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第十一节
车间的机油味混着汗味，在闷热的空气里发酵成黏稠的网。
下班回家吃过晚饭后我们三人在马利民家打牌，看杨玉春被马利民手里的牌逼得直挠头，额前的碎发都汗湿了，贴在脑门上像只刚淋过雨的小兽。
再来！他把手里最后两张牌拍在桌上，声音里还带着没褪尽的童音，眼底却烧着股不服输的犟劲。
马利民嘿嘿笑，指尖在牌堆上敲出轻响：小鬼，跟你说过，牌桌上可不是靠嗓门硬气的。他洗牌的动作熟稔，牌背在掌心翻飞，像群听话的鱼。我坐在旁边的橙子上，看着墙角堆着的空烟盒，昨天赢的一元钱刚够买二包西湖牌香烟，此刻烟丝的涩香混着马利民家煤油炉里飘出的烟火气，倒比车间里的味道好受些。
输了就输了，明天再赢回来。我弹了弹烟灰，看杨玉春梗着脖子数钱，三张皱巴巴的角票被他捏得发潮。他每月那二十五块，大半都落进了马利民的口袋，有时输急了，连早饭钱都得赊着。
我倒是无所谓，从来不输钱，但赢的比马利民少。
我劝过杨玉春他两回，说马利民打小在牌局上混，他这点道行不够看，可这小鬼偏像头被惹毛的驴，红着眼非要扳本，结果越陷越深。
那时我还不知道，这样昏昏沉沉的日子，过不了多久就要被扯出道裂口。
变故来得悄无声息。那天早上刚换好工装，主任就站在车间门口喊我：到办公室来，，以后你做车间经济核算员。我愣了愣，看他眼里的理所当然，才反应过来他不是开玩笑的。
办公室就在车间旁的边屋，窗明几净得像另一个世界。桌上摆着搪瓷茶杯，墙角立着暖水瓶，阳光透过木格窗落在账本上，连灰尘都看得清清楚楚。第一天上班，我攥着钢笔坐了整八个小时，指尖的茧子在光滑的纸页上蹭得发疼。茶喝了三泡，从浓到淡，报纸翻得卷了边，连中缝的寻人启事都看了三遍，最后盯着墙上的挂钟，看秒针像只蜗牛似的爬。
这日子比在车间敲打白铁皮还难熬。车间里累归累，吆喝声、机器声混在一处，浑身的力气有处使，可在这里，连喘口气都得轻手轻脚。有时透过窗户看见工人勾肩搭背地往食堂跑，心里像被猫抓似的——从前我也是那伙人里的一个，能翻墙出去买根冰棍，能蹲在树荫下听人侃大山，现在却被圈在这四方格子里，成了个喝茶看报的。
熬到星期天，我头一个冲出办公楼，拉着徐伟往街上跑。
勤俭路的梧桐树影斑驳，自行车铃叮铃哐啷响成一片，走到跟勤俭路跟人民路交叉口，忽然被一股人流堵得挪不动脚。这是卖啥的？徐伟踮着脚往前瞅，眼里亮得像落了星子。
挤进去才发现，不过是间巴掌大的小店，门楣上连招牌都没挂，里头却挤得像装罐的沙丁鱼。墙面上、竹竿上，密密麻麻挂满了羊毛衫，灰的、蓝的、粉的，粗针大线织出来的花纹歪歪扭扭，空气里飘着股羊膻气，却挡不住人们伸长胳膊往里头够。给我拿件中号的！这粉色的还有吗？吵嚷声快掀翻屋顶。
哟，是阿伟啊。一个叼着烟的瘦小个子从柜台后探出头，手里还捏着把剪刀，正咔嚓咔嚓剪着商标。徐伟眼睛一亮：嘉南哥！你在这儿开店呢？
钱嘉南吐了个烟圈，指了指墙上的羊毛衫：瞎折腾呗。他看我们盯着那些衣服直咂嘴，忽然压低声音笑：知道这成本多少？出厂价八块，我卖十八，还得抢着要。
徐伟的眼睛瞪得溜圆，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柜台，柜台里摆着些塑料发夹，亮晶晶的，他咽了口唾沫：嘉南哥，我们要是放点东西在你这儿代卖，行不？
我忽然想起上海的雪地靴。去年冬天跟唐国强一起去买过，黑的红的绿的蓝的尼龙布鞋面挺好看的，底是牛筯橡胶底，绒毛厚得能埋住脚踝，当时觉得新奇，现在想来，倒比这些羊毛衫稀罕。要不......我拉了拉徐伟的胳膊，我们再去趟上海，弄点雪地靴来？
