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建国大爷在这所学校当了二十三年校工，孩子们都离去了，他却留了下来。学校决定暂时停用时，领导拍着他的肩膀：“老董，就你看家吧，等明年开春重建方案批下来，你再光荣退休。”董大爷点点头，他熟悉这里的每一块砖，每一扇窗，就像熟悉自己掌心的纹路。
然而最近，有些东西不对劲。
每天傍晚巡查时，三号楼二层最东头那间老教室的黑板上，总是写满了同一道复杂的小学算术题。那题目董大爷看不太懂，只记得有许多括号、分数和未知数，密密麻麻像一群蚂蚁。起初他以为是哪个调皮孩子溜进来恶作剧，可学校封锁严密，连只野猫都难钻进来。
更奇怪的是，每晚他擦干净黑板，第二天傍晚又会发现上面写满了同样的题目。周而复始，已经整整七天了。
“见鬼了。”第八天傍晚，董大爷盯着那写满算式的黑板，喃喃自语。窗外光秃的杨树枝在风中摇晃，像无数只干瘦的手。
那晚七点，他提前躲进那间教室，钻进后排角落的壁橱里，透过缝隙紧紧盯着黑板。壁橱里有陈年的粉笔灰味和发霉的纸张气味，让他想起妻子生前整理的旧物间。
妻子去世五年了，女儿又在南方成了家，一年难得一通电话。孤独像细沙，一点点填满他的胸腔，有时他怀疑自己会不会像那些被遗忘的旧课桌一样，在寂静中悄然腐朽。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教室里的光线逐渐暗淡。董大爷裹紧旧棉衣，在壁橱的狭窄空间里几乎冻僵。他开始怀疑自己的决定，也许那只是哪个老师的无心之举，或是自己年老健忘，其实根本没人写过什么算式。
就在他几乎要放弃时，午夜的钟声从远处的教堂隐约传来。
黑板前，有什么东西动了。
一支白色粉笔缓缓从讲台的粉笔盒中升起，悬在半空，像被无形的线吊着。董大爷屏住呼吸，揉了揉眼睛——那粉笔确实自己在动，飘到黑板前，开始书写。
一下，又一下，粉笔在黑板上划出纤细的痕迹，组成一个个数字和符号。那支粉笔握在看不见的手中，书写姿势稚嫩而生涩，像刚学写字的孩子。
“谁在那儿？”董大爷想喊，却发不出声。恐惧扼住了他的喉咙。
粉笔继续书写，那道熟悉的算术题又一次慢慢铺满黑板。写到一半，在某个分数化简的步骤上，粉笔突然停了。
悬在半空的粉笔微微颤抖，然后，一声轻叹在寂静的教室里格外清晰。
那是个稚嫩的、大约十岁孩子的声音，带着困惑和沮丧：“老师，这道题……我还是不会……”
董大爷浑身一颤，不知哪来的勇气，推开壁橱门：“谁家的娃娃在这捣蛋？”
话音落下，粉笔“啪嗒”掉在讲台上，断成两截。教室里空无一人，只有他的回声在荡漾。
第二天，董大爷去了区教育局档案室，找他当年共事过的老同事帮忙。
“三号楼二层东头那间教室？”退休返聘的张主任推推老花镜，“我记得那是九三、九四年级用的教室吧？特别是一班的，那班主任姓沉，教数学的，挺严厉的一位女老师。”
“沉老师？”董大爷皱眉思索，“是不是那个总扎着马尾辫，戴黑框眼镜的沉老师？”
“对，沉玉梅老师。她后来出了事，九四年暑假前突然辞职了，谁也不知道原因。”张主任压低声音，“当时有传言，说她体罚学生，把一个孩子关在教室里做数学题，直到做对才能回家。但没人证实，学校就把这事压下去了。”
董大爷若有所思：“那班上有特别的学生吗？”
张主任摇摇头：“这么多年了，谁记得清。不过那几年，正好赶上计划生育最严的时候，不少超生的孩子没学籍，只能借读。沉老师那班好像就有几个这样的孩子。”
带着更多疑问，董大爷回到学校，直接走向那间教室。午后的阳光斜射进来，在黑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他走近讲台，仔细观察粉笔槽，发现里面有几支特别短小的粉笔头，像是孩子的手会用到的尺寸。
“你到底是谁？”董大爷轻声问。
