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司礼监秉笔太监王承恩，带着顾昭那份惊世骇俗的“新剿匪方略”返回紫禁城时，夜色已深。乾清宫内，灯火通明，年仅三十余岁的崇祯皇帝朱由检，依旧身着常服，独自枯坐在御案之后。他的面前，堆积如山的奏疏，大部分都来自于河南、陕西等地，字里行间，无不充斥着“匪势猖獗”、“城池失陷”、“恳请速发援兵与粮饷”的血泪哀告。
王承恩将一份亲手整理的密报，恭敬地呈了上去，然后便垂首立于一旁，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他知道，这份密报里所承载的内容，对于这位一心想要重振大明，却又被现实折磨得心力交瘁的帝王来说，将会是何等巨大的冲击。
崇祯皇帝一字一句地读着，他读得很慢，很仔细。起初，他的脸上，是惯常的疲惫与凝重；但很快，这种神情就被一种极度的震惊所取代，他的眉头紧紧蹙起，手指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捏得那几页纸都起了皱。当他读到“划区而治，以寇制寇”这八个字时，一股难以遏制的怒火，终于从他的眼眸深处喷薄而出。
“荒唐！”
他猛地一拍御案，将那份密报重重地摔在地上，胸口剧烈地起伏着。
“简直是荒唐透顶！养寇自重！此乃历代君王之大忌！顾昭他……他想做什么？他是想让那李自成，成为尾大不掉之势，好让他自己，变得对朕、对这朝廷，更加不可或-缺吗？这与引狼入室，何异？”
帝王的雷霆之怒，让整个乾清宫的空气，都仿佛瞬间凝固。王承恩“噗通”一声跪倒在地，身体簌簌发抖，却不敢发一言。
崇祯在殿内来回踱步，他的内心，正进行着一场天人交战。理智上，他知道顾昭的这番言论，是何等的离经叛道，何等的有违祖宗成法。将大明的疆土，拱手划给一群反贼作为“绥靖区”？还要暗中扶持最大的匪首？这若是传出去，天下文官的唾沫星子，都足以将他这个皇帝淹死！他朱由检，将会成为史书上，第一个与反贼“议和”的懦弱君王！
然而，愤怒过后，一种更深沉的、冰冷刺骨的无力感，却又如潮水般将他淹没。
他重新走回御案前，随手拿起一本来自户部的奏疏。上面用朱笔批注的巨大赤字，清晰地记录着，国库的存银，已经不足五十万两，连京城周边卫所下个月的军饷，都快要发不出来了。而另一份兵部的军情汇总则显示，在过去的一年里，朝廷为了扑灭中原的“匪患”，已经耗费了超过三百万两白银，阵亡官兵数以万计，可结果呢？结果是流寇的火苗，非但没有被扑灭，反而愈烧愈旺，大有燎原之势！
顾昭说的没错，这是一个无底洞，一个正在不断吸干大明最后一点血液的、致命的伤口。
“剿……如何剿？”崇祯颓然地坐回龙椅，声音中充满了无尽的疲惫与苦涩，“兵部要钱，朕的内帑都快搬空了；朝臣们只会空谈圣人之言，却无一人能拿出真正可行的方略。再这么下去，不等流寇打过来，这天下，就要先被活活穷死了！”
他的目光，不由自主地，又落在了地上那份被他揉皱的密报上。
“划区而治……建立隔离带……以商控匪……”
这些大逆不道，甚至有些邪恶的词汇，此刻在他的脑海中，却奇迹般地，构建出了一幅极具诱惑力的图景：朝廷不再需要向那个无底洞里投入巨额军费，可以集中资源，巩固真正的财富核心区；那些桀骜不驯的流寇，被圈禁在一片固定的土地上，自相残杀，自我消耗，甚至还能反过来，为朝廷“筛选”兵源，吐出财富……
这哪里是“养寇”？这分明是将“寇”，变成了一件可以被利用、被控制的工具！
对顾昭的信任，最终压倒了对政治风险的恐惧。崇祯想起了顾昭在天津练新军、开海贸、办银行，桩桩件件，起初看来，都是惊世骇俗，但最后，却都证明了其高瞻远瞩，为朝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或许，这一次也一样。
“罢了……”良久，崇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仿佛抽走了全身所有的力气。他对王承恩说道：“传朕的密诏给顾昭。”
他没有说同意，也没有说批准，而是用了一个词——“默许”。
“你告诉他，朕……默许他在河南一地，先行试点。但此事，绝不可下发明旨，不可让外廷知晓。成与不成，皆由他一人担之。若成，朕不吝封赏；若败……朕也绝不会承认，有这道密诏的存在。”
这便是崇祯的挣扎与决断。他渴望顾昭的新方法能带来奇迹，却又不敢，也不愿为此承担任何政治上的风险。他将所有的希望与责任，都压在了顾昭一个人的身上，为日后的冲突与猜忌，埋下了一颗最危险的种子。
