韶成家书带来的短暂温情与沉重愧疚，如同投入深潭的一颗石子，涟漪散去后，是更加深邃的沉寂与等待。我们依旧处于极致的“静默期”，如同冬眠的动物，将所有的生机与活动降至冰点，全部的希望与注意力都聚焦于海峡对岸，等待着“朱枫”同志抵达的信号。寓所内的空气，因这份悬而未决的期盼而显得格外粘稠，每一秒都仿佛被拉长。
然而，潜伏者的宿命便是如此：你越是渴望隐匿，危机却往往越会主动找上门来。就在我们竭力淡化自身存在感的时候，一股更加阴冷、更具针对性的暗流，开始悄然涌动。谷正文的视线，如同逐渐收紧的绞索，并未因我们的静默而有丝毫松懈，反而变得更加锐利和具体。
这种不祥的预感，最初是由一些极其细微、几乎难以察觉的迹象拼凑而成的。
那是一个周三的上午，我（聂曦）照例在参谋本部我的隔间内处理一批日常公文。这些文件多属于后勤补给、人员调动、训练计划等常规内容，机密等级不高，流转环节也相对公开。我的工作是将它们分类、登记、呈送老师吴石签阅或转交相应部门。平日里，这类工作枯燥而平静，很少引起特别关注。
但今天，当我去机要室隔壁的文件交换窗口领取一批新到的文件时，却感觉到一丝异样。负责接收登记的一名中尉文书，是我相对熟悉的面孔，姓陈，平时待人还算和气。但今天，他递给我文件清单时，眼神有些闪烁，动作也比平时略显匆忙，甚至没有像往常一样随口寒暄两句天气或琐事。
“聂副官，这是今天的，签收一下。”他声音有些低沉，指了指清单。
我签了字，接过厚厚一摞文件，状似无意地问了一句：“陈中尉，今天文件好像比平时多些？”
他愣了一下，随即扯出一个不太自然的笑容：“啊，是……是有点，上面催得紧。” 说完，便迅速低下头，假装整理桌上的其他东西，不再看我。
这种细微的回避和紧张，没有逃过我的眼睛。我心中微动，但面上不动声色，拿着文件回到了自己的座位。
坐下后，我没有立刻开始处理文件，而是借整理桌面之机，用眼角的余光仔细观察着文件交换窗口那边的动静。在接下来的半小时里，我注意到又有几位其他部门的军官前去领取文件。我敏锐地发现，那位陈中尉在对待不同部门的军官时，态度有细微差别。对几位来自作战厅、后勤部等核心部门的军官，他显得格外“热情”和“仔细”，甚至会多问一两句关于文件内容或交接时间的问题，虽然看似闲聊，但问话的角度却有些刻意。而对来自档案室、编译科等相对边缘部门的军官，他则恢复了公事公办的常态。
这种区别对待，极不寻常！机要室的文书，职责是收发登记，通常不会，也不应该对文件内容表现出过分的“兴趣”。
紧接着，下午我去作战厅送一份老师批阅过的训练大纲。在作战厅的秘书室，我等待接收回执时，无意中听到两位校官在走廊角落低声交谈的片段：
“……老兄，你们那边最近是不是也被要求加强文件流转记录啊？连份普通的物资申请都要注明经手人和时间节点，真是麻烦……”
“谁说不是呢！听说这是上头的新规定，要‘追根溯源’，特别是对涉及外部联络和敏感物资调拨的文件，管控得更严了。保密局那边盯得紧啊……”
“保密局”三个字，像一根冰刺，瞬间扎入我的耳中！文件流转记录加强管控？追根溯源？目标直指“外部联络”和“敏感物资”？
我的心猛地一沉。这些零散的迹象，如同散落的拼图碎片，在我脑海中开始快速组合：机要室文书的异常关注、作战厅军官的抱怨、管控重点指向“外部联络”……这一切，都隐隐指向一个共同的方向——谷正文的系统，正在加强对国防部内部文件流转，尤其是可能涉及对外信息交换环节的监控和审查！他们试图通过追踪文件的流向、经手人、时间节点，来发现异常的信息传递模式，从而揪出潜在的“内鬼”！
这是一个极其阴险且专业的手段！它不再依赖于漫无目的的大规模排查或针对个人的直接审讯，而是从业务流程本身入手，进行精细的数据分析和行为模式挖掘。一旦被他们发现某些文件流转的路径、频率或时机存在无法合理解释的异常，就可能顺藤摸瓜，找到突破口！
