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里的东北，能冻裂石头。我从哈尔滨挤上这趟开往满洲里的绿皮车，像一颗被塞进沙丁鱼罐头的冰碴子。车厢里，汗臭、烟臭、裹脚布的酸臭，还有劣质烧酒的气味搅和在一起，结成一层浑浊油腻的雾，糊在结了霜花的玻璃上。硬座车厢里，人挨人，人挤人，喘口大气都怕把前面人的棉袄吸进肺里。
我的位置靠过道，对面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头，裹着件油光锃亮的羊皮袄，一口接一口嘬着卷烟，烟雾把他那张沟壑纵横的脸熏得更加模糊。他旁边是个年轻母亲，抱着个襁褓，孩子睡得并不安稳，偶尔发出小猫一样的呜咽。夜深了，车轮碾压铁轨发出单调的“哐当”声，像永无止境的催眠曲，大部分乘客都东倒西歪地睡去，只有少数几个还在强打精神，守着脚下那点可怜的行李。
约莫是后半夜，车厢连接处那扇破门“咣当”一声被风撞开，一股能剐掉人鼻子的寒气猛地灌进来，激得几个迷糊的乘客一哆嗦。就在那风里，悄没声地，走进来一个列车员。
他个子不高，身子骨看着单薄，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甚至有些地方已经泛黄的旧路服，那款式，是老早以前的样式，领口紧束，肩线硬挺，像是五六十年代电影里的行头。他戴着一顶同样陈旧的制服帽，帽檐压得很低，脸上像是蒙了一层磨砂玻璃，看不真切五官，只有个模糊的轮廓，走在明明灭灭的灯光下，像一道飘忽的影子。
他手里拿着一把长柄笤帚，开始默默地扫地。笤帚划过粘着痰渍、瓜子皮和烟灰的地板，发出“沙……沙……”的声响，那声音干涩，空洞，听得人心里头发毛。他扫得极其仔细，连座位底下的缝隙都不放过，但动作却又轻飘飘的，带不起一丝尘土。
扫到我脚边时，我下意识地把脚缩了缩。他停了一下，没有抬头，然后继续向前扫。我注意到他那双握着笤帚的手，干瘦，指节粗大，肤色是一种不正常的青白。
过了一会儿，他又开始查票。不是挨个推醒乘客，而是就着昏暗的光线，默默地看那些被乘客捏在手里、或者放在小桌板上的车票。他走到我对面那老头的座位旁，停下脚步，低头看着老头攥在手里的票。
老头似乎根本没睡，他抬起眼皮，浑浊的眼珠在帽檐下的阴影里闪了一下，喉结滚动，像是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把票攥得更紧了些。那模糊的列车员停留了大约十几秒，然后无声地移开了。
我对这诡异的沉默感到一种莫名的不安，在他经过我身边时，我鼓起勇气，压低声音问：“同志，到昂昂溪还得多久？”
他没有回答。甚至连停顿都没有。就好像我的声音落进了棉花堆里，或者，被他周身那股无形的寒气给冻住了。他只是继续向前，像个设定好程序的机器，执行着扫地、看票这两项单调的指令。
我心里头那点不安开始放大，变成了一种细密的恐慌。我盯着他的背影，看着他走到车厢尽头。那里是冰冷的、糊满厚厚霜花的板壁，连接着下一节车厢的门紧闭着。
然后，让我头皮炸开的一幕发生了。
他没有伸手去拉门，也没有丝毫减速，就那样直挺挺地、轻飘飘地，朝着那结实的、挂着霜花的板壁走了过去。就像一滴水渗进干燥的泥土，他的身体，连同那身旧路服和那把笤帚，毫无阻碍地融入了板壁，瞬间消失不见。车厢尽头，只剩下那面覆盖着肮脏霜花的板壁，和头顶那盏滋滋作响、忽明忽暗的灯泡。
我猛地站了起来，心脏擂鼓一样狂跳，冷汗瞬间湿透了衬衣。我环顾四周，大部分乘客仍在沉睡，只有旁边座位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似乎也被惊醒，正惊恐地瞪大眼睛，看着那空无一人的车厢尽头。
“鬼……鬼啊……”他嘴唇哆嗦着，声音像被掐住了脖子。
这一声低呼，惊动了对面的老头。他缓缓抬起头，深陷的眼窝里目光锐利得像鹰。他看了一眼车厢尽头，又看了看我和那个吓坏的中年人，脸上没有任何惊讶的表情，只有一种深不见底的疲惫和悲凉。
“别嚷嚷，”老头的声音沙哑，像生锈的铁片摩擦，“他不是恶鬼。”
“那他……他是什么？”我颤声问，感觉牙齿都在打架。
