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三年四月的重庆，春雾尚未完全散尽，便被初夏的湿热紧紧包裹。空气黏稠得如同未干的浆糊，沉甸甸地压在山城的每一个角落。我站在参谋本部的巨幅作战地图前，办公室里的窗户大开着，但一丝风也没有。地图上，湖北西部的广袤区域，长江三峡的出口，洞庭湖的西岸，密密麻麻地插着代表我方和日军的各色小旗。
我的目光，已经在这片区域停留了太久。
担任参谋次长，以少将衔实际总揽全国军务以来，这是第六个年头。战争的残酷早已将我这个穿越者的灵魂打磨得坚硬如铁，但每一次大战在即，那种熟悉的、混杂着冰冷和燥热的压力，依旧会准时地从脊髓深处升起。
四月的第一周，我们就嗅到了不同寻常的气息。
“慈璋（韩夏字）。”我的情报署长温毓庆走了进来，他总是面色苍白，仿佛常年不见阳光，“日本第十一军的调动频率，超过了过去六个月的总和。”
温毓庆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干才，他的情报网络精细到了近乎苛刻的地步。我没有回头，依旧盯着地图：“横山勇（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的屁股，终于坐热了。”
横山勇，二月才接替冢田攻（冢田攻于去年底在安徽坠机身亡）出任第十一军司令官。这是个在诺门罕事件中吃过亏的家伙，但他的履历显示，此人极度好斗且精于策划。第十一军，这头盘踞在华中、直接威胁重庆咽喉的怪兽，换了一个更饥饿的主人。
“我们的情报显示，日军第十、第十三、第三十九师团，以及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正在频繁向宜昌、沙市一线集结。”温毓庆的声音很低，“他们的空军侦察，集中在两个区域：一是宜昌以西的长江南岸，直指石牌要塞；二是洞庭湖西岸，我第二十九集团军的防区。”
我伸出手，指节敲了敲地图上的宜昌。宜昌，这个三峡的东大门，在两年前被日军攻陷后，就成了插在我们胸口的一把刀。而石牌（地图上的一个点），则是守卫陪都的最后一道水上屏障。
“他想要石牌。”我喃喃自
语，“但他更想要洞庭湖的米。”
我太清楚了。一九四三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南洋的物资运输线被美军潜艇掐得奄奄一息。华中，这个富饶的“日本占领区”，成了他们最后的输血库。而鄂西，特别是洞庭湖周边的鱼米之乡，就是血库中的精华。
横山勇的这次行动，名义上可能是为了“摧毁我军的反攻基地”，但骨子里，就是一次彻头彻尾的“抢粮行动”。只是，一个师承德意志闪电战的日本陆军中将，他的“抢粮”，绝不会是小打小闹。
“命令。”我转过身，不再看地图，而是看着温毓庆，“第一，加密通报第六战区孙连仲司令长官，日军第十一军有重大图谋，目标可能是我长江防线及洞庭湖西岸产粮区。令其所部，立时进入一级战备。”
孙连仲，这位在台儿庄打出威名的老将，此刻正镇守着第六战区，承受着最直接的压力。
“第二。”我顿了顿，“调动江防军（总司令吴奇伟）的部署图来，我需要精确到每一个炮垒。另外，通知空军（我兼任着实际的空军指挥协调官），将我们仅有的那点侦察机，全部派往宜昌和沙市，我要知道横山勇的每一艘小火轮停在哪里。”
“慈璋，这会不会太早？”温毓庆有些犹豫，“孙长官的部队刚经过整补，战线太长，提前进入一级战备，消耗极大，而且容易引起日军警觉。”
“不早。”我摆摆手，“横山勇是新官上任。他急于立功，也急于向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司令官畑俊六）证明他的第十一军依旧是‘皇军之花’。他等不了。四月，谷物尚未成熟，但正是青黄不接、我军粮秣最紧张的时候。他要打，就会选择这个月。”
