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境的烽火暂熄，帝国的重心再次回归内政。科举新章选拔出的第一批实干之才，如同新鲜血液，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帝国的各个岗位，尤其是在新政推行的关键领域，开始崭露头角，逐渐成为支撑新政落地的中坚力量。
江宁知府赵怀瑾，这位律法科榜眼出身的寒门官员，在江南的任上愈发显得游刃有余。他凭借其精于律法、不畏权贵的作风，持续深化清丈田亩的成果，并大力整顿漕运、盐政积弊，触动了不知多少地方豪强与旧有官吏的利益，却也实实在在地提升了行政效率，增加了国库收入，使得江南这块赋税重地愈发稳固。其政绩卓着，被裴砚破格擢升为江南道巡察使，权责更重。
而在朝堂之上，另一位新科进士，以算学头名入仕的王姓官员，被调入户部，主持天下钱粮度支的核算。他引入新的算法模型，理清了许多陈年旧账，发现了不少管理漏洞与贪腐线索，使得户部运作效率大为提升，也让试图在账目上做手脚的官员无所遁形。
这些新锐官员的崛起，如同砥柱中流，有力地支撑着新政的推行。他们或许缺乏世家大族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却拥有扎实的学识、实干的精神以及对朝廷新政的坚定拥护。他们的成功，本身就是对新政最好的宣传，吸引了更多寒门学子埋头实学，期待着通过这条新辟的路径实现抱负。
然而，阳光愈是明亮，阴影便愈是清晰。新政的深入，意味着对旧有利益格局更彻底的颠覆，阻力也随之以更隐蔽、更复杂的形式显现。
这一日朝会，议题本是关于在北方新收复及归附地区推广官学、教化百姓之事。此事利在千秋，本是共识。然而，当吏部提出需大量选派通晓实务、尤其是算学、农工之学的官员及教习前往时，却遭到了意料之外的“软抵抗”。
一位出身清流、门生故旧多为经学之士的礼部官员出列，慢条斯理地奏道：“陛下，教化蛮夷，使其知礼仪、晓廉耻，方是根本。若只授其奇技淫巧，恐其虽得利而忘义，非但不能归心王化，反而助长其刁悍之气，与朝廷推行教化之初衷，岂非背道而驰？臣以为，北地官学，当以经义为主，德育为先，实务之学，徐徐图之即可。”
这话听起来冠冕堂皇，紧扣“教化”根本，实则是在质疑乃至否定向北方推广新政成果的必要性，试图将新兴的实务之学排除在官方教育体系之外，维持经学独尊的地位。
他话音刚落，立刻便有几位官员附和，言语间虽未直接反对新政，却处处强调“根基”、“正道”，隐隐将新政之学置于次等、甚至有害的位置。
新任户部王主事忍不住出列反驳：“大人此言差矣！北地百姓，生计维艰，授其渔猎耕种、计算经营之术，使其得饱暖，方知礼仪之所由生！空谈道德，而无实利，如同无根之木，如何能令其真心归附？且算学、农工，亦是圣王之道，关乎国计民生，岂能视为末技？！”
朝堂之上，顿时又起波澜。这一次的争执，不再像之前那般针锋相对、泾渭分明，而是围绕着“何为教化根本”、“如何平衡德与才”等更隐晦的议题展开，显得更为胶着。
端坐龙椅的裴砚，静静听着双方的辩论，面色无波。他能清晰地感受到，那股反对新政的暗流，并未因北境大捷和新科举子的出色表现而消散，反而转换了策略，开始从意识形态、从价值观的层面，对新政进行更深的狙击。这比直接的对抗更为棘手。
退朝后，裴砚与秦绾在养心殿谈及此事。
“他们这是换了法子。”秦绾轻蹙眉头，“不再明着反对新政条文，转而质疑新政的‘道义’根基，想从根子上将其否定。此论若成风气，恐动摇天下士林对新政的认同。”
裴砚冷哼一声：“黔驴技穷罢了。他们越是如此，越说明新政触及其根本，他们已无他法可想。”他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锐光，“不过，此风亦不可长。看来，光是选拔新才还不够，需得让天下人亲眼看看，这‘奇技淫巧’，这‘实务之学’，究竟能给这江山社稷，给黎民百姓，带来何等实实在在的好处！”
他心中已有了决断，需以更显着、更无可辩驳的功绩，来为新政正名。
数日后，一道旨意传出，震动朝野。
皇帝决定，将今岁秋闱之后，于京郊皇家别苑，举办一场前所未有的“百工博览会”！旨意言明，将广邀天下能工巧匠、精通算学、格物、农桑、水利之才，将其最新发明、改良技术、研究成果公开展示，并由朝廷组织专人评定，优者重奖，其成果将由工部、户部择优推广于天下！同时，亦会展示新政推行以来，在各地取得的显着政绩数据。
此旨一出，那些守旧官员顿时哗然，认为此举将工匠之术抬得过高，有辱斯文。然而，更多的寒门学子、民间匠人却为之欢欣鼓舞，看到了凭借实学获得认可、甚至直达天庭的机会！
新政砥柱，已在中流击水，支撑帝国航向。
暗礁潜藏，旧势力转换策略，意图釜底抽薪。
帝后联手，以一场别开生面的“博览会”，欲将暗流之下的较量，推向阳光之下，以无可辩驳的事实，为新政铸就最坚实的基石。
（第两百二十九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