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岩访德归来与旅顺光复的余波，并未在持续的喧嚣中消散，反而如同投入静湖的石子，其引发的深层涟漪正悄然改变着军政府控制区内的生态，也牵引着外部各方势力愈发复杂的神经。登州总司令部内，高岩清晰地认识到，军事上的暂时稳固，为他赢得了一段宝贵的战略窗口期。此刻，重心必须从疆场的攻城略地，转向更为复杂、也更为根本的内政深耕与秩序重塑。一场在破旧与立新之间寻求平衡的深刻变革，在山东与辽东大地之上，全面铺开。
一、 铁腕清障与秩序初立
收复旅顺及辽东半岛大部后，军政府控制区域急剧扩张，治理难度呈几何级数增长。这些新附之地，情况复杂：残留的日军散兵游勇、溃散的清军兵痞、啸聚山林的土匪、以及因战乱和土地问题而铤而走险的流民，相互交织，严重威胁地方安定与社会生产。
高岩深知，没有稳定的秩序，一切新政皆是空中楼阁。他授予王奎、赵三槐等人临机专断之权，调动精锐部队，配合内卫府及新组建的地方治安队，发动了一场代号“犁庭扫穴”的联合清剿行动。
行动雷厉风行，毫不手软。对于成建制的匪帮和确认罪大恶极的匪首，予以坚决军事打击，公开处决，以儆效尤。对于小股溃兵和胁从者，则采取“剿抚并用”之策，设立“自新营”，给予其放下武器、参与劳役以换取宽大处理的机会。同时，行政总署迅速跟进，在新控制区建立基层政权，推行保甲连坐（暂时沿用，但加以改良，强调相互监督与互助），发放“良民证”，稳定社会基本面。
“乱世用重典，但亦需给出路。”高岩在给前线将领的手谕中写道，“铲除毒瘤之时，需让百姓看到新朝之气象，感受到秩序恢复后生活之改善。”
铁腕之下，效果立竿见影。主要交通线恢复畅通，城镇治安明显好转，商旅逐渐敢於通行。尽管仍有零星抵抗和隐藏在暗处的敌人，但一个相对安定的内部环境初步确立，为新政的推行扫清了最直接的障碍。
二、 田亩之争与民心向背
秩序初定，更深层次的矛盾便浮出水面，核心便是土地问题。行政总署依据《田亩清丈与税制革新令》，派出的清丈队开始深入乡村，实地丈量土地，核定等级，重新登记造册。此举直接触动了地主乡绅的核心利益，引发了远比在登州老根据地时更为激烈和普遍的抗争。
在莱州府某县，以当地望族周家为首的一批士绅，联合起来，软硬兼施。他们先是试图以“千年田，八百主，清丈扰民”为由，鼓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农户阻挠清丈队工作；暗中则贿赂清丈队中的旧吏，企图篡改数据，蒙混过关。
消息传回登州，负责此事的行政总署官员主张谨慎，建议放缓步伐，以免激起民变。高岩却态度坚决：“清丈田亩，均平税负，乃新政之基石，亦是争取广大贫苦农民支持之关键！此事关乎民心向背，绝无退让之理！若遇阻挠，无论涉及何人，背景如何，一律依法严办！”
他并非一味强硬，指示行政总署双管齐下：一方面，增派由随营学堂学员和可靠士兵组成的武装工作队，保护清丈工作顺利进行，对周家等为首分子，搜集其过往欺压乡里、隐匿田产的罪证，准备依法拘捕、抄没其非法所得之田产。另一方面，加大宣传力度，派出口齿伶俐的宣传员，深入田间地头，用最朴实的语言向农民解释新政：“清丈不是为了多收大家的税，是为了让占田多的大户多交，让无田少田的乡亲减轻负担！清丈出的无主荒地、没收的恶霸田产，将会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户耕种！”
当周家家主及其党羽被武装工作队当众锁拿，其部分田产被当场宣布将分配给几户赤贫农户时，围观的农民从最初的恐惧、观望，逐渐转变为惊讶、怀疑，最终爆发出压抑已久的欢呼！他们第一次意识到，这“高抚台”的兵，似乎真的和以往的官军不一样。
土地清丈与分配在血与火的斗争中艰难推进，虽然阻力重重，过程不乏反复与局部冲突，但它如同一种无声的宣告，正在将军政府与旧王朝区别开来，将“革新”二字，一点点刻入底层民众的心田。
三、 新学之光与旧识之障
