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顾昭在山西运筹帷幄，以雷霆手腕和无双智计，将桀骜不驯的晋商集团彻底收编为自己全球战略棋盘上的一枚棋子之时，他的另一盘更为宏大、也更为凶险的棋局，正在千里之外的中原大地上，悄然结出了一枚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奇特果实。
这枚果实，关乎着数千万流离失所的饥民的命运，也关乎着大明帝国那早已糜烂不堪的腹心之地，是否还有枯木逢春、浴火重生的可能。
镜头，从太原府那充满了金钱与权谋气息的会馆，拉回到黄河之南，那片被战火与饥荒反复炙烤的河南大地。
在这里，一条由顾昭亲手划定的、长达数百里的“隔离带”，如同一道巨大的疤痕，横亘在官军控制区与流寇活动区之间。而在这道疤痕的两侧，正上演着两幕截然不同、却又通过无数条看不见的丝线紧密相连的人间活剧。
“隔离带”的北侧，隶属于顾昭直接管辖的区域，呈现出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充满了勃勃生机的秩序感。
数月之前，那几万名从各路官军中收编而来、早已兵痞化、被视为包袱的溃兵，此刻已经彻底换了一副模样。在数百名来自镇北军、如同铁铸模具般严苛的基层军官的整训与管理下，他们被重新组织起来，脱下了那身破烂的鸳鸯战袄，换上了统一的灰色工装，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效率惊人的“屯垦建设兵团”。
他们不再需要为下一顿饭在哪里而发愁，也不用再担心被克扣军饷。在这里，实行的是严格的军事化管理下的计工分制度。每天，天刚蒙蒙亮，伴随着悠长的起床号声，一个个方阵便开赴向广阔的荒野。
曾经被废弃的卫所，被他们重新加固，变成了一座座棱角分明、火力交叉的坚固堡垒；堡垒与堡垒之间，被新修的、足以并行四轮马车的宽阔道路连接起来，形成了一道坚实的防御网络；而在堡垒的后方，大片大片曾经长满荒草的土地，被重新开垦出来，犁出了整齐的田垄，播撒下了耐旱的冬小麦和豆种。
这些昔日里一听到“劳作”二字就头疼的兵痞，此刻却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劳动热情。因为顾昭颁布的《屯垦条例》上用最简单明了的白话文写着：凡参与屯垦者，顿顿管饱，按月发饷。而开垦出来的土地，在服役三年之后，将有三分之一，会作为私产，永久性地分给他们！
能吃饱饭，有安稳觉睡，未来还能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可以传给子孙后代——这个在乱世之中简直是奢望的承诺，像一剂最强效的强心针，注入了每一个士兵的内心。他们手中的锄头和铁锹，挥舞得甚至比昔日的腰刀还要卖力。昔日的死气沉沉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脚踏实地、为自己未来而奋斗的灼热希望。
与“隔离带”北侧这片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南侧，那片被顾昭“赐予”闯王李自成，并美其名曰“绥靖区”的广阔天地。
李自成无疑是这片区域唯一的“王”。
他利用顾昭“赞助”的那一批批精良武器，迅速武装起自己的核心部队，并且如同滚雪球一般，将盘踞在河南境内的其他小股流寇，如“乱世王”、“扫地虎”之流，或吞并，或击溃，迅速统一了这片区域的暴力。他麾下的兵马，在短短数月内，已经号称“二十万”，声势浩大，一时无两。
然而，扩张与破坏，同治理与建设，完全是两个概念。
李自成并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去建立一套有效的、可持续的统治秩序。他的“治理”，简单粗暴到了极点。那就是延续着流寇的传统本能——“打富济贫”。他率领着手下那些嗷嗷待哺的饥民士兵，冲进一个个地主、劣绅、富商的坞堡和宅院，将他们积攒的粮食和财富洗劫一空，然后开仓放粮。
这种做法，无疑在短期内极大地收拢了人心，让无数濒临饿死的饥民将他视为“救星”，高呼着“迎闯王，不纳粮”的口号，踊跃加入他的队伍。他的治下，呈现出一种混乱不堪、却又充满了野性生命力的奇特状态。这里没有法律，唯一的秩序，就是闯王本人的意志和他的刀。
可是，这种竭泽而渔的模式，注定无法长久。当地主劣绅被杀光、他们的存粮被吃光之后，新的问题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土地无人耕种，商业彻底断绝，李自成所控制的区域，变成了一个只消耗、不生产的巨大漩涡。