我的心理很清楚，我面对的不是历史上那个被动挨打的局面。我是指挥者，我必须预判。我的预判是，横山勇在玩一个时间差。他认为我们觉得他会在五月稻谷成熟时动手，所以他偏偏会选择四月，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同时摧毁我们的夏收潜力。
第一周，就在这种高度紧张的戒备中度过。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和江防军（总司令吴奇wěi）的电报雪片般飞来。孙连仲的电报言辞恳切，他麾下的第十集团军（王敬久）、第二十九集团军（王缵绪，后由欧震接任）、第三十三集团军（冯治安），以及直属的几个军，防线绵延数百里，从长江北岸到洞庭湖畔，处处是弱点。
“兵力不足，火力奇缺。”孙连仲的电报总结道，“若敌多路来犯，湖防、江防难以兼顾。”
我看着电报，久久不语。孙连仲说的是实话。我的指尖划过地图，划过湖南境内。那里，驻扎着我的两张王牌：第七十四军（王耀武）和第十八军（方天）。
这是我手中最精锐的机动兵力，也是拱卫陪都的最后屏障。动，还是不动？
四月的第二周，局势突然变得诡异起来。
横山勇的部队开始动了。但正如温毓庆所担心的，他们似乎在“虚晃一枪”。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在汉水以北发动了佯攻，声势浩大，似乎要威胁老河口（第五战区驻地）。同时，第十三师团在当阳附近频繁进行“实战演习”，炮火连天。
重庆的空气顿时为之一松。参谋本部里，不少年轻的参谋甚至认为，横山勇不过是雷声大雨点小，所谓的“鄂西会战”只是情报署的过度紧张。
“慈璋，你看，日本人是在北面。”一位作战处长指着地图，“孙长官的第六战区，压力并不大。”
我冷冷地看着他：“横山勇在诺门罕学到的唯一教训，恐怕就是如何欺骗。他把第三十九师团丢到北面，是为了吸引第五战区（李品仙）的注意，让我们不敢轻易调动兵力南下。他在当阳演习，是为了让我们以为他的主攻方向是长江北岸。”
“那他的真正意图……”
“南面。”我一掌拍在地图上洞庭湖的位置，“安乡、南县、沅江。这片三角洲。他要用主力穿过这片沼泽地，迂回到我第六战区主力（第十集团军、江防军）的侧后，将他们包围在长江和清江之间，一举歼灭。同时，以一部强攻石牌，作为牵制。”
这是一个极其大胆且恶毒的计划。如果成功，我军在第六战区的精华将损失殆尽，日军将彻底控制长江中游，并缴获足够他们吃一年的粮食。
“命令。”我的声音不大，但在寂静的作战室里异常清晰，“第七十四军，立即从湘西驻地，秘密向常德方向机动。第十八军，作为第二梯队，向桃源方向集结。”
作战室里一片死寂。
调动这两支王牌部队，是天大的赌博。这意味着我几乎抽空了二线的战略预备队。如果我判断失误，横山勇真的在北面或者长江北岸是主攻，那后果不堪设想。
“慈璋……”有人想劝。
“执行。”我打断了他，“告诉王耀武（七十四军军长），他可以留下所有的辎重，只带作战部队和轻便弹药，沿湘西的丘陵小路隐蔽行军。我要他在四月二十五日之前，必须抵达常德近郊。告诉方天（十八军军长），他必须在四月底抵达桃源。这是死命令。”
我知道这有多难。湘西的道路，在四月的雨季里，几乎就是一片泥潭。几万大军的调动，还要瞒过日军的空中侦察，无异于走钢丝。
但这是必须下的赌局。我了解我的对手，也了解我的部下。王耀武的七十四军，作风强悍，机动力强，是最好的“消防队”。方天的十八军，韧性十足，善于防守，是最好的“铁砧”。
电台开始繁忙地工作。而我，则开始了我最痛苦的等待。
四月的第三周，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从太平洋传来，似乎验证了我的判断。
四月十八日。
温毓庆几乎是跑进我的办公室，连门都忘了敲，这在他身上极为罕见。
“慈璋！大捷，不，是奇闻！”他把一份刚破译的电报拍在桌上，因为激动，声音都有些颤抖，“美国人……他们把山本五十六干掉了！”
我愣住了。