当天就买了去上海的火车票。绿皮火车摇摇晃晃，车窗缝里灌进的风带着煤烟味，徐伟扒着窗户看风景，我却盯着手里攥着的钱——那是攒了俩月的工资，还有跟马利民和杨玉春一起打牌赢来的几十块，加起来刚够批五十双鞋。
唐国强的姐夫留我们吃饭，炒青菜端上来时，我夹了一筷子，甜得舌头都发木。上海人做菜就爱放糖。姐夫笑着给我们盛饭，我扒着米饭，忽然想起张静英家的炒青菜。她家的灶火旺下锅快炒，撒把盐就出锅，咬在嘴里脆生生的，有股子土腥味的香，比这甜腻腻的味道实在多了。
可这次的雪地靴，实在不讨喜。钱嘉南把鞋摆在柜台最显眼的地方，看了三天就直摇头：太贵了，本地姑娘舍不得。胶鞋才三块钱一双，我们的雪地靴要十五，摆在一块儿，像只扎眼的花孔雀。
那半个月，我和徐伟几乎天天泡在小店里。看太阳从东边升到西边，看羊毛衫被一件件拎走，看我们的雪地靴在角落里落灰。最后好不容易卖掉七双，钱凑凑补补，连本钱都没回够。徐伟蹲在店门口唉声叹气：算了，认栽吧。我摸着口袋里剩下的几张票子，指腹被磨得发烫——不行，得再攒攒，再来过。
辞工的念头就是那时候冒出来的。核算室的茶越喝越淡，报纸上的字像一群蚂蚁，爬得人眼晕。每次回家看见母亲，总觉得她的白大褂又宽了些，袖口的消毒水味洗都洗不掉，鬓角新添的白发在灯下闪着银光。话到了嘴边，看她揉着酸痛的腰问我今天办公室不忙吧，又硬生生咽了回去。
直到那天早上。
胸口像是被谁抡了一锤，钝痛顺着骨头缝往四肢窜，我刚从床上坐起来，就疼得蜷回被窝，喘气都带着玻璃碴子似的锐痛，眼前一阵阵发黑。母亲吓得脸都白了，手忙脚乱地穿好衣服，在我身上东敲敲西打打，用听诊器听了前胸后背，觉得是肺部胸腔出了问题但她诊不出是啥病，赶紧扶着我往市结核病医院去，在路上撞见阿英正往我家赶，看见我这模样，也赶紧调头跟了上来。
我跟你们去。她声音发颤，指尖冰凉地攥住我的胳膊，那点力气却像根绳子，把我摇摇欲坠的意识拽住了些。
病房里的消毒水味浓得呛人，我被抬上病床时，看见阿英手里攥着个蓝布包，指节都捏白了。
医生说......说是什么气胸。
她把包往我枕边放，布包里滚出几个麻饼，说我喜欢吃特意买的。
母亲正拉着院长的手说话，眼圈红得像兔子，我听见他们说胸腔积气得抽出来，最后视线落在那支针管上——比兽医给牛打针的还粗，针头亮得晃眼，在灯光下像把小刀子。
疼吗？我抓住母亲的手，她的指甲缝里还沾着药棉的絮，那是常年泡在消毒水里留下的痕迹。
院长推了推眼镜，声音沉得像块石头：心口这儿不能打麻药，得硬挺。
阿英忽然从后面挤过来，手里捏着块手帕，米白色的布面上，绣着朵歪歪扭扭的桃花，针脚粗疏，是去年春天我教她绣的。那时候她总扎到手，指尖缠着创可贴，还嘴硬说我才不怕疼。此刻她把帕子塞进我手里，指尖凉得像块冰：别怕。她的声音很轻，却带着股韧劲，我在这儿看着。
我攥紧帕子，桃花的针脚硌着掌心，忽然想笑：医生，你们动手吧。但我得看着，要是扎偏了......我瞥了眼阿英，看她睫毛颤得像受惊的蝶，我可得记着，不然以后谁给她......话没说完，眼泪就涌了上来，把后面的绣桃花三个字堵在了喉咙里。
他们要捆我的手，说怕我挣扎时动了位置。我拼死挣开，胳膊上的青筋都鼓了起来：我不是猪......小时候在肉铺见过杀猪，被捆在架子上的猪嗷嗷叫，眼里全是绝望，血顺着木架往下滴，在地上积成小小的水洼。我不想那样。
阿英忽然扑过来按住我的肩膀，力气大得不像个姑娘家，掌心的温度透过薄薄的病号服渗进来，烫得我皮肤发紧。我在呢，你看着我。她的眼睛离我那么近，睫毛上还沾着泪珠，像挂着晨露的草叶，你要是挺过去，我......我请你吃阳春面，加俩荷包蛋，糖心的。
针头刺进胸口时，疼得像被扔进了火炉，火苗顺着血管往五脏六腑里钻。我死死盯着阿英的眼睛，看她咬着嘴唇，帕子在手里绞成一团，指节泛白。嘴里被塞进根木条，血腥味混着木头的涩味往喉咙里涌，可我不敢闭眼——我怕一睁眼，就看不见她眼里的光了。那光比核算室的日光灯管亮，比车间的灯泡暖，像冬夜里揣在怀里的热水袋，烫得人心头发颤。