与土地改革同步进行的，是文化教育领域的“启智”工程。在各县普遍设立“蒙学堂”的命令下达后，遇到的阻力则更为隐晦和复杂。
许多乡间宿儒、旧式文人，对教授“格致”、“算学”、“舆地”等“杂学”的新式蒙学堂嗤之以鼻，认为其“败坏心术”，“舍本逐末”。他们或公开抵制，不让族中子弟入学；或暗中散布“读了新学堂，不认爹和娘”的流言；甚至有些自身开办私塾的先生，对新学堂进行攻讦。
在登州“格致学堂”内，一场关于教育方向的内部争论也悄然展开。以部分原随营学堂教官为代表的“实用派”，主张教育应完全服务于军事和实业，课程设置应极度偏向理工和军事技能。而以几位新近从江南聘请来的、受过新式教育熏陶的学者为代表的“通识派”，则坚持教育应兼顾人文素养与科学精神，培养“完整的人”。
争论摆到了高岩面前。他仔细听取了双方意见，最终做出了裁决：“教育，乃百年大计，不可急功近利，亦不可脱离现实。我辈革新，非仅换枪炮，更要换头脑，换精神！”
他定下基调：
第一，蒙学堂基础教育，须以识字、明算为基础，但必须加入浅显的格物、地理常识，破除迷信，开阔眼界。可编纂《新三字经》、《华夏英雄传》等读物，将忠勇、爱国、诚信、求知等新价值观融入其中。
第二，“格致学堂”及更高层级学府，需文理并重。既要培养工程师、医师、农技员，也要培养懂得治理、明辨是非的行政人才和教师。可设立“文理学院”，下设不同科系。
第三，对旧式文人，不宜一概排斥。可举办“师范讲习所”，邀请其中开明者参加，使其了解新学之要义，争取其转化，甚至聘为教员。
高岩亲自为“格致学堂”题写匾额，并出席了首批蒙学堂师资培训班的开班仪式。他在讲话中强调：“今日之学子，即明日之栋梁。我等今日播下之知识火种，必将成燎原之势，照亮华夏未来之路！”
新学之光，开始在旧传统的厚重帷幕上，撕开一道道微光。虽然前路漫漫，但变革的种子已然播下。
四、 无形战线与星火南传
就在高岩全力推动内部“破立”之时，一条无形的战线也在悄无声息地延伸。陈念恩领导的通讯部，在成功实现与上海稳定联络后，并未停止脚步。他们开始尝试将无线电台的信号，向更南方的广州、香港，乃至东南亚的华人聚居区覆盖。这项工作技术难度极大，进展缓慢，但其战略意义不言而喻。
与此同时，“夜枭”负责的“星火计划”开始显现成效。一批经过严格筛选、信念坚定、能力出众的秘密工作人员，以商人、流亡学者、技术工匠等不同身份为掩护，通过各种渠道，渗透进入江南、湖广，甚至四川等地。他们的任务并非煽动暴力起义，而是联络对清廷彻底失望的开明士绅、寻求救国之路的年轻学子、以及在洋务运动中成长起来却备受掣肘的技术官僚。
在上海租界的一家茶馆雅间内，一位化名“钟先生”的“星火”成员，正与一位因上书抨击朝政而被罢官的前翰林院编修密谈。钟先生并未空谈革命，而是详细介绍了登州地区推行新政的具体情况，土地如何清丈，税赋如何均平，新式学堂如何运作，以及那支能击败日俄的军队是如何练成的。
这位前编修起初心存疑虑，但听着听着，眼神从戒备转为思索，最终化为一声长叹：“……若真如钟先生所言，登州之地，竟真有几分‘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气象？比之这京城朽木，江南奢靡，或许……那北方，才是我华夏一线生机所在？”
类似的接触在各地秘密进行着。“星火”成员们谨慎地传递着信息，建立着联系，播撒着思想的种子。他们带回的情报也显示，南方各督抚对北方局势心态复杂，既有警惕，也不乏暗中钦羡与联络之意；而列强，尤其是英国，正加紧活动，试图利用这种复杂局面，扩大自身影响力。
破与立，新与旧，希望与阻力，在这片饱经沧桑的土地上激烈碰撞。高岩站在总司令部那幅标注着内部建设进展和外部势力渗透的地图前，目光深邃。他知道，内部的深耕远比外部的征战更为漫长和艰难，但这是通往真正强大的必经之路。他必须在破立之间，找到那条最艰难却也最坚实的道路，为这个初生的政权，奠定下超越军事胜利的、更为深厚的根基。前方的挑战依旧严峻，但变革的车轮，一旦启动，便再难阻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