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守所的夜晚，并非纯粹的黑暗与寂静。走廊里定时响起的巡逻脚步声，远处监舍隐约传来的咳嗽或梦呓，以及空气中始终弥漫的消毒水与人体混合的浑浊气味，共同构成了一种无孔不入的、令人难以真正安眠的背景音。陈山河躺在坚硬的板铺上，身下是薄薄的、散发着霉味的褥子。他睁着眼睛，望着上方床板粗糙的木纹，在从铁窗透进来的、被切割成方格的微弱月光下，那些纹路如同干涸河床的龟裂，延伸向无尽的虚无。
“我认。”
那两个字在王建军的顶层平台上脱口而出时，带来的是一种决堤般的释放。但随之而来的，并非是平静，而是更深沉的、无边无际的虚空与反思。像是一个在沙漠中长途跋涉、终于耗尽最后一丝力气倒下的人，在意识模糊前，看到的不是绿洲，而是整片荒芜星空带来的、令人战栗的浩瀚与自身的渺小。
他交出了抵抗的武器，却也因此不得不赤裸地、毫无遮挡地去面对自己一路走来的每一个脚印，每一个选择，以及这些选择所溅起的、波及无数人的泥泞与血污。胡小军那沉默而决绝的担当，耿大壮那不甘的嘶吼，刘卫东不知所踪的隐匿，赵红梅泪眼中固执的等待，母亲与妹妹仓皇远去的背影……这些画面，比任何审讯灯都更刺眼，比任何手铐都更沉重地拷问着他的灵魂。
王建军说的对，他需要的，是一场内心的审判。而这场审判，在他认罪之后，才真正拉开序幕。
第二天一早，简单的早餐后，他又被提出监舍，带回了专案组的审讯室。依旧是那间屋子，依旧是那惨白的灯光和冰冷的金属桌椅，但气氛与昨日已截然不同。王建军没有出现，负责审讯的是两名经验丰富的老刑警，一个姓张，一个姓李。张警官目光沉稳，言语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压迫感；李警官则更善于捕捉细节，语气相对和缓，但问题往往更为刁钻。
他们不再需要像最初那样，费力地去撬开他的嘴，去证明他有罪。现在的重点，是“攻坚”——攻克他心理上最后的防线，厘清每一桩罪行的具体细节、动机、参与人员，尤其是那些模糊地带和可能存在的、更深层次的罪行。
“陈山河，你昨天承认了指使耿大壮对李宏伟手下那名经理进行‘教训’，导致对方重伤。具体过程是怎样的？你下的指令原话是什么？有没有明确提到要打到什么程度？”张警官开门见山，问题精准而直接。
陈山河沉默了几秒，不是在抵抗，而是在努力回溯那个充满戾气和算计的瞬间。他缓缓开口，声音有些干涩：“我当时……很恼火。那个人拿了李宏伟的好处，坏了我们的事。我对大壮说，‘去，让他长长记性，知道在北林，该听谁的。’……没有说具体程度。但我了解大壮，他知道我的意思，‘长记性’……通常不会太轻。”
“也就是说，你默认甚至纵容了耿大壮可能使用过度暴力的行为，对吗？”李警官适时插话，语气平和，却直指要害。
陈山河闭了下眼睛，点头：“……对。”
“关于宋老六那个失踪的会计，”张警官转换了话题，目光锐利，“你坚持说不知道下落。但我们有证据显示，在会计失踪前三天，你曾与胡小军秘密会面。你们谈了什么？”
陈山河的心微微一沉。他知道，警方掌握的信息远比他想象的要多。“小军……他向我汇报，说那个会计可能私下记录了宋老六偷税漏税的真实账本，想以此要挟我们，或者另投明主。我让他……去处理干净，拿到账本，让那个人闭嘴。”他选择了相对模糊的措辞。
“‘处理干净’？‘闭嘴’？”张警官重复着这两个词，语气加重，“在你的语境里，这两个词，有没有可能包含让一个人永远消失的意思？胡小军又是如何理解并执行你的指令的？”