老头摸出烟袋，又卷了一支，火柴“刺啦”一声划亮，映亮了他沧桑的脸。“坐稳了，娃娃，”他吐出一口浓烟，“那是咱这趟车的老伙计了……一个回不了家的魂。”
窗外是墨一般化不开的东北黑夜，远处有零星的灯火像鬼火一样飘过。车轮声依旧“哐当哐当”，但在这一刻，却仿佛带着某种沉重的韵律，敲打着每个人的神经。
“那是五几年的事儿了，具体哪年，记不清了，反正是闹土匪最凶的那阵子。”老乘务员，他让我叫他老李头，开始了他的讲述，声音低沉，被烟熏得愈发嘶哑。“那时候，这铁轨沿线不太平，‘胡子’（土匪）嚣张得很，专门扒火车，抢国家物资。车上押运的，都是真枪实弹的铁道兵和咱们的列车员。”
“那晚，跟现在差不多，也是腊月，天冷得邪乎。车上装着紧要的工业器材，是支援北边建设的。车过富拉尔基不久，就出事了。一伙亡命徒，不知道怎么就扒上了车，在前面行李车那儿动了手。”老李头的眼神飘向窗外无尽的黑暗，仿佛能穿透时间，看到当年的血腥。
“有个姓王的列车员，具体叫啥名，上头不让多说，后来也模糊了。都叫他小王，那时候，他也就二十郎当岁，跟你差不多。”老李头瞥了我一眼。“小伙子人特别轴，认死理，把列车看得比命还重。他当时就在行李车附近执勤。”
“枪响了，噼里啪啦，跟炒豆子似的。乘客们都吓坏了，趴在地上不敢动。就听见叫骂声、搏斗声……后来，声音渐渐小了。”老李头的声音也跟着低了下去，“等我们几个老家伙壮着胆子摸过去……行李车里头，到处都是血。小王……他躺在一堆器材中间，身上好几个血窟窿，手里还死死攥着一截打断了的笤帚把——那是他唯一的‘武器’。几个土匪也躺在那儿，死的死，伤的伤。物资，一样没少。”
“他是为了保护国家财产，活活被打死的。”老李头狠狠吸了一口烟，火星几乎烧到手指。“后来，车到了站，报了案，事情也就按英勇牺牲处理了。可怪事，就从那以后开始了。”
“先是有人在深夜的硬座车厢，看见一个穿着旧路服的人在扫地，面容看不清楚，问话也不答。一开始都以为是眼花了，或者新来的同事害羞。可后来，看见的人越来越多。他总是深夜出现，默默地扫地，默默地‘查票’，然后，在车厢尽头，穿墙而过。”
“有人报告给上面，上面派了人来调查，说是封建迷信，严厉禁止谈论。可这东西，你越禁，传得越邪乎。”老李头叹了口气，“老辈儿的乘务员都知道他，私下里都说，小王这是舍不得这趟车，舍不得这条他用命守护的线路。他魂灵没走，还把自己当班呢。”
“那……就让他一直这么……飘着？”年轻母亲不知何时也醒了，紧紧抱着孩子，声音带着哭腔。
“不然能咋办？”老李头苦笑一下，“请和尚老道？那是‘四旧’！早几年敢提这个，就得挨批斗。报告领导？领导只会说你思想有问题，宣传迷信。再说了……”他顿了顿，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复杂的光，“有时候跑夜车，遇到恶劣天气，或者有啥突发情况，老乘务员心里反而会踏实点。总觉得……他还在那儿，守着这列车呢。”
老李头的话，像一把重锤，敲在我的心上。最初的恐惧，像潮水般慢慢退去，露出底下一种更复杂、更沉甸甸的东西。那不是面对未知鬼怪的惊悚，而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悲凉和感动。
那个模糊的身影，那个沉默的魂灵，他不是一个寻求复仇的恶鬼，他只是一个固执的、无法归家的守望者。他守护的不是几节破旧的车厢，而是他牺牲那一刻所扞卫的信念和责任。在那个强调集体、奉献甚至牺牲的年代，他成了这种精神一个诡异而悲壮的具象化符号，被时代的禁忌与现实的无奈，困在了这永无止境的铁轨之上。
车厢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只有车轮与铁轨的撞击声，一声声，敲打着1978年这个寒冷的冬夜，也敲打着我们这些偶然窥见历史暗影的过客的内心。
天快亮时，东方泛起鱼肚白，冰雪覆盖的原野轮廓逐渐清晰。列车广播里响起嘶哑的进行曲，预示着终点站满洲里快要到了。乘客们开始骚动，收拾行李，准备下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