山本五十六？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
电报是盟军（美方）驻重庆联络处刚刚通报过来的。美军通过破译日军密码，得知了山本的座机行程，在布干维尔岛上空将其击落。
我的第一反应是震惊，随即而来的是一阵狂喜。山本五...十六的死，对日本海军的士气打击是毁灭性的。
但紧接着，一股寒意涌了上来。
“坏了。”我低声道。
“慈璋？你说什么？这是好事啊！”温毓庆不解。
“对海军是打击，对陆军是刺激。”我站起身，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空，“日本陆海军矛盾由来已久。海军丢了这么大的脸，陆军，尤其是中国派遣军的这帮骄兵悍将，会怎么想？”
温毓庆的脸色也变了。
“他们会变本加厉。”我替他说了出来，“横山勇，这个陆军的鹰派，现在更有理由发动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来向东京，向天皇证明，‘帝国’的支柱是陆军，不是那群‘马鹿’（笨蛋）海军。”
“他会提前动手。”我猛地回头，“他一定会提前动手！原定的计划可能会被压缩。他要抢在海军的失败阴影笼罩全军之前，打出一个大胜仗来冲喜！”
“命令！”我几乎是在咆哮，“电告孙连仲和吴奇伟，敌人随时可能在四十八小时内发动总攻。江防军的石牌要塞，必须进入临战状态。吴奇伟（江防军总司令）必须亲赴石牌督战！”
石牌，这个位于宜昌西侧长江南岸的小小要塞，控制着三峡最狭窄的航道。它一旦失守，日军的小型炮艇就能长驱直入，直逼巴东，威胁重庆。
“还有！”我叫住正要出门的温毓庆，“给王耀武发电。我不管他用什么办法，四月二十二日之前，他的先头师（第五十七师，余程万）必须出现在常德城外。告诉他，他的对手不是湘西的烂泥，是横山勇的时间表！”
就在我下达命令的几乎同一时间，潜伏在宜昌的情报站传来紧急密电。
四月十九日夜。日军第十三师团（师团长赤鹿理）在宜昌登船，但并未西进，而是顺流东下，在沙市以南的洋溪登陆。同时，第三师团（师团长山本三男）在沙市集结。
“他们要干什么？”作战室里，参谋们议论纷纷。
我死死盯着地图。从洋溪登陆，他们面对的是我第二十九集团军在洞庭湖西岸的防线。
“声东击西。”我的判断没有改变，“第十三师团和第三师团是南下的主力，他们将从洞庭湖西岸，向我军纵深穿插。而宜昌的日军，第十师团（佐佐木到一）的残部和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才是佯攻石牌的部队。”
“慈璋，孙长官来电。”一名参谋递上电报，“孙长官判断，敌军主攻方向已明确为洞庭湖西岸。他请求，将江防军吴奇伟部主力东调，增援第二十九集团军。”
“糊涂！”我重重地一拍桌子，“这正是横山勇想要的！”
我太了解孙连仲了，他是优秀的战将，但他的视野局限在第六战区。他看到了洞庭湖的危险，却没看到横山勇在长江上游藏着的毒牙。
“如果吴奇伟敢动，石牌就空了。横山勇的佯攻部队会立刻变成主攻，一举拿下石牌。到那时，我们就算在洞庭湖打赢了，也输掉了整个战争！”
我抓起电话，直接要通了第六战区长官部。
“我是韩夏。”我的声音冰冷，“孙长官。我以参谋本部的名义命令你：第一，第六战区的防守重点，依然是石牌要塞。江防军（吴奇伟）寸土不让，必须死守。第二，第十集团军（王敬久）必须在长江南岸布防，构筑第二道防线，准备接应江防军，并迟滞日军西进。第三，洞庭湖方面，第二十九集团军（王缵绪\/欧震）的任务，不是守住战线，而是节节抵抗，诱敌深入，为我战略预备队（七十四军、十八军）的合围争取时间。”
电话那头，孙连仲沉默了良久，他的呼吸很沉重：“慈璋，你这是在用第二十九集团军当诱饵。他们会打光。”
“如果能用一个集团军的牺牲，换来横山勇第十一军三个师团的覆灭，这笔账，划得来。”我冷酷地回答，“我的预备队正在路上。你必须为他们争取至少十天的时间。”
“我明白了。”孙连仲挂断了电话。
