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东某大学的老图书馆，
这地方，孙老师守了快二十年。她叫孙玉芬，一个名字和她人一样，带着点旧式温婉又透着股韧劲的中年女人。岁月在她眼角犁出了细密的沟壑，也把古籍区里那种混合着陈年纸墨、微霉尘埃和旧木头的气味，深深浸入了她的肺腑和衣裳。她熟悉这里的每一排书架，每一册线装书的脾性，就像熟悉自己手掌的纹路。
可自从进了二零零六年，这“熟悉”被打破了。事情起于初冬第一场雪后。每天下午五点半，闭馆铃声像一声疲惫的叹息响过之后，孙老师仔细检查完每一个阅览室，最后锁上古籍区那扇沉重的、包着铜角的木门。然而，每当她回到一楼的值班室，准备淘米做晚饭时，楼上，那绝对不应该有人的古籍区，便会传来一阵清晰的、不急不缓的翻书声。
那声音，孙老师形容不来，不像现在学生们哗啦啦的躁动，也不是风吹书页的零乱。它沉稳，有节奏，带着一种老学究般的认真劲儿，一页，一页，又一页，在空寂的老楼里，显得格外碜人。
头几次，孙老师只当是自己听岔了，是老鼠？或者是哪扇窗户没关严，灌进了风？她捏着那把磨得油光发亮的大号手电筒，重新上楼，打开古籍区的门，仔仔细细地照，角角落落地看。手电光柱劈开沉滞的黑暗，惊起几只伏在梁上的灰蛾，除此之外，空无一人。书架森然林立，像一排排沉默的墓碑，那些千百年的典籍在黑暗里屏息凝神，散发着幽古的气息。翻书声在她推门的瞬间，便戛然而止。
次数多了，孙老师心里发了毛。她跟图书馆主任提过一嘴，主任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正为学校“迎评促建”忙得焦头烂额，闻言摆了摆手：“孙老师，咱这可都是唯物主义的阵地，那些个怪力乱神的话，可不敢乱说。肯定是老鼠，回头我让后勤科多放点耗子药。” 孙老师张了张嘴，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她知道，这老楼年头久了，保不齐就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尤其是在这藏纳了无数先人思想与故事的故纸堆里。
流言还是像暗处的苔藓，悄悄滋生起来。有夜归的年轻馆员说，好像看见过古籍区有微弱的、绿油油的光；打扫卫生的临时工则信誓旦旦，说曾闻到里头有股淡淡的墨汁和旧棉絮混合的怪味儿。这些话传到孙老师耳朵里，让她心里那根弦越绷越紧。她不是没想过退缩，调个岗位，或者提前内退。可一想到这些视若珍宝的古籍，万一交给个不经心的年轻人，被虫蛀了，被潮气沤坏了，她就像心里被针扎了一样。这书库里，有她青春的影子，也有她不愿言说的寄托。
她的独子，十年前也是在这所大学读书，最喜欢泡在古籍区，后来……一场急病，带走了他。儿子当年常坐的那个靠窗位置，那本他没能读完的《岭表录异》，都成了孙老师心底不敢触碰的禁忌和隐秘的念想。守着这里，仿佛就能离儿子的气息近一些。
恐惧与一种近乎偏执的责任感，还有那隐秘的母爱，在她心里激烈地搏斗。最后，她下了决心，要亲手揭开这谜底。
那是一月里一个极寒的夜晚，天气预报说零下二十九度。北风在窗外呼啸，像无数冤魂在拍打着窗玻璃。孙老师提前跟主任说身体不适，要早点休息。她没回值班室，而是早早藏身在了古籍区最深处，两排高大书架形成的阴影缝隙里。那里堆放着一些待修补的残本，气味更加浓重呛人。她裹紧棉大衣，脚下踩着厚厚的棉鞋，一动不动，连呼吸都放得极轻，感觉自己快要变成另一本被遗忘的旧书。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寒冷像细针，透过厚厚的棉衣往骨头缝里钻。就在孙老师手脚快要冻僵，意识也有些模糊的时候，闭馆的铃声响了。冗长、空洞，在建筑里回荡，然后一切归于死寂。
