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前三天的傍晚，我推开了县城家属院的铁门。红砖楼墙爬满了爬山虎的枯藤，父亲单位的老自行车棚还杵在楼下，母亲正站在三楼阳台收被子，看见我出现在楼道口，探着身子喊：“泽岚？咋不提前说一声！”
楼梯间的声控灯随着我的脚步次第亮起，映着墙上斑驳的“文明家庭”奖状。这是父亲在县化肥厂当班长时得的，镜框边缘掉了块漆，却被母亲擦得锃亮。刚到二楼，就听见父亲在屋里咳嗽——他退休后总这样，车间里吸了二十年粉尘，嗓子像装着把沙子。
“回来啦？”父亲从沙发上站起来，手里还捏着《参考消息》，老花镜滑到鼻尖上。他穿的深蓝色工装褂子洗得发白，袖口磨出了毛边，这是他一辈子的习惯，说“穿这个干活利索”。母亲已经系上围裙钻进厨房，抽油烟机嗡嗡响起来，混着她的念叨：“冰箱里有你爱吃的带鱼，早上刚买的。”
饭桌上摆着四菜一汤，都是我从小爱吃的：红烧带鱼、醋溜白菜、炒花生，还有盆紫菜蛋花汤。母亲不停地往我碗里夹鱼，筷子在瓷盘上划出轻响：“在乡里是不是没好好吃饭？看你瘦的，脸都晒黑了。”
我扒拉着米饭，目光落在父亲的手背上——那里有块月牙形的疤，是年轻时检修机器被齿轮蹭的。小时候我总摸着这疤说：“爸，你是英雄。”现在才明白，这疤里藏着的，是供我上学的工资，是母亲在百货大楼站柜台的辛苦，是这个县城普通家庭的全部分量。
“下礼拜我要去市里考试。”我放下筷子，汤碗的热气在镜片上蒙上层雾，“考市政府的公务员。”
母亲的筷子顿在半空，带鱼的油星滴在桌布上，洇出个小小的黄点。“公务员？”她扶了扶鬓角的碎发，语气里带着惊讶，“就是你张叔那种？在市政府大楼上班，天天写材料的？”
张叔是父亲的老同事，后来转行去了机关，每次过年串门都穿西装，母亲总说“那才是体面工作”。可她不知道，我在青石乡写的材料，比张叔桌上的文件厚得多——红果村修路的申请、李家坳打井的报告、全乡低保户的核查表，每一页都带着泥土味。
“差不多。”我从包里掏出招考简章，父亲推了推老花镜凑过来，手指在“综合一科”那栏停住：“写材料的？你在学校时作文就好，说不定能行。”他说话时总这样，永远带着点笨拙的鼓励。
“在乡里不是挺好？”母亲往我碗里盛了勺汤，“赵书记上次来县城开会，特意到百货大楼找我，说你帮红果村修路立了功，还说要给你争取转正。”她总觉得“乡下”是过渡，转正了就能回县城，像父亲一样找个安稳差事。
我望着窗外的路灯，橘黄色的光透过玻璃落在桌布上，突然想起李家坳的夜晚。那里没有路灯，却有比星星还密的萤火虫，孩子们举着玻璃瓶跑过打谷场，喊着“李大哥，给我们念课文”。有个叫小石头的娃，总把冻裂的手藏在袖子里，却能把《卖火柴的小女孩》背得让人心酸。
“妈，你还记得我上次跟你说的王老师不？”我夹了颗花生，“就是李家坳小学的，全校就她一个老师，带着二十多个娃，教室窗户破了用塑料布糊着，冬天冻得握不住笔。”
母亲点点头，往厨房拿醋瓶的脚步慢了些。她在百货大楼卖了三十年文具，最知道铅笔橡皮对娃的分量。上次我托她带二十块橡皮，她特意挑了带卡通图案的，说“娃们会喜欢”。
“我在乡里这两年，见了太多这样的事。”我剥着花生壳，每粒花生都像个没讲完的故事——柳溪村的王大娘织草编到深夜，指关节肿得像萝卜，就为给孙子凑学费；红果村的果农蹲在路边哭，一筐苹果卖不上两斤猪肉钱，因为路不好走，批发商嫌运费贵。
父亲突然咳嗽起来，掏出手帕捂住嘴，肩膀一抽一抽的。他退休前总说“工人阶级有力量”，可面对这些农村的苦，他也只能叹气。“你想考，就考。”他擦了擦嘴，声音有点哑，“去市里，平台大。”
“不是为了体面。”我急忙解释，怕他们误会。这两年在基层待着，早就明白“公务员”三个字的分量——它不是西装革履的样子，是下雨天帮村民抢收玉米时的泥裤腿，是给五保户送棉被时冻红的耳朵，是看着修路的压路机开进村时，村民们眼里的光。
有次去县城办事，路过实验小学，看见孩子们在塑胶跑道上跳绳，崭新的教学楼亮得晃眼。回来的路上，小石头正蹲在土路边写作业，膝盖当桌子，铅笔头短得捏不住。我把兜里的钢笔给他，他却怯生生地问：“李大哥，我们啥时候能有新教室？”
“我想做些实在事。”我看着父母的眼睛，厨房的灯光在他们脸上投下淡淡的影子，“比如让山里的娃能在不漏雨的教室里上课，让果农的苹果能卖上价，让像王老师这样的人，不用拿着微薄的工资硬撑。”
母亲突然抹起眼泪，手背蹭过眼角的皱纹：“你小时候总说，要让爸妈住上带阳台的房子。”她以为我的理想是城里的高楼大厦，是不用风吹日晒的工作，却不知道这两年的风里雨里，我的理想早就换了模样。