于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怪异的人口流动，开始在这道“隔离带”的两侧，大规模地发生。
最初，只是零星的现象。一些在“绥靖区”里，既不是闯王嫡系，又分不到足够粮食的普通饥民，或是那些在流寇内部残酷的权力倾轧中被淘汰下来的老弱病残，他们拖家带口，冒着被闯王巡逻队砍头的风险，悄悄地靠近“隔离带”的防线。
他们不是来进攻的，而是来“投奔”的。
他们扒在那些由镇北军指导屯垦兵团设立的、用带刺的藤蔓和木桩制作的简易“铁丝网”上，伸出枯瘦的手臂，用嘶哑的喉咙哭喊着，哀求着对面的官兵能够给一口饭吃，能够收留他们。
渐渐地，这种流动从涓涓细流，汇聚成了汹涌的洪流。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甚至数千的饥民，如同潮水般涌向“隔离带”的各个关卡和防线。
这让负责“隔离带”全线防务的总指挥，镇北军悍将王五，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困惑与烦恼。
王五是一个纯粹的军人，他的脑子里，只有冲锋、防守、砍杀这些简单的信条。他能理解如何与敌人真刀真枪地干一仗，却完全无法理解眼前这诡异的局面。
这天夜里，在处理完又一批多达三千人的“偷渡”饥民之后，身心俱疲的王五，点亮了油灯，铺开信纸，决定将自己心中积压已久的困惑，写信报告给远在山西的那位最高统帅。
他的信，写得质朴而又直白：
“顾帅大人钧鉴：
末将王五，叩禀。
河南‘隔离带’防务一切安好，闯贼李自成吞并各路匪寇，声势虽大，却未敢越雷池一步。然，末将近日却遇一桩奇事，百思不得其解，恳请大人示下。
近一月来，我军防线之要务，已非防闯贼来攻，而是……而是防着对面闯贼治下的百姓，成群结队地跑过来。每日，自清晨至黄昏，我军防线之外，皆有成千上万的饥民拖家带口，扒在我们用刺藤做的栅栏上哭喊哀求，只求能入我境，得一口饭食。其状之惨，令人不忍直视。
依军法，本应尽数驱离。然末将见其中多是老弱妇孺，实不忍下手。只得暂设粥棚于防线之外，并择其青壮收容，编入劳役营。然此终非长久之计，来者日众，防不胜防。
末将心中大惑。我等在此设立防线，日夜操练，究竟是在剿匪，还是在……替李自成圈养百姓？抑或是，在等着他将那些无用之人尽数驱逐，好轻装上阵，与我决一死战？请大人明示，末将究竟该如何处置这日益庞大的‘降民’之潮？”
这封充满了困惑的信，快马加鞭，数日后，便送抵了太原顾昭的案头。
顾昭看完信，脸上露出了早已了然于胸的微笑。王五的困惑，恰恰证明了，他的“河南模式”已经开始奏效。
他提起笔，饱蘸浓墨，写下了回信。这封回信，不仅是给王五的指令，更是对他那深层战略思想的一次最清晰的阐述。
“王五将军：
来信已阅。汝之困惑，亦是本帅之所图也。
为将者，须知战阵之事，非止于刀兵。剿匪之要，亦非止于杀戮。中原流寇之所以屡剿不灭，根源在于流民。流民不绝，则流寇不息。
故而，本帅在河南所行之策，名为‘剿匪’，实为‘争人’！
李自成者，一介莽夫耳，可令其为刀，为我斩除群小，聚拢乱民，却不可令其治国安邦。其治下，只行劫掠，不事生产，乃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断不可久。
本帅之策，简而言之，便是‘分拣狼羊’之法。
何为狼？那些最桀骜不驯、最能征善战、只愿劫掠而不愿劳作的青壮，便是‘狼’。这些人，我们不要，也难以驯服，便悉数留给李自成。让他去养，让他去喂。狼多了，吃得也就多，当他治下的‘羊’被吃光之时，这些饿狼，要么自相残杀，要么，便会反噬其主。
何为羊？那些被战乱所迫，只想寻一处安稳之地，有田可耕，有工可做，愿意遵守法纪，重建家园的普通百姓，便是‘羊’。这些人，正是我们重建中原秩序的根基！对于涌来的饥民，我们非但不能驱赶，反而要大开方便之门，择其良善者，尽数收纳！
你要记住，我们的目的，不是杀光所有的狼，而是要将所有的羊，都变成我们的人。
时间一长，李自成的地盘上，将只剩下嗷嗷待哺的饿狼。而我们的‘隔离带’，将不仅拥有无数温顺产毛的‘羊群’，我们手中，还掌握着一支由昔日兵痞蜕变而来、比任何饿狼都更凶猛、更懂得纪律的‘牧羊犬’！
届时，彼竭我盈，强弱之势，不言自明。此，方为剿匪之上策也。”
当王五在河南的军帐中，读完这封来自统帅的回信时，他只觉得一股寒意从背脊直冲天灵盖，让他在这炎热的初冬之夜，竟出了一身冷汗。
他终于明白了。
原来，从一开始，那位年轻的统帅，所要征服的，就不仅仅是李自成那二十万大军，而是整个中原的人心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