他这样的音乐天才，注定不会被重用；也有人说，万宝常的悲剧，是性格的悲剧——他太耿直，不懂变通，不会讨好权贵，注定会被排挤。
但不管怎么说，万宝常都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热爱”的力量——他热爱音乐，所以不管多穷、多苦、多委屈，都不放弃；他热爱音乐，所以愿意把自己的心血，甚至生命，都献给音乐。这种热爱，比他的才华更可贵，比他的成就更动人。
现在，当我们提到“乐圣”，可能会想到孔子，想到贝多芬，但我们也应该想到万宝常——这个隋朝的普通乐工，这个把音乐玩到极致的怪才，这个不被时代理解的孤独者。他或许没有孔子的名气，没有贝多芬的光环，但他对音乐的贡献，对音乐的热爱，一点都不比他们少。
一千四百多年过去了，长安的城墙早就换了模样，隋朝的乐工署也早就不见了踪影，但万宝常的“八十四调”，还在我们的耳边回响；他的“乐圣”之名，还在我们的口中传颂。这或许就是对他最好的纪念——他虽然没得到时代的认可，却得到了历史的认可；他虽然没过上好日子，却给后世留下了最好的音乐礼物。
万宝常，这个靠耳朵听出天籁，靠双手造出神器，靠热爱撑起一生的“乐圣”，永远值得我们记住。因为他告诉我们：哪怕你很普通，哪怕你很孤独，哪怕你不被理解，只要你有热爱，有坚持，你就能成为自己领域里的“圣人”，就能在历史的长河里，留下属于自己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