我知道，这个命令对他有多残忍。但他必须执行。这就是战争，我必须扮演那个最无情的角色。
四月的最后一周，空气仿佛已经凝固。
王耀武的七十四军，这支抗战的“虎贲”，正在湘西的泥泞中挣扎。四月二十二日，余程万的五十七师终于抵达常德，士兵们几乎成了泥人，重炮和车辆大部陷在路上。王耀武发来电报，语气焦急万分：“弹药未至，粮秣不齐，部队疲惫已极，急需休整。”
我只回了他八个字：“人到，即是胜利。就地待命。”
我知道他很苦，但我更知道，决战的时刻，差一天，甚至差一个小时，都是天壤之别。
与此同时，横山勇的布置也全部到位了。
四月二十五日，日军第三师团、第十三师团、第三十九师团（主力），以及配属的独立旅团、伪军，总兵力接近十万，在洞庭湖西岸完成了最后的集结。他们的目标，是安乡、南县。
四月二十八日，日军在长江北岸的佯攻部队也开始频繁调动，炮火不断。
四...月二十九日，第六战区报告，日军飞机对我长江南岸防线进行了饱和式轰炸。
四月三十日。傍晚。
重庆，参谋本部作战室。巨大的沙盘上，鄂西的地形一览无余。我已经在这里站了三天三夜，眼睛里布满了血丝。
所有的情报都汇总到了一起。
横山勇的部署，比我想象的还要精妙。他将兵力分成了三股：
一股，由第十师团残部和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组成，在宜昌正面，摆出强攻石牌的架势。
一股，由第三师团和第十三师团组成，集结于华容、石首，准备强渡洞庭湖，直插我军侧背。
一股，也是最精锐的第三十九师团，居然集结在更南边的弥陀寺一线，他们的目标是切断常德与第六战区的联系。
这是一个巨大的、三路并进的钳形攻势。横山勇不仅要抢粮，他要全歼我的第六战区。
作战室里鸦雀无声，所有人都在等我最后的命令。
我看着沙盘，脑海中飞速推演。横山勇的计划很完美，但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低估了我的决心，也高估了他自己的补给线。
“命令。”我的声音有些沙哑。
“第一，第六战区孙连仲部，按原计划，节节抵抗。江防军死守石牌。第十集团军死守南岸。第二十九集团军，在洞庭湖西岸，放弃固定防线，以空间换时间，逐步退向常德方向，诱敌深入。”
“第二，第七十四军（王耀武），立即从常德北上，迎击日军第三十九师团。我不要他击溃敌人，我要他像一颗钉子一样，死死地钉在澧水一线，决不能让三十九师团和北面的日军会师。”
“第三，第十八军（方天），立即从桃源出发，作为总预备队，随时准备支援石牌，或者侧击南下的日军主力。”
这是我能做出的全部部署。我已经把我所有的精锐都压了上去。这是一场豪赌。赌的是孙连仲的韧性，吴奇伟的刚强，王耀武的速度，以及横山勇的贪婪。
“慈璋。”温毓庆在此时走了进来，他的神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凝重。他递给我一份刚刚破译的绝密电文。
“这是……？”我接过来。
“日军第十一军司令部，四月三十日十七时，发往其全军的作战训令。”
我低头看去，那冰冷的汉字刺痛了我的眼睛。
“训令代号：‘号号作战’（operation Go）。”
“……此战之目的，不局限于夺取江南米粮，更在于摧毁敌中央军主力，相机占领通往重庆之咽喉要地（石牌）。此乃帝国陆军之荣誉所系，诸君务必奋勇……”
落款是：第十一军司令官，陆军中将，横山勇。
我的手，微微颤抖起来。
“号号作战”……我原以为这只是一场局部的“抢米作战”，最多是扩大化的歼灭战。
但这份训令，证实了横山勇的野心，或者说，是东京的野心。
他们不只是要米，他们也不只是要歼灭第六战区。他们把目标，对准了石牌。他们要一举打开西进的大门，威胁重庆。
这已经不是鄂西会战了。
这是“陪都保卫战”的前哨战。
五月，鄂西的战场，将流尽鲜血。而我，已经没有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