抽气的声音响，像漏了气的自行车胎。我感觉胸腔里那块沉甸甸的石头被一点点挪开，疼渐渐变成了麻，像有无数只蚂蚁在爬。静英的脸在模糊的泪光里晃，像水里的月亮，碰不着，却暖得人眼眶发烫。
后来母亲说，那针再偏半寸，就扎进心脏了。她抹着眼泪说我命大，唐国强来看我时，拎着一网兜苹果，笑我是犟种，命都快没了还嘴硬。只有张静英，在我能坐起来的那天，端着个搪瓷碗来，碗里是阳春面，汤清得能看见碗底，上面卧着俩荷包蛋，煎得金黄金黄，边缘焦脆，一看就知道是费了心的。
你看，她把筷子递过来，眼里的光比蛋黄还亮，我说过请你吃的。
我挑着面条笑，热气扑在脸上，把眼眶熏得暖暖的。面条滑进嘴里，带着点葱花的香，荷包蛋咬开时，糖心的蛋黄顺着嘴角往下淌。窗外的阳光正好，透过玻璃落在被单上，印出块小小的光斑。
忽然觉得，这泥里打滚的日子，好像也没那么难挨了。车间的机油味也好，核算室的沉闷也罢，甚至胸口那道还在隐隐作痛的伤口，都像是有了意义。至少抬头时，总有人眼里的光，比天上的月亮还亮，能把所有的苦，都照得甜丝丝的。
病房的日光灯管总在头顶嗡嗡作响，像只永远拍不碎的苍蝇。我躺在病床上，看窗外的梧桐叶从翠绿褪成深黄，一片一片打着旋儿落下来，算着日子，已经在这里躺了整一个月。胸口的伤口早就不疼了，只是偶尔深呼吸时，还会有种细微的牵扯感，像被根无形的线轻轻拽着。
院长来查房那天，阳光斜斜地切过他的白大褂，在地上投下道细长的影子。他手里捏着我的病历，指尖在纸页上敲了敲，声音比病房的墙还冷：这病棘手得很。他推了推眼镜，镜片反射着窗外的光，以后重活肯定不能沾，连自行车都少骑。体力稍重点的事，想都别想。
我攥着被角的手猛地收紧，棉布被捏出几道褶子。那......喉咙有点发紧，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那以后......
性生活也得忌着。院长的声音没半点波澜，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说白了就是个富贵病，得养着。按这病情发展，到四十岁怕是要像老头似的驼着背走路，喘口气都得歇三歇。
这话像块冰锥，地砸进心里，瞬间冻住了所有热气。我盯着天花板上的水渍，那片深色的印记像幅模糊的地图，从前总觉得像条河，此刻却看什么都像座坟。上回在嘉兴三个医院都确诊为癌症却被上海医生一纸改写为嘉兴误诊。虽说是虚惊一场，可当时心里的恐慌也是有一点的——像站在悬崖边，脚下石头簌簌往下掉。可这次不一样，院长的语气里没有，没有，只有板上钉钉的笃定，连我妈那样在医院摸爬滚打三十年的老医生，提起这气胸都只能叹气，说这病例太少见，她也说不出个究竟。
院长，我忽然坐起来，胸口的牵扯感又冒了出来，可我没顾上，您那儿有没有关于这病的医书？我想看看。总得知道是怎么回事，总不能像只待宰的鸡，连自己要挨哪一刀都不清楚。
院长愣了愣，大概没见过哪个病人主动要医书看。第二天一早，他就让护士搬来一摞厚厚的书，从国内的《内科诊疗常规》到外文的《胸腔疾病图谱》，堆在床头柜上，像座小小的山。躺着看吧，别累着。他丢下这句话就走了，白大褂的下摆扫过门框，带起一阵消毒水的风。
那些日子，我几乎是抱着书过的。白天看，晚上借着走廊的微光接着看。书页上的字迹密密麻麻，病例分析配着黑白的x光片，像一张张哭丧的脸。越看心越沉——国内外的记载都差不多，这病顽固得很，根治的法子几乎没有，全靠静养，说白了就是只能吃不能干，是个得让人伺候着的累赘。