当顾昭的“新剿匪方略”，通过非正式的渠道，传递到兵部衙门时，不出所料地，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炸开了锅。
兵部尚书张缙彦，在自己的值房内，将手中的茶杯，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荒唐！简直是自掘坟墓！滑天下之大稽！”这位执掌大明军事权柄的重臣，气得脸色铁青，胡子都在发抖，“养寇自重，此乃历代之大忌！他顾昭是何居心？我大明立国两百余年，何曾有过将疆土划给反贼的先例？他分明是想让流寇在河南坐大，好让他镇北军的地位，显得更为重要！我们绝不能让他得逞！”
聚集在值房内的，还有几位兵部侍郎和京营的总兵。他们义愤填膺的表情之下，掩藏的，却是更为赤裸的私利。
对他们而言，“剿匪”，早已经不仅仅是一项军事任务，更是一门生意，一条财路。每一次朝廷下拨剿匪粮饷，从兵部到地方卫所，层层克扣，雁过拔毛，真正能落到士兵手里的，十不存一。这笔“耗羡”，是他们维持奢华生活的重要来源。
更何况，剿匪还能捞取军功。随便杀几个良冒功，报一个“大捷”，便能得到朝廷的封赏。至于流寇是不是真的剿灭了，根本不重要。甚至，他们很乐于见到流寇“春风吹又生”，因为这样，他们的财路和晋升之路，才能源源不断。
而顾昭的“划区而治”方案，一旦推行，便意味着朝廷将停止向河南大规模派兵，也意味着，兵部将失去最大的一块经费来源和军功产地。这无异于，是断了他们的财路，砸了他们的饭碗！
“尚书大人说的是！”一名总兵咬牙切齿地说道，“我等世受皇恩，食君之禄，岂能坐视此等奸计得逞？那顾昭不过一黄口小儿，侥幸打了几个胜仗，便不知天高地厚，妄图插手我等军国大事！”
“此事，我们绝不能坐视不理！”张缙彦眼中闪过一丝阴狠，“既然陛下被他蒙蔽，下了密诏。我们也不好公然违抗。但是，在执行之中，让他处处碰壁，最终知难而退，还是能办到的！”
一场针对顾昭新政的、无声的围剿，就此拉开了序幕。他们开始有条不紊地，在暗中，为顾昭制造起了重重障碍。
阳奉阴违的第一步，从克扣物资开始。
按照顾昭的计划，第一步便是在河南与山东、南直隶的交界处，建立一条坚固的“隔离带”防线。他为此，特意向兵部申请调拨一批军械、粮草以及建筑材料，用于修筑卫所和碉堡。他要的，并非镇北军使用的新式装备，而仅仅是库房里那些封存的旧式火器和盔甲。
然而，兵部的公文，却以“国库空虚，物资紧张，需优先供给九边”为由，一拖再拖。半个月后，在顾昭的再三催促下，才总算“挤”出了一批物资。可当这批物资运抵天津时，负责接收的军官，脸都气绿了。送来的粮食，大半都已发霉结块，根本不能食用；所谓的兵器，不是锈迹斑斑的破甲，就是连扳机都扣不动的劣质火铳。这哪里是军用物资？分明就是一堆垃圾！
紧接着，便是第二步，在前方制造摩擦。
驻守在河南开封府附近的总兵陈永福，是兵部尚书张缙彦的同年，也是此次阴谋的积极参与者。他接到密令后，立刻点齐了三千兵马，故意打着“清剿残匪”的旗号，大张旗鼓地率军越过了顾昭划定的“绥靖区”界线，主动向一支正在收编小股土匪的李自成部，发起了攻击。
冲突过后，陈永服立刻向朝廷上了一道八百里加急的奏疏，声泪俱下地痛陈，“流寇野性难驯，残暴嗜杀，所谓‘绥靖’，不过是纵虎归山！臣以死进谏，绥靖之策断不可行！否则国将不国！”
这道奏疏，立刻在朝堂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成为了那些反对派们，攻击顾昭的最好炮弹。
第三步，更为阴毒，那便是散布谣言，动摇军心。
一股诡异的流言，开始在河南、山东周边的官军中，悄悄地传播开来。
“听说了吗？定国侯跟那闯王李自成，早就私下里勾结好了！”
“是啊，他要把河南划给流寇，就是为了卖掉我们这些非嫡系的官军，好让他镇北军一家独大！”
“咱们在这儿拼死拼活，人家在背后把咱们当牲口一样卖了！这日子，没法过了！”
这些谣言，极具煽动性，精准地抓住了普通官军士兵，对于前途未卜的恐惧和对镇北军的嫉妒心理。一时间，军心浮动，士气低落，为顾昭推行新政，制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阻力。
旧有的利益集团，就像一张无形的大网，开始从四面八方，向顾昭这位年轻的改革者，收紧了束缚。他们要用最传统，也最有效的方式，告诉这位定国侯一个道理——在大明，想要办成一件事，比打赢一场仗，要难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