压力骤增。陈山河感到喉咙发紧。他不能将杀人的罪名直接扣在小军头上，那会彻底毁了那个沉默的兄弟。但他也无法完全洗清自己的嫌疑。“我……我的本意是威胁，或者用钱收买，让他离开北林。我没有明确让他杀人。小军……他具体怎么做的，我没有细问。”他艰难地维持着那条模糊的界限。
“没有细问？”李警官轻轻敲了敲桌面，“一个掌握着可能让你和宋老六两败俱伤证据的关键人物，你只是下达了一个模糊的指令，然后就不过问了？陈山河，这不符合你一贯谨慎、或者说，多疑的性格。”
审讯在这样胶着的状态下持续。他们一遍遍地追问细节，交叉验证，利用已知的信息去冲击他供词中的薄弱环节。从非法融资的具体操作流程、每一笔大额资金的流向、与保护伞交往的每一次细节（虽然他依旧没有吐出关键名字，但承认了存在这种关系并提供了某些侧面信息），到每一次暴力冲突的起因、参与人员、造成的后果……
这个过程，对陈山河而言，不啻于一场凌迟。他不仅要反复咀嚼自己的罪恶，还要在面对某些关键问题时，在保护手下（尤其是胡小军）和完全坦白之间，进行痛苦的权衡与抉择。他像一个被迫亲手拆解自己搭建起来的、早已腐朽不堪的积木城堡的人，每一块积木的落下，都伴随着灰尘弥漫和结构崩坏的回响。
期间，王建军偶尔会出现在单向玻璃后面，沉默地观察。他不再亲自下场，但他的存在感，如同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提醒着陈山河这场“攻坚”的最终指向。
在一次长时间的、关于商贸城项目内幕交易的追问后，陈山河感到一种极度的精神疲惫。他靠在椅背上，望着天花板刺眼的灯光，喃喃道：“我以为……我是在创业，是在打拼。我用我的方式，整合资源，扫清障碍……我甚至觉得，我带动了就业，拉动了经济……”
“用非法手段攫取的土地和资源，用暴力维持的垄断秩序，用金钱腐蚀的公权力……”张警官的声音冰冷地打断了他，“这不是创业，这是犯罪。你所谓的‘带动’和‘拉动’，是建立在无数守法企业和民众的痛苦与不公之上的。你建造的，是一个吸附在北林正常经济肌体上的毒瘤。”
这番话，如同最后一记重锤，彻底砸碎了他内心深处那点残存的、用以自我安慰的借口。
他低下头，双手深深插入头发，肩膀微微耸动。没有哭声，但那压抑的、近乎窒息的沉默，比任何嚎啕大哭都更能体现他此刻内心的崩塌。
良久，他抬起头，眼眶泛红，眼神却是一种近乎死寂的平静。
“还有什么……要问的？”他的声音沙哑得厉害，“我都说。”
他知道，他守不住任何东西了。无论是财富，权势，尊严，还是那点可怜的、对过往行为的粉饰。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这具早已被罪恶蛀空的躯壳，连同里面那些肮脏的秘密，彻底摊开在这法律与秩序的审判台前。
接下来的审讯，变得异常“顺利”。他不再回避，不再权衡，如同一个失去了所有感觉的叙述机器，将自己所知的一切，尽可能详细地、不加修饰地倾倒出来。他甚至主动补充了一些警方尚未掌握，或者掌握不全面的细节，比如某些隐秘的资金中转账户，与吴先生早期接触时一些未被录音的谈话内容，以及几起被伪装成意外或普通斗殴的、实质是他授意的打压行动。
当他在又一份厚厚的笔录末页签下名字，按下指印时，感觉那支笔有千斤重。每一个字，都像是在自己的判决书上添上一笔。
他被押回看守所。铁门在身后关闭。
他靠在冰冷的墙壁上，缓缓滑坐在地。
灵魂仿佛被抽空，只剩下无尽的疲惫与空白。
审讯的“攻坚”阶段，似乎结束了。
但他知道，另一场更为漫长、也更为残酷的审判——关于良知，关于过往，关于那些被他伤害和牵连的人——才刚刚在他内心拉开序幕。
而这场审判，没有刑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