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了。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就在她几乎要放弃的时候，异动发生了。
没有脚步声，没有光影变化。在她斜对面，靠西墙的那排专门存放本地史志民俗类书籍的书架上，中层，一本蓝布封皮、纸页焦黄脆硬的旧书，毫无征兆地，自己动了一下。
孙老师浑身的血液仿佛瞬间凝固了。
只见那本书，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轻轻托着，平稳地、缓慢地从书架里滑了出来，悬浮在半空中。封面上，《双城拾遗录》五个模糊的宋体字，在手电筒余光勉强扫到的微暗里，隐约可辨。
书，就那样悬停在离地约一米五的空中，然后，书页开始翻动。
哗——哗——哗——
正是她每晚在楼下听到的那种清晰而沉稳的声音。书页翻飞得极快，仿佛阅读者不是在品读，而是在焦急地寻找着什么。纸页摩擦的声音在绝对的寂静里被放大，带着一种催人心魄的紧迫感。
孙老师死死捂住自己的嘴，生怕一点声响惊动了这超自然的景象。她瞪大了眼睛，看着那本自行翻动的鬼书，恐惧到了极致，反而生出一种麻木的平静。
终于，飞速翻动的书页慢了下来，然后，停在了一页。
书，就那样静静地摊开悬浮着，仿佛有一个看不见的人，正低头专注地阅读着那一页的内容。
强烈的好奇心，像一只虫子，啃噬着孙老师的恐惧。她借着从窗户透进来的、被积雪反射的微弱天光，拼命地想看清那一页上的字。距离有些远，字迹模糊。但她依稀辨认出，那似乎是一段关于本地清末民间轶闻的记载。其中，“冤杀”、“藏书”、“焚书”几个墨色较重的字眼，像烧红的烙铁，烫进了她的眼睛。
也就在这一刻，一种难以言喻的悲恸情绪，像冰冷的潮水，毫无征兆地将她淹没。那不是她自己的悲伤，而是外来的、浓郁的、沉积了百年的绝望与不甘。这情绪如此强烈，让她几乎喘不过气，眼泪不受控制地涌了上来。
她突然不再害怕了。
她慢慢地，极其缓慢地从书架阴影里挪了出来，向着那本悬浮的书，向着那无声的悲恸来源，靠近了一步，又一步。
她站在那书前，距离不过一米。书页上细密的毛笔小楷清晰起来。她轻声地，带着试探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温柔，对着那空无一物的前方问道：“你……是在找这个吗？你是不是……有什么冤屈？”
话音落下，悬浮的书页轻微地颤动了一下。那弥漫在空气中的悲恸情绪，似乎凝滞了一瞬。紧接着，孙老师感觉到一股微凉的气息拂过面颊，仿佛一声悠长的、来自遥远年代的叹息。
……
第二天，孙老师请了半天假，去了本地的文史档案馆。她凭着记忆中的片段，翻查了《双城县志》和一些晚清野史杂录。在一本纸张几乎一触即碎的光绪年间笔记里，她找到了线索。
笔记中记载，光绪末年，双城府（今哈尔滨双城区）有一王姓书生，家贫却嗜书如命，平日以抄书、替人撰写书信为生。他私下搜集、抄录了许多本地的民俗传说、乡野逸闻，其中不乏一些涉及官府贪墨、士绅欺压百姓的“违禁”内容。彼时朝廷风雨飘摇，对“邪说悖逆”尤为敏感。有人告发王生私藏谤书，意图不轨。官府在其家中搜出书稿，不容分辩，便以“造作妖书妖言”之罪，将其草草问斩，所藏之书尽数焚毁。据说王生临刑前，双目泣血，发誓愿化厉鬼，也要护住那些记录本地风土真相的文字，不让它们湮灭。
孙老师合上档案，久久无言。她明白了，那本《双城拾遗录》，很可能就是后人根据记忆或残本重新整理收录了部分王生当年所藏内容的书籍。那徘徊不去的魂灵，并非恶意，只是一个被冤屈的爱书之人，执念于他未能保全的典籍，执念于那段被强权抹杀的历史真相。他夜夜翻书，或许是在寻找自己当年心血的身影，或许是想向后来者揭示那尘封的冤屈。
自那晚以后，古籍区夜晚的翻书声，奇迹般地消失了。
但孙老师却养成了一个新的习惯。每逢农历初一、十五，或者她觉得心头沉闷的夜晚，她会特意晚走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