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冬的上海，雨水渐渐多了起来。不再是夏日那种酣畅淋漓的暴雨，而是绵密、阴冷、无声无息便能浸透衣衫的毛毛雨，一下便是两三天，将整座城市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湿气里，连带着人的心情也仿佛能拧出水来。家里的铁皮炉子烧得更旺了，橘红的火苗努力驱散着从门窗缝隙钻入的寒意，却也烘不干那弥漫在空气中、无形的潮湿与沉闷。
自从那晚炉边略显沉重却至关重要的谈话之后，肖霄仿佛被打通了某个关窍。他不再仅仅将自己定位为一个需要“赎罪”和“弥补”的丈夫，而是开始尝试真正地去“看见”苏晨，看见她平静表象下那些细微的、不易察觉的颤抖与裂痕。他注意到，苏晨的头痛发作得越来越频繁，有时正在择菜或织毛衣，会突然停下来，手指用力按压着太阳穴，眉头紧蹙，好一会儿才能缓过来。她的睡眠也成了一个大问题，夜里，她翻身的次数越来越多，呼吸时而急促时而悠长，有时甚至会突然惊醒，在黑暗中睁着眼睛，直到天明。她眼底那抹青黑，如同宣纸上不慎滴落的墨迹，日渐加深，无法掩饰。
肖霄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他知道，这绝不是简单的“神经衰弱”。这是十几年漫长等待中的恐惧、独自抚养女儿的艰辛、以及最后那场血腥风暴带来的持续性惊吓，如同层层叠叠的淤泥，最终淤塞了她的心神。那些创伤，并未随着陈国平的死亡和生活的安定而消失，它们只是沉潜下来，化作了身体上这些顽固的症状，无声地抗议着，呼喊着需要被看见，被疗愈。
他不能再仅仅依赖于卫生院的谷维素和那句轻飘飘的“放宽心”。他开始暗中打听。他询问了周老板，这位见多识广的长者沉吟许久，提到或许可以试试中医调理，但同时也提及，有些根子上的问题，恐怕不是几副汤药能解决的。他又辗转通过一些新的商业伙伴，了解到在国外，甚至在上海一些非常小众的圈子里，开始有一种叫做“心理医生”或者“心理咨询”的概念，据说专门处理这类因重大打击留下的“心病”。但在九十年代初的中国，尤其是在相对保守的内地，这无疑是一个极其陌生甚至带有几分异类色彩的词汇。
肖霄没有放弃。他托关系，费了不少周折，终于打听到在华山医院，有一位姓吴的副教授，是研究神经内科的，但对心理因素导致的躯体症状颇有研究，态度也开明，或许可以一试。他没有立刻告诉苏晨，怕引起她的抗拒或更大的压力，只是在一个周六的早晨，云淡风轻地提议：
“晨晨，今天天气还行，雨停了。我听说华山医院那边有位老专家，看头痛失眠很有一手，咱们去瞧瞧？就当是出去透透气，顺便让医生看看，开点安神的药也好。”他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像是临时起意，不带任何沉重的色彩。
苏晨正在给窗台上的绿萝浇水，闻言手指顿了一下。她抬起眼，看向肖霄，目光中有片刻的茫然，随即是一丝了然的黯淡。她沉默了几秒钟，没有像肖霄担心的那样拒绝，只是轻轻点了点头，低声道：“好。”
她没有问为什么不去之前的卫生院，也没有质疑为什么要去那么远、那么大的医院。她的顺从里，带着一种认命般的疲惫，仿佛也默认了自己“病”了，而且病得不轻。
去医院的路上，两人坐在出租车后座，望着窗外湿漉漉的街道和行色匆匆的路人，都没有说话。苏晨将头靠在冰凉的车窗上，闭着眼睛，不知是假寐还是在忍受着头部的隐痛。肖霄看着她苍白脆弱的侧脸，心中充满了难以言喻的酸楚和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
华山医院里人满为患，消毒水的气味浓烈刺鼻。挂了号，在拥挤嘈杂的候诊区等了将近两个小时，才终于轮到他们。吴副教授是一位五十岁上下、戴着金丝边眼镜、面容清癯、眼神温和的女医生。她并没有一上来就询问病情，而是先请他们坐下，给两人各倒了一杯温水，语气平和地聊了几句家常，缓解了医院环境带来的紧张感。
然后，她才将目光转向苏晨，声音轻柔得像是在安抚一个受惊的孩子：“这位女同志，看你气色不太好，是哪里不舒服呢？”
在医生专业而温和的目光注视下，苏晨一直紧绷的神经似乎松懈了一些。她断断续续地描述着自己的症状：头痛，失眠，容易心慌，听到大的声响会吓一跳，有时候明明很累，脑子却停不下来，总会想起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她叙述得很克制，避重就轻，没有提及那些惊心动魄的过往。但吴医生听得很仔细，不时在本子上记录着，偶尔会插话问一两个关键的问题，比如“这种心慌的感觉，通常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想起不愉快的事情时，身体会有什么感觉吗？”
