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安县政府办公楼的走廊里，春雨还黏在窗玻璃上，晕开一片灰蒙蒙的水汽。高县长攥着手机，躲在消防通道的拐角处，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屏幕上是“县政协老杨”的号码，拨号键按了三次，才终于接通。
“杨主席，是我，高明。”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怕被走廊尽头的风吹走，“您跟省纪委工作组的李组长，是不是老相识？能不能……能不能帮我说句话？”
电话那头的杨主席顿了顿，茶水碰撞杯沿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带着老派官员的慢条斯理：“高县长，你这事儿闹得不小啊——市纪委的林晓带着证据，连民生损失清单都列出来了，178万，还有居民的证词，不好办啊。”
“我没贪！”高明的声音突然拔高，又赶紧压低，喉结滚了滚，“我就是怕改造超支、报销超支，上级追责……杨主席，您知道的，我在隆安干了两年，没功劳也有苦劳，招商引资还拉了两个亿的项目，不能就这么栽在‘慢作为’上啊。”他想起昨天工作组找他谈话时，林晓把李婶的病危通知书拍在桌上的样子，那纸单上的“危急”二字，像针一样扎在他眼里——可比起这些，他更怕的是“降职”两个字，怕自己这辈子再也回不到滨海市区的实权岗位。
杨主席叹了口气：“行吧，我下午去工作组那边坐坐，试试看。但你也别抱太大希望——听说林晓是前作医保案出来的人，认死理，当年查张志强的时候，谁来说情都没用。”
挂了电话，高明靠在冰冷的墙壁上，走廊的声控灯灭了，只剩下窗外透进来的微光。他摸出西装内袋里的体检报告——高血脂、高血压，是这两年为了招商陪酒熬出来的。“我这都是为了隆安的发展”，他在心里跟自己说，可一闭眼，就想起王大爷拽破他袖口时，那双发红的眼睛，想起医保局局长说“12个患者断药”时的躲闪——这些念头像潮水似的涌上来，他赶紧掏出烟，打火机打了三次才点着，烟雾里，他又觉得自己没错：“换了谁当县长，都会先保招商，民生的事，缓一缓怎么了？”
下午两点，县政协的黑色轿车停在工作组驻点的招待所门口。杨主席穿着藏青色的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手里拎着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是隆安县去年的招商成果册，还有他跟省纪委李组长十年前在党校的合影。
工作组的小会议室里，李组长正跟林晓核对证据。看到杨主席进来，李组长起身握了握手，语气客气却疏离：“杨主席今天怎么有空过来？”
“过来看看老伙计，顺便聊聊隆安的事。”杨主席坐下，把牛皮纸信封放在桌上，没打开，先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李组长，高明这孩子，我看着他从发改委副主任做到县长，人是踏实的，就是有时候太‘谨慎’——这次民生的事，他不是故意拖，是怕担责，年轻人嘛，求稳没错。”
林晓坐在旁边，手里翻着王大爷的诉求单——纸边被雨水泡得发毛，上面“2024年8月”的字迹还清晰。她没抬头，却接了话：“杨主席，‘谨慎’不该是让72岁的老人摔在漏雨的地上，也不该是让糖尿病患者断药两天，差点送命。”
杨主席的手指顿了顿，看向林晓，眼神里带着几分审视：“林组长年轻有为，前作医保案办得漂亮，但基层的情况复杂——隆安财政紧，高明要统筹兼顾，招商是为了长远，民生的事，慢慢解决也不迟。”
