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五年七月初,西南叛乱的烽火已呈燎原之势。
贵州贵阳被围,四川重庆告急,云南东部动荡不安。
然而,无论是北京的朝廷还是叛军首领安邦彦,都将目光投向了云南府(昆明)——那座象征着大明帝国在西南边陲至高无上统治权威的黔国公府(俗称沐王府)。
沐氏家族,自明初沐英始,世代镇守云南,与明朝相始终。
黔国公(俗称沐国公)不仅是世袭罔替的最高爵位,更是手握重兵的镇守总兵官,是明朝在云南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政治象征和军事支柱。
当代黔国公沐启元(或根据时间线调整为合适的继承者),尽管可能才能平庸,但其府邸——沐王府,本身就是一座坚固的城堡,守卫森严,库存着大量的兵甲粮饷。
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周边土司的一种强大威慑。
叛军首领安邦彦深知,若不拔除沐王府这个明朝在云南的“定海神针”,他在贵州的胜利就不稳固,甚至可能陷入明军从云南发起的反扑。
因此,他制定了一个极其大胆且残忍的计划:突袭云南府,夷平沐王府,彻底摧毁明朝在西南的统治中心,从而震慑所有仍在观望的土司,并试图一举夺取云南的财富和军械来壮大自己。
安邦彦没有选择强攻防守严密的云南府城。他采取了一个更为阴险和高效的策略:
安邦彦利用多年经营的关系网,重金收买了沐王府内部的一些不得志的彝族、白族军官以及对沐家统治不满的当地豪强。
这些内应熟知沐王府的布防、换岗时间和内部通道。
安邦彦派遣其麾下最精锐的一支山地彝兵,人数约三千,由他的心腹将领安武功(或其族中猛将)率领。
这支军队不走官道,而是沿着险峻的山间密林小道,昼伏夜出,以惊人的速度进行长途奔袭,绕过明军的所有哨卡,神不知鬼不觉地逼近了云南府。
七月初十,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
在内应的接应下,叛军精锐悄然打开云南府的一处侧门,如潮水般涌入城中。
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沐王府。
战斗在沐王府内外爆发,但过程出乎意料的短暂和惨烈。
由于内应的出卖,叛军对沐王府的防御体系了如指掌。
他们直接攻击要害,如武库、马厩和主院。府中守卫虽然拼死抵抗,但在内外夹击下迅速崩溃。
叛军怀着积压已久的仇恨和对财富的贪婪,展开了无差别的屠杀。
黔国公沐启元(在府中的主要家族成员)及其家眷、属官数百口,几乎全部罹难。
府中积累了两百多年的珍宝、典籍、档案被洗劫一空。
在劫掠之后,为了达到最大的震慑效果,叛军四处纵火。
木结构的殿宇楼台在熊熊烈火中相继倒塌,石质的基座也被破坏。
这座历经十余代、象征着大明王朝在西南无边权威的宏伟府邸,在一夜之间,被彻底“夷平”,化为一片冒着青烟的废墟。
“沐国公府被夷平”的消息,以最快的速度传遍西南,乃至飞报北京,其造成的冲击是毁灭性的:
沐王府的覆灭,意味着明朝在西南统治的法统象征和权力中心被暴力摧毁。
给所有仍在抵抗的明军和忠于朝廷的土司的心理打击是致命的,仿佛“天塌了”。
沐国公是云南的军政核心。他的死亡和府邸的毁灭,导致云南的指挥系统瞬间瘫痪,各地明军陷入群龙无首、各自为战的境地。
叛乱迅速向云南腹地蔓延。
安邦彦的声望达到顶点。更多观望的土司和部落纷纷倒向叛军,认为大明气数已尽。
叛军获得了沐王府库藏的大量武器粮饷,实力大增。
消息传到北京,举朝骇然。
自开国以来,从未有如此地位显赫的勋臣家族在镇守地被整体屠灭。
这已经超出了普通叛乱的范畴,是对朱明皇室和整个帝国统治秩序的最赤裸裸的挑战和羞辱。
崇祯皇帝闻报,据说当场砸碎了御案上的砚台,怒吼之声震动了整个乾清宫。
“沐国公府被夷平”事件,是西南叛乱的一个决定性转折点。
它不再是边境冲突,而是演变成一场旨在彻底推翻明朝在西南统治的全面战争。
这一事件,将崇祯皇帝和他的帝国逼入了墙角,除了以最强的武力进行最彻底的镇压,已无任何回旋余地。
它也迫使崇祯必须动用一切可动用的新式力量(如李由的鲁军、孙传庭的秦军、御马监的武卫营),并采取更坚决、更彻底的“改土归流”政策来应对。
西南的局势,因沐王府的陷落,而进入了最黑暗、最血腥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