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嬴政沉浸于历史评价，刘彻醉心于全球战略之时，医圣张仲景则在老宅的静室里，开启了一场跨越千年的医学思想碰撞。他的研究对象，正是沈墨通过官方渠道获取的、琳琅满目的现代西药样品、分子结构图以及详尽的药理研究报告。
起初，面对这些装在白色药瓶里的化学合成物，张仲景是带着审视和些许排斥的。在他看来，医药之道，当取法自然，调和阴阳，以草药之偏性纠正人体之偏衰。这些直接作用于特定靶点、追求立竿见影效果的“化学颗粒”，显得过于“霸道”和“机械”，缺乏整体观。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此非上医之道。”他捻起一片阿司匹林，感受着其中蕴含的、与天然草药截然不同的纯粹化学能量，微微蹙眉。
然而，张仲景毕竟是张仲景，其胸怀与求知欲远超常人。他没有固步自封，而是决定深入探究其理。他让沈墨调取了大量关于现代医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的资料，开始了一场艰苦的“恶补”。
这个过程并不轻松。他需要理解“细菌”、“病毒”、“细胞”、“受体”、“酶”、“基因”这些全新的概念，需要看懂复杂的化学分子式和代谢路径图。这对于一个习惯了阴阳五行、气血津液、君臣佐使思维模式的古代医圣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挑战。
但张仲景乐在其中。他如同一个最勤奋的学生，废寝忘食地钻研着。遇到难以理解之处，他会反复推敲，或让沈墨寻找更浅显的科普资料，甚至偶尔会通过沈墨，向官方联络人秦博士请教一些基础问题（当然，是以沈墨的名义）。
渐渐地，一扇全新的大门在他面前打开。
“妙啊！原来这‘抗生素’，竟是针对微小菌虫之利器！其性酷烈，专攻杀伐，正合‘以毒攻毒’之理，用于急症、重症，确有奇效！然，其不分敌我，易伤人体正气，且久用则菌虫生变（耐药），此其弊也。”他分析着青霉素的报告，眼中闪烁着明悟的光芒。
“此‘降压药’，竟是作用于肾经（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与心脉（钙离子通道），以降其亢逆之火？思路清奇，然长期服用，恐伤及肝肾本源，需佐以滋养之品。”他对比着降压药的药理和中医的“肝阳上亢”理论，试图找到共通点。
“还有这‘靶向药’，竟能如灵犀一指，直中病所（癌细胞特定靶点）？此等精准，近乎‘道’矣！然其造价高昂，且易生他变（副作用与耐药），若能与扶正固本之汤药相辅，或可减其毒性，增其疗效？”
张仲景不再简单地将西药视为“异端”，而是开始尝试用中医的理论体系去理解、解析它们，并思考如何将两者优势结合，达到“中西合璧，标本兼治”的效果。
他开始进行一些理论上的“配方”推演。
设想一：扶正解毒汤 + 抗生素
针对严重细菌感染，在使用强效抗生素“攻邪”的同时，配合他设计的“扶正解毒汤”（以黄芪、党参扶助正气，以金银花、连翘辅助清热解毒，以甘草调和诸药），旨在减轻抗生素对正气的损耗，加速身体恢复，并理论上可能延缓耐药性的产生。
设想二：平肝潜阳饮 + 降压药
针对原发性高血压，在服用现代降压药控制指标的同时，配合“平肝潜阳饮”（以天麻、钩藤平肝熄风，以杜仲、桑寄生滋补肝肾，以石决明潜阳），期望能逐步减少西药依赖，从根本调理体质，稳定血压。
设想三：固本培元方 + 靶向药
针对癌症患者在接受靶向治疗时，辅以“固本培元方”（根据患者气血阴阳具体情况辨证施治，总体以扶助正气、减轻副作用为主），希望能增强患者耐受性，改善生活质量，甚至为最终战胜病魔奠定基础。
这些还都停留在纸面和理论模拟阶段，但张仲景的思维已经远远超出了时代的局限。他甚至开始思考，能否利用现代提纯技术，将中药中的有效成分进行精准提取和量化，制成类似西药的中成药，但又保留其整体调理的特性？
“若能将‘麻沸散’之镇痛成分提纯，是否可制成无成瘾性之高效镇痛剂？”
“若能将‘人参’补气固脱之效量化明确，是否可在急救中与‘肾上腺素’相辅相成？”
他的思路越来越开阔，偶尔迸发出的灵感，连沈墨都感到惊叹。这不仅仅是简单的“中药+西药”，而是在尝试构建一个融合了东西方医学智慧、兼顾宏观整体与微观精准的、全新的医学理论框架雏形！
当然，张仲景也清楚地认识到其中的困难。中西医理论体系迥异，药物相互作用复杂，需要大量的临床实践和严谨的科学验证，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但他并不气馁，将这份宏大的构想，视为自己在这个新时代的“新课题”。
他将这些思考和初步的“融合方剂”设想，详细地记录了下来，命名为《东西医理融汇初探》。这份手稿，暂时只存在于沈墨的系统空间和张仲景的脑海中，但其价值，或许在未来某个时刻，会绽放出难以想象的光芒。
“医者，仁术也。无论中是西，无论汤药还是化学颗粒，能活人济世，便是正道。”张仲景抚须长叹，眼中充满了对未知领域探索的渴望与坚定，“老夫有幸得见如此广阔之医学天地，必当穷尽残生，探其究竟，以求造福更多生灵！”
这位千年前的医圣，正以他无与伦比的智慧与胸怀，努力地将古老的东方医学智慧，与蓬勃发展的现代西方医学，进行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充满希望的对接与融合。这条路的尽头是什么，无人知晓，但探索本身，已然意义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