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第一次与曾国藩见面，是在咸丰二年（1852年的湖南长沙城。十二月二十一日，正是隆冬时节，城内城外的空气里透着一丝不安的气氛。太平军的兵锋搅动了南方的宁静，省城气氛紧张。
湖南巡抚张亮基的衙署里，人来人往，脚步匆匆。这一天，张亮基早早吩咐下去，有位贵客临门，务必仔细接待。
这位贵客，是刚刚奉旨在湖南老家帮办团练的曾国藩。他此时虽然丁忧在家，为母守制，但身份依然是正二品的礼部侍郎，实实在在的朝廷大员。
傍晚，曾侍郎的轿子稳稳地停在巡抚衙门前，他跨出轿门，整理了一下官服，迈步走进衙门。张亮基闻讯，立刻迎出二门，脸上堆满笑容，拱手行礼：“涤生兄，一路辛苦，快请进。”
曾国藩回礼，声音沉稳：“有劳中丞大人久候。”两人寒暄着步入花厅落座。仆人奉上热茶。张亮基道：“涤生兄此番奉旨兴办团练，实乃桑梓之幸。眼下局势，正需涤生兄这等柱石之臣力挽狂澜啊。”
曾国藩端起茶碗，轻轻吹开浮叶，啜了一口，放下茶碗道：“国藩受命于危难，深感责任重大。然初归桑梓，百事待举，还望中丞大人鼎力支持，共度时艰。”
“那是自然。”张亮基连忙应道，“涤生兄需要什么，尽管开口。对了，”他像是想起什么，转头对侍立一旁的师爷吩咐道：“去请左季高先生来，就说曾侍郎到了，一同议事。”
不多时，门外脚步声起，一个身影大步走了进来。此人身材不高，但步履生风，穿着寻常的布袍，面容微胖，眼神锐利，透着一股掩不住的锋芒。他便是张亮基倚重的幕僚，左宗棠，字季高。
左宗棠进门，目光扫过张亮基，最后落在曾国藩身上。他没有像寻常幕僚见到大员那般诚惶诚恐地行大礼，只是拱手作揖，声音洪亮：“在下左宗棠，见过曾侍郎，见过中丞大人。”
曾国藩抬眼打量此人。他早闻“湖南有个左宗棠，才气横溢”，但今日初见，对方不过是个举人身份，三次会试落第，并无半点功名在身，仅是巡抚身边的一个幕客。按官场规矩，这等身份，在堂堂侍郎面前，只有垂手肃立、恭敬聆听的份，哪有他说话的资格？然而，眼前这人举止间毫无卑怯，眼神坦荡，甚至带着几分审视。
“季高先生请坐。”曾国藩不动声色地抬手示意。
左宗棠也不多客套，在侧首一张椅子上坐下，腰杆挺得笔直。
张亮基笑着对曾国藩介绍：“涤生兄，这位便是左季高先生，胸有丘壑，腹藏甲兵，于湖南山川地理、民情军务，了如指掌，实乃我之臂膀。”
“久仰季高先生大名。”曾国藩微微颔首。
曾国藩这话倒也不是客套话。
他自考取进士功名，在京城当了十几年京官以来，极少回湖南老家，但家乡发生什么大小事情、出了什么显赫人物，都在他的密切关注之中。他早就听说过左宗棠的大名，知道他先后得到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两江总督陶澍、云贵总督林则徐、长沙城南书院院长贺熙龄等高官学者的青睐和欣赏，贺长龄以国士相待，陶澍和他订下了儿女亲家，林则徐为见他一面不惜绕道长沙，贺熙龄执意将女儿许配给左宗棠长子……
能让这些阅人无数的高官学者不约而同地倾倒，左宗棠的才华可想而知。
在短暂的寒暄之后，他们的话题很快转到湖南防务、团练筹措以及如何应对太平军的威胁上。张亮基先说了几句湖南面临的困境和筹办团练的初步想法。曾国藩听着，偶尔插言询问细节。
就在这时，一直沉默旁听的左宗棠突然开口了。他一开口，便如江河奔涌，滔滔不绝。他没有先问候寒暄，没有客套奉承，而是直指核心，从湖南的兵源潜力、钱粮储备、山川险要、交通枢纽，一路讲到太平军的战略意图、可能的进军路线，以及湖南应如何布防、如何练兵、如何筹集粮饷。
他的语速很快，思路清晰，条理分明。每一个观点都像钉子一样砸下来，辅以具体的地名、数据、过往的实例。他讲到关键处，手指在茶几上划着地图，仿佛整个湖南的山川城郭都在他胸中。
张亮基听得频频点头，显然对这些内容早已熟悉，但依然听得专注。曾国藩初时还有些惊异于这位幕僚的“僭越”，但很快，他就被左宗棠话语中展现出的非凡见识、缜密逻辑和对时局的深刻洞察力所吸引。
他放下了手中的茶碗，身体微微前倾，凝神静听，目光紧紧追随着左宗棠的手势和话语。
花厅里，原本是朝廷二品大员与一省巡抚的谈话，此刻却仿佛成了左宗棠一人的舞台。曾国藩这位身份尊贵的主客，连同他的主人张亮基，都成了肃然倾听的观众。左宗棠旁若无人地讲着，分析着，建议着，那股自信和才情，仿佛他才是运筹帷幄的主帅。
这场谈话持续了很久。当左宗棠终于告一段落，端起仆人早已添过几次的茶碗喝了一大口时，曾国藩才长长舒了一口气。他没有评价左宗棠的言论，而是转向张亮基，由衷地说了一句：“季高先生所言，皆切中肯綮。国藩今日，受益匪浅。”
言语中，曾国藩毫无半点上官的倨傲，反而充满了对左宗棠才学的敬重。
此前，左宗棠也早就听许多朋友夸赞曾国藩学问如何精深、品格如何方正。如今一见之下，名不虚传。二品大员曾国藩没有一点官架子，更是让他暗自佩服。曾国藩言谈中所表现出的担当意识，也让左宗棠刮目相看。毕竟，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官员们以敷衍塞责为能，没有几个像曾国藩这样的实干派。
不过，左宗棠私下认为，曾国藩有点才华，但是不多。在那以后，他与曾国藩交往几十年，言谈举止间，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轻视的意味。这也奠定了日后他们那复杂而深刻关系的基础。
这些，就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