记得刚到李家坳那天，村支书领着我看村委会，墙皮掉得像块破布，办公桌的抽屉缺了个角，里面塞满村民的求助信。有封信是用铅笔写的，字迹歪歪扭扭：“李同志，俺家娃想上学，可俺没钱交学费。”落款是个歪歪扭扭的“王”字，旁边画着个哭脸。
那天晚上我在村委会的硬板床上躺着，听着窗外的狗吠，突然明白“理想”不是考上大学那么简单。它该像父亲检修机器时的认真，该像母亲站柜台时的耐心，该像那些在泥土里刨生活的人，闷头干活，却把日子过得扎实。
“在市里上班，能管到乡下的事？”父亲往杯里倒了点白酒，酒液在玻璃杯中晃出细小的涟漪。他总觉得“城里”和“乡下”隔着条河，却不知道有些声音，只有传得足够远，才能被听见——比如柳溪村的草编筐明明手艺好，却因为没人引荐，进不了县城的供销社。
“能。”我想起赵书记说的话，“市里的文件，能管着全县的事；全县的政策，能护着每个村的人。”就像这次中办的文件，从北京传到青石乡，给了我这样的基层干部一个机会，也给了更多像李家坳这样的村子一个盼头。
母亲去厨房洗碗，水流声哗哗响。我走过去想帮忙，看见她对着水龙头抹眼泪。“妈，我不是想离开你们。”我靠在门框上，看着她佝偻的背影，“我是想站得高些，知道农村真正缺啥，知道该咋帮他们。”
有次帮红果村写申请，想给村里盖个冷库，县上的人说“不符合规定”。后来我翻遍了政策文件，发现有条“偏远地区农产品保鲜补贴”，只是没人知道。等把材料改好递上去，冷库批下来那天，果农们杀了头猪，非要请我吃第一块肉，那肉香里，全是被看见的欢喜。
“你小时候总蹲在百货大楼柜台前看账本。”母亲关掉水龙头，用围裙擦着手，“说长大了要给妈算账，不让人少找钱。”她笑了笑，眼角的皱纹挤成朵菊花，“现在要给更多人‘算账’了？”
“嗯。”我鼻子一酸，原来母亲什么都记得。那些小时候的傻话，竟在二十多年后，成了我真正想做的事。只是这“账”更复杂——算清楚修路能让苹果多卖多少钱，算明白盖教室能让多少娃不用走山路，算透彻政策落地能给农村带来多少变化。
夜深了，父亲在客厅铺沙发床，弹簧发出吱呀的声响。我躺在铺着格子床单的小床上，闻着空气中淡淡的肥皂味，突然想起第一次在李家坳过夜。村里的土炕烧得发烫，王德山老汉给我讲他年轻时支前的事，说“当年红军打仗，就是为了让娃们能吃饱饭、能上学”。
第二天一早，母亲翻出个深蓝色帆布包，是父亲年轻时出差用的，边角磨得发亮。“把这个带上。”她往里塞了件叠好的白衬衫，“面试时穿，你张叔说穿白衬衫显得精神。”包里还有两盒润喉糖，是她在柜台攒的，“写材料费嗓子。”
父亲蹲在阳台上抽烟，晨光透过铁栏杆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他突然站起来，从抽屉里摸出个红布包：“这个你拿着。”里面是枚生锈的奖章，是他年轻时得的“先进工作者”，“爸没本事，就这个能给你壮胆。”
车开的时候，母亲趴在车窗上叮嘱：“别紧张，考不上也没啥，回县城爸托人给你找活儿。”父亲站在楼下，手插在工装裤兜里，像尊沉默的石像，直到车子拐弯，我还看见他手里捏着那枚奖章。
回青石乡的路上，车窗外的白杨树飞快后退，像两排站得笔直的哨兵。我摸出母亲塞在包里的白衬衫，布料上还带着阳光的温度，突然觉得它比任何名牌西装都珍贵。这衬衫里，有父亲在车间的汗水，有母亲在柜台的耐心，还有那些藏在皱纹里的期盼——期盼我能走得远些，却别忘了根在哪。
快到乡政府时，远远看见赵书记和张乡长站在门口等。赵书记手里拿着本《公文范例》，封面上写着“赠泽岚：笔锋藏民心”；张乡长提着个布包，走近了才发现是他侄子做的酱菜，“考试时就馒头吃，顶饿”。
我跳下车，看着两位平时总较劲的领导站在一起，突然明白，不管他们有多少分歧，心里都装着青石乡的百姓。就像我包里的白衬衫，不管将来穿多久，都带着县城家属院的烟火气，带着那些关于奋斗和责任的沉甸甸的牵挂。
考试的事突然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不管能不能考上，我都要接着往下走——像父亲在车间那样认真，像母亲在柜台那样耐心，像赵书记说的那样，把每一步踩实了。这些日子里，我总想起李家坳的孩子们，想起红果村的果农，想起那些在泥土里刨生活的乡亲。他们的期盼，就是我要走的路；他们的日子，就是我想圆的梦。
原来理想从不用喊得震天响，它就藏在父亲的奖章里，藏在母亲的润喉糖里，藏在每个想让日子变好的念头里。而我能做的，就是带着这些念想，一步步往前走，走到能为他们多做些事的地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