没有回应，只有风穿过窗缝的呜咽。
那天晚上，董大爷又去了教室，这次他没躲藏，而是直接坐在第一排的座位上。他带来了一本泛黄的数学参考书——那是他妻子生前用过的，她曾是位小学数学老师。
“喂，不管你是什么，出来聊聊吧。”他对着空荡荡的教室说，“我带了书，说不定能帮你解题。”
寂静无声。董大爷等了一会儿，自嘲地摇摇头，翻开书本看起来。不知过了多久，他感到一阵倦意，趴在课桌上睡着了。
梦中，他看见一个小男孩背对着他，坐在黑板前，一遍遍写着那道算术题。男孩的肩膀微微颤抖，像是在哭泣。
“我不会...怎么也学不会...”男孩呜咽着。
董大爷想走近，却迈不动步子。
醒来时已是凌晨，教室里月光惨白。董大爷伸展僵硬的四肢，正准备离开，目光却被黑板吸引——上面用极淡的粉笔印写着两个字：“谢谢”。
接下来的日子，董大爷每晚都去那间教室。有时他会自言自语地讲述自己的生活，讲他早逝的妻子，讲远在南方的女儿，讲一个人守着空校的孤独。偶尔，他会感觉到空气中有一丝异样的流动，或是听到一声轻微的叹息。
一周后的夜晚，当他再次坐在教室里，那支粉笔又动了。
它缓缓升起，开始在黑板上书写那道熟悉的算术题。写到一半，又停在同一个地方。
“这里...总是算不对。”那稚嫩的声音带着哭腔。
董大爷深吸一口气，站起身走向黑板：“让我看看，我老伴以前教过数学。”
他拿起另一支粉笔，仔细看题：“这应该是分数化简，看，分子分母都有公因子...”
他一边讲解，一边在黑板的空白处写下步骤。那个无形的“学生”安静地听着，偶尔粉笔会轻轻点头般晃动。
“...这样，就得出结果了。”董大爷写完最后一步，放下粉笔。
黑板上的题目终于完整了。
“原来...这么简单。”孩子的声音里有种释然。
“有时候就是缺个人指点一下。”董大爷微笑着说，“你叫什么名字？为什么一直在这里做题？”
沉默良久，就在董大爷以为不会得到回答时，声音又响起了：“我叫小北。沉老师总把我留下做题，做不对不准回家。那天...那天她忘了我在教室，锁门走了。我出不去...”
董大爷的心沉了下去：“然后呢？”
“我喊了，没人听见。第三天，我睡着了，再醒来时，我已经...已经不觉得饿了。”声音越来越轻，“我就记得这道题还没做完...”
董大爷想起1994年的那个夏天，确实有个孩子失踪的传闻，但当时说法是超生家庭搬去了外地。现在他明白了，那只是为了掩盖真相的托词。
“小北，你现在可以回家了。”董大爷轻声说。
“真的吗？”
“真的，题解完了，你就可以休息了。”
黑板上的粉笔轻轻落下。空气中，一丝难以言喻的轻松弥漫开来。
“谢谢老师。”
“不用谢，小北。走吧。”
董大爷仿佛听到一声远去的轻笑，随后教室里的某种紧张感消失了，恢复了寻常空教室的平静。
第二天，董大爷去了派出所，报告了十年前的旧事。警方重新立案调查，在教室的地板下找到了小男孩的遗骸和一本破烂的算术本。沉老师早已病逝，无从追责，只有那段被遗忘的历史终于重见天日。
小北的遗骨被他的家人领走安葬。那是一个因超生而东躲西藏的家庭，多年来甚至不敢公开寻找失踪的儿子。
2005年春，学校开始拆除重建。董大爷站在工地外，看着推土机推向那间老教室。
工头后来告诉他一个奇怪的现象：拆除那间教室时，有一块黑板怎么也拆不下来，像是被什么固定在了墙上。最后他们不得不连墙一起推倒，发现黑板后面刻着一道完整的算术题，每一笔都深深刻入砖石。
董大爷什么都没说，只是点点头。
他知道，有些题目，一旦开始写，就注定要写完。有些人，一旦相遇，就注定要彼此解救。
在退休前的最后一个月，董大爷常常梦见一个笑容明亮的小男孩，站在解完的数学题旁，向他挥手告别。醒来后，他并不觉得恐惧，反而有种奇特的安慰——在这座即将消失的老学校里，不止他一个人曾与孤独相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