我立刻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虽然我们近期已极度谨慎，暂停了所有主动情报传递，但过往的活动，尤其是通过“密使一号”渠道传递情报时，难免会利用职务之便，接触到一些普通文件作为掩护或利用某些流程上的间隙。虽然我们已经尽力清理痕迹，但在专业的数据分析面前，这些痕迹是否真的能完全抹去？更重要的是，如果谷正文的人将审查的时间范围向前延伸，追溯到“静默期”之前，那么风险将急剧增加！
我不敢有丝毫耽搁，利用一次给老师送茶的间隙，将我的观察和判断，用最简短的暗语写在了一张小纸条上，连同茶杯一起递给了他。
老师接过茶杯，手指触及纸条，眼神瞬间一凝。他面色如常地呷了口茶，目光却迅速扫过纸条上的内容。我看到他端着茶杯的手，有极其短暂的停顿，指节微微收紧。随即，他放下茶杯，对我几不可察地微微颔首，表示收到并理解。
整个下午，老师依旧如常地主持会议、批阅文件，但我能感觉到，他周身的气息变得更加凝重，处理公务时更加一丝不苟，对文件的批语措辞也愈发严谨，不留任何可能引起歧义的空间。
下班回到寓所，书房门紧闭后，老师立刻沉声对我说：“聂曦，你的判断很可能是对的。谷正文改变了策略，从粗放式的监视和审讯，转向了更精细、更隐蔽的业务流程审计。这是更危险的信号，说明他们更有耐心，也更有针对性。”
“老师，我们必须应对。”我急切道，“虽然我们已静默，但过往的痕迹可能仍在。而且，这种审查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威慑和压力。”
“嗯。”老师目光锐利，快速思考着对策，“应对之策，在于‘融入’和‘规范’。首先，从即日起，我们所有经手的公务，必须做到绝对的‘流程合规’和‘记录清晰’。每一份文件的领取、传递、批阅、归档，都要有明确、合理、可追溯的记录，经手人、时间点、事由，必须毫无破绽，符合常规。我们要让自己经手的每一项工作，在审计者看来，都是标准流程的一部分，没有任何异常。”
“其次，”老师继续道，“要更加注意言行。在与同僚，尤其是与机要室、作战厅等敏感部门人员接触时，言谈要 strictly 限于公务本身，绝不涉及任何可能引起联想的题外话。避免任何不必要的私下接触或交流。”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老师压低了声音，“关于‘朱枫’同志到来后的接头安排。原先设想的、利用公务外出或文件交接作为掩护的方案，风险已急剧升高。必须重新评估，设计更加隐蔽、完全脱离日常工作流程的接头方式。这一点，你要作为重中之重，重新规划！”
“是！老师！”我凛然应命。老师的三点指示，切中要害。尤其是在当前形势下，如何安全地与“朱枫”同志接上头，难度和风险都大大增加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和老师以近乎苛刻的标准，规范着一切公务行为。我处理文件时更加细致，确保每一个环节的记录都天衣无缝。老师批阅文件时，措辞更加精准，避免任何模糊或可能被曲解的表达。我们就像最精密的齿轮，严格遵循着国防部这台庞大机器的运行规则，不越雷池一步。
同时，我暗中加紧了对预设接头地点和路线的再评估，竭力寻找完全脱离工作轨迹、更加生活化、更不易被监控的接洽方式。每一个细节，都可能关系到生死存亡。
谷正文的视线，如同无形的探照灯，虽然尚未直接照到我们身上，但那越来越近的光晕，已经让我们感受到了刺骨的寒意。我们知道，真正的考验，或许在“朱枫”同志踏上台湾岛的那一刻，才真正开始。而我们，必须在这愈发收紧的罗网中，为她，也为我们自己，寻找到那一线生机。静默，不再是单纯的等待，而是暴风雨来临前，最后也是最紧张的备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