“慢慢解决？”林晓终于抬起头，把诉求单推到杨主席面前，“这张单子，王大爷跑了7次政府，从去年8月等到今年3月，屋顶漏雨漏到床底下，孙子的课本泡烂了三本。杨主席，要是您家漏雨，能‘慢慢等’吗？”她又拿出手机，点开李婶的住院记录，“李婶断药两天，酮症酸中毒，医生说再晚半小时就没救了——这‘慢慢解决’，是要等老百姓的命吗？”
杨主席的脸色有些不好看，他没想到这个年轻的女组长这么不给面子。他转向李组长，语气软了下来：“李组长，咱们都是老熟人了。高明没贪没腐，就是工作方法有问题，给个警告处分，让他继续留任整改，也能体现组织的容错机制嘛。”
李组长没接话，而是从抽屉里拿出一份录音笔，按下播放键——里面是昨天高明给杨主席打电话的内容：“您跟李组长是老相识，能不能帮我说句话？”“我招商引资拉了两个亿，不能栽在慢作为上。”
杨主席的脸一下子红了，端着茶杯的手微微发抖。李组长关掉录音，语气严肃起来：“杨主席，组织的‘容错’，是容‘改革中的失误’，不是容‘漠视民生的不作为’。高明的问题，不是‘工作方法’，是‘初心’出了问题——他心里装的是招商政绩，不是老百姓的死活。”
他拿起桌上的损失清单，递到杨主席面前：“向阳里改造拖了8个月，额外花了150万维修费；12名患者断药，花了20万额外医疗费；菜市场3个老人摔跤，花了8万——这178万，是老百姓的血汗钱，不是数字。前作医保案，我们抓了贪钱的张志强，今天，不能放了不贪钱但害民的高明。”
林晓补充道：“杨主席，前作医保案的时候，也有不少人来为张志强说情，说他‘为地方经济做过贡献’，但最后呢？贡献不能抵消民怨，政绩也不能掩盖过错。高明今天要是因为‘招商有功’被从轻处理，老百姓会怎么想？他们会觉得，官的政绩比他们的命还重要。”
杨主席看着清单上的数字，又看了看林晓手里那张皱巴巴的诉求单，张了张嘴，却没说出话来。他想起自己退休前，在社区调研时，也遇到过漏雨的老人，当时他还拍着胸脯说“一定解决”——可现在，他却在为一个让老人淋雨的县长说情。窗外的春雨还在下，敲着玻璃，像老人拐杖磕在地上的闷响，一下下，敲在他心上。
“我……我知道了。”杨主席站起身，拿起桌上的牛皮纸信封，手有些僵硬，“是我糊涂了，不该来凑这个热闹。”他走到门口，又停下，回头说，“高明那边，我会跟他说，让他好好反省，接受组织的处理。”
会议室的门关上后，李组长看向林晓，嘴角露出一丝赞许：“前作医保案没白办，你现在越来越懂‘民生’这两个字的分量了。”
林晓拿起王大爷的诉求单，轻轻抚平纸边：“不是我懂，是这些单子上的字，这些老百姓的苦，教我的。”她想起昨天去向阳里，王大爷坐在轮椅上，指着漏雨的屋顶说“姑娘，我不怪你来得晚，就怪我没本事，护不住孙子”——那话像刀子似的，让她不敢忘，也不能忘。
而此刻，县政府办公楼的县长办公室里，高明正盯着手机，等杨主席的消息。门被推开，秘书脸色苍白地走进来：“县长，杨主席……杨主席回政协了，说……说让您接受组织处理。”
高明手里的笔“啪”地掉在桌上，墨水在招商成果册上晕开一团黑。他瘫坐在椅子上，看着墙上“为人民服务”的标语，突然觉得刺眼。窗外的春雨还在下，他想起第一次来隆安赴任时，在欢迎会上说“要让隆安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现在想来，那些话像个笑话。
他掏出手机，翻到林晓的号码，手指悬在拨号键上，却没敢按下去。他想问“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可话到嘴边，却变成了一声叹息——他知道，有些机会，错过了就没了；有些伤害，造成了就补不回来了。就像王大爷摔在地上的伤，李婶病危时的痛，都不是一句“对不起”就能抹平的。
走廊里的声控灯又灭了，办公室里只剩下窗外透进来的微光，和桌上那本被墨水弄脏的招商成果册——封面的“隆安县招商突破2亿”几个字，在昏暗里，显得格外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