夜里躺在病床上，总能听见走廊里传来推车的轱辘声，还有病人压抑的咳嗽。我摸着胸口那道浅浅的疤痕，忽然想起阿英。想起她送阳春面来时，荷包蛋煎得金黄金黄，边缘带着点焦脆；想起她把绣着桃花的帕子塞进我手里时，指尖冰凉；想起她按住我肩膀说你看着我，眼里的光比针头还亮。
心口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下，细细密密地疼。
我不能耽误她。
这个念头冒出来的那天，天阴得厉害，病房里没开灯，光线暗得像傍晚。我盯着窗玻璃上的水汽，看它们聚成小水珠，顺着玻璃往下淌，像谁在无声地哭。想了整整三天，想她笑起来时嘴角的梨涡，想她被我逗恼了会轻轻捶我胳膊，想她绣桃花时扎到手指，却梗着脖子说。每想一次，心里就像被揉皱的纸，再展开时全是褶子。
阿英来送排骨汤那天，我把话跟她说了。没敢看她的眼睛，只盯着她手里的保温桶，桶身上印着的红牡丹有点褪色了。医生说......以后我就是个废人了。声音干巴巴的，像砂纸在磨木头，重活不能干，连......连跟人走得太近都不行。
她没说话。病房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的，像在敲鼓。
我说你要是不信我说的可去向医生证实。
过了好久，她从医生那里回来了，眼都哭肿了，脸上没一点光采，轻声开口道，声音有点哑，医生跟你说的一样。就扒在我身上再不出声了。
我终于敢抬头看她。她的眼圈红着，却没掉眼泪，只是咬着嘴唇，手指在保温桶的提手上绞来绞去。那......我咽了口唾沫，尝到点咸味，就这样吧。
就这样？她重复了一遍，像是没听清。
我别过脸，看向窗外，你得找个......能扛东西，能骑车带你，能......
能给她过正常日子的人。
后面的话没说出口，怕一说，眼泪就忍不住了。
她把保温桶放在床头柜上，轻轻了一声。我知道了。说完这句，她转身就走，脚步有点快，白球鞋蹭过地面，发出沙沙的响。走到门口时，她停了一下，却没回头，只是轻轻说了句：你......好好养病。
门被带上的瞬间，我才敢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套上有股淡淡的消毒水味，混着她刚带来的排骨汤香，那味道像根线，勒得人喘不过气。
日子还得往下过。院长说要静养，我就真的天天躺着，除了上厕所，几乎不挪窝。可躺着不代表不想事。那些医书上说的四十岁驼背像根刺，扎在脑子里，怎么都拔不掉。我想起肉铺里被捆着的猪，想起车间里被机器压弯的铁皮，想起那些被生活磨得直不起腰的人——我不能那样。
夜里没人的时候，我会悄悄坐起来，靠着墙，一点一点地挺直后背。刚开始胸口会疼，像有只手在里面拧，可我咬着牙，硬是挺住了。一次，两次，三次......直到能稳稳地坐一刻钟，后背贴在墙上，像块直板。
我跟自己说，我是个硬汉决不能输。
输给病不算什么，输给这命才丢人。
张静英后来没再来过。医生说她托人送了些水果，放在护士站了。我没去拿，怕看见那些水果，又想起她眼里的光。
可我心里清楚，那道光没灭。它钻进我骨头里了，变成了股劲，推着我往上挣。
这天早上，阳光特别好，透过窗户落在被子上，暖烘烘的。我慢慢坐起来，后背贴着墙，挺直了腰。胸口的牵扯感还在，可没那么疼了。我望着窗外，看一只麻雀落在窗台上，歪着头啄羽毛，忽然想笑。
院长说四十岁会驼背？
我偏不。
就算这身子骨真成了泥，我也要从泥里挣出个样来。
不驼着背走路，不喘着气苟活，要挺直了腰杆，活得比谁都精神。
总有一天，我要让那些觉得我不行的人看看——泥里生的，未必就长不高。
而那些藏在裂痕里的光，总有一天会把整个日子，都照得亮堂堂的。
胸隙疼牵别意深，
桃花帕冷旧痕沉。
脊梁不肯随霜折，
泥里生光自有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