问诊的最后，吴医生放下笔，看着苏晨，又看了看一旁神情紧张的肖霄，语气沉稳而肯定：“苏晨同志，根据你的描述，你这不仅仅是简单的头痛失眠。你这些症状，很可能是长期处于高度精神紧张和恐惧状态下，产生的焦虑状态，并伴随有明显的躯体化表现。简单说，就是过去那些年积压的惊吓、担忧和压力，你的身体还记得，它通过头痛、失眠这些方式在提醒你，需要真正地放松下来，需要去处理那些被压抑的情绪。”
“焦虑状态……躯体化……”苏晨喃喃地重复着这两个陌生的词汇，眼神里充满了困惑，但也有一丝被说中心事的释然。原来，不是她娇气，不是她无理取闹，她的痛苦，是有名字，有缘由的。
“那……医生，这病，能治好吗？该怎么治？”肖霄急切地问道。
吴医生推了推眼镜，耐心解释：“这种情况，药物可以辅助，比如开一些帮助睡眠、稳定情绪的药，但治标不治本。关键还是在于‘心药’。需要时间，需要耐心，更需要身边人的理解和支持。”她看向肖霄，目光中带着嘱托，“这位同志，你是她爱人吧？这种时候，家人的陪伴至关重要。要创造一个让她感到绝对安全、放松的环境，多倾听，少评判，鼓励她把心里憋着的话说出来，哪怕是一些听起来很琐碎、很负面的情绪。有时候，说出来，本身就是一种治疗。”
她又对苏晨说：“苏晨同志，你要试着学习放松。我知道这很难，但可以尝试一下。比如，每天找个安静的时间，深呼吸，什么也不想；或者找点自己喜欢做、又能让自己专注的事情，比如你爱人说你喜欢织毛衣，这就是很好的方式。最重要的是，不要苛责自己，生病不是你的错，允许自己脆弱，允许自己需要时间恢复。”
吴医生没有开太多的药，只开了一些温和的镇静安神的中成药，并建议他们可以定期来复诊，聊一聊近况。
从医院出来，天空依旧阴沉，但苏晨的脸上，似乎有了一点不一样的光彩。那是一种被理解、被“确诊”后的轻松，仿佛一直背负着的“矫情”的罪名被洗刷了。
回去的车上，她主动开了口，声音很轻：“那个吴医生……说得挺对的。”
“嗯。”肖霄握住了她的手，这一次，不再是充满愧疚的紧握，而是带着一种同盟般的坚定，“她说得对。晨晨，以后心里不舒服，别憋着，跟我说。说什么都行，发脾气也行。我听着。”
家，还是那个家，炉火依旧温暖。但从这一天起，一些微妙的变化开始悄然发生。
肖霄真正将吴医生的话听了进去。他不再只是机械地端洗脚水、抢着干活，而是开始学习“倾听”。晚上，他会刻意早一点回家，关掉电视，就着炉火的光，陪着苏晨坐着。有时候，两人只是静静地坐着，谁也不说话；有时候，苏晨会断断续续地讲起一些往事，不再是那些宏大的苦难叙事，而是一些极其细微的、带着痛感的碎片——比如，晓梦小时候发烧，她半夜抱着孩子去医院，路上摔了一跤，膝盖磕破了，却顾不上疼，只知道拼命往前跑；比如，有一次被陈国平堵在厂门口，他那带着威胁和淫邪意味的眼神，让她好几个晚上都不敢关灯睡觉……
她说得很慢，时常停顿，声音里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肖霄就坐在她身边，握着她的手，静静地听，从不打断，只在她说得特别艰难时，轻轻拍拍她的背，或者递上一杯温水。他不再试图去“解决”这些问题，也不再流露出过度的愤怒或悲伤，只是作为一个容器，承接她那些压抑了太久的恐惧和委屈。
他也不再回避与她身体的接触。晚上入睡时，他会主动将她揽入怀中，让她靠在自己的胸膛上。起初，苏晨的身体是僵硬的，连呼吸都小心翼翼。但肖霄只是稳稳地抱着她，手掌轻轻拍着她的后背，像安抚晓梦一样。渐渐地，苏晨的身体松弛下来，在他怀里找到了一个安心的姿势。听着他沉稳有力的心跳声，闻着他身上熟悉的、令人安心的气息，她那颗总是悬着、惊惶不安的心，仿佛也找到了一处可以停靠的港湾。她的睡眠，竟然真的慢慢变得沉实了一些。
肖霄还发现，当苏晨专注于织毛衣或者打理阳台那些花草时，她的眉头是舒展的，呼吸是平稳的。于是，他鼓励她多做一些这样的事情，甚至周末会拉着她一起去花鸟市场，挑选新的花苗和毛线。
治疗的过程是缓慢的，甚至会有反复。有些夜晚，苏晨依旧会被噩梦惊醒，浑身冷汗；有些时候，她还是会毫无缘由地情绪低落，沉默一整天。但肖霄不再像以前那样焦虑和无措，他学会了接纳这种反复，只是默默地陪在身边，递上一杯热茶，或者只是一个无声的拥抱。
他明白，心灵的创伤，不像身体的伤口，包扎好了就能眼见着愈合。它更像是一块被反复蹂躏的土地，需要阳光、雨露、耐心和漫长的时间，才能让板结的土壤重新变得松软，让新的生机慢慢萌发。
他看着苏晨脸上渐渐多起来的气色，看着她偶尔在阳光下露出的、不再带着阴郁的浅浅笑容，看着她在编织时那专注而平和的神情，他知道，那缕名为理解和陪伴的微光，正在一点点地照进她心灵的罅隙。虽然前路依然漫长，但至少，他们找对了方向。幸福的真谛，或许就在于这共同面对脆弱、相互扶持着穿越幽暗峡谷的过程本身。炉火噼啪，窗外冬雨又悄然而至，但屋内，那份由耐心和爱意构筑的安宁，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