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斯塔神殿内，昔日只闻圣火燃烧与圣女祈祷之声的圣地，如今却设下了一处临时译书院，也成为了几位特殊人物商讨国是的场所。克劳迪娅、吕师囊，甚至还有暂时“赋闲学习”的维吉尔，三人围坐在一张堆满书卷的石桌旁，话题正从翻译《中庸》引申至一个更为具体而迫切的问题——罗马妇女的教育。
维吉尔面色依旧有些苍白，但眼神恢复了以往的锐利，他率先开口，语气带着惯有的忧虑：“近年来罗马世风日下，尤其是妇女德行，着实令人担忧。随着部分贵族妇女通过联姻、继承获得些许财产与影响力，守贞、忠诚等传统妇道便被抛诸脑后，奢侈、放荡、干预政务之风日盛。更可虑者，下层妇女竟也开始效仿此等不良习气，不事生产，不敬夫主，家庭伦理荡然无存！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他顿了顿，甚至带着一丝罕见的赞赏道，“反观那伊斯兰教义，对妇女约束甚严，深闺制度虽显苛刻，却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家庭稳定与社会风化，未必全无可取之处。”
克劳迪娅闻言，秀眉微蹙。她如今已是元老，言谈间自有了一番气度，立即反驳道：“维吉尔大人此言，未免过于片面且苛责。妇女失德，其根源在于毫无权利与保障，只能依附于父权与夫权！若想真正改善风气，首要之务乃是赋予下层妇女真正的公民权与政治权利，让她们能够独立拥有、掌控和继承家产，彻底摆脱只能作为男子附庸的命运。唯有经济独立，方有人格独立，方能谈及其他道德约束。将问题简单归咎于妇女自身，并试图以严法禁锢，无异于缘木求鱼！”
两人立场鲜明对立，目光同时转向了吕师囊，想听听这位东方智者的看法。
吕师囊沉吟片刻，捋须道：“二位所言，皆有其理。然依我东方儒学之见，妇道之核心，非在禁锢，亦非在纵容，乃在于‘为母之道’。”他声音温和却坚定，“女子的道德，归根结底是成为一名合格母亲的道德。此道德，一半源于天性中无私的母爱，另一半则端赖于后天之教育熏陶。”
他环视二人，继续阐述：“试想，若一国女子，皆能明理、贤淑、坚韧、慈爱，通晓教养子女、持家理财之道，则其孕育之后代、经营之家庭，焉有不好之理？有贤母，方有贤子；有和睦之家，方有强盛之国。故女子教育，关乎国本未来，其重要性，不亚于男子。”
这番“为母之道”的理论，既强调了妇女的重要性，又将其角色定位在家庭内部，某种程度上调和了维吉尔的保守与克劳迪娅的激进。
维吉尔若有所思：“为母之道……若能使天下女子皆明此道，倒也不失为稳固根基之策。” 克劳迪娅也微微点头，虽觉吕师囊仍未能完全跳出“家庭角色”的局限，但至少肯定了妇女教育的极端重要性及其对国家的影响，这已是一大进步。
于是，在三人的激烈辩论与逐步妥协下，一份《罗马帝国妇女教育计划》的雏形渐渐形成。计划主张设立公立女塾，招收各阶层女子，教授内容包括：
· 优生育儿：生理知识、产育保健、婴幼儿抚育。
· 家政管理：纺织缝纫、烹饪膳食、家居清洁、基本理财。
· 基础文化：读写算数、罗马律法基础、地理历史常识。
· 艺术陶冶：音乐、绘画、诗歌鉴赏，以陶冶性情。
然而，当涉及到吕师囊格外强调的、源自东方的“妇德”具体内容时，争论再起。吕师囊希望加入更多关于“三从四德”、“贞静贤淑”、“敬顺夫主”的详细规范。
这一次，无论是克劳迪娅，还是暗中代表了尼禄意见（担心过于东方化引发抵触）的维吉尔，都一致表示反对。
“吕先生，”克劳迪娅委婉却坚定地说，“罗马女子自有其热情与勇敢的天性，并非人人皆需成为维斯塔贞女。教育旨在启发智慧、培养能力，而非将每个姑娘都塑造成一模一样的、沉默温顺的‘道德楷模’。”
维吉尔也难得地附和道：“过度强调外在德目约束，恐适得其反。只需阐明为母之责与公民之责，具体言行，应留有余地。”
吕师囊见二人态度坚决，且考虑到罗马国情，也不再坚持。最终，计划中关于“妇德”的部分被大幅删改，只保留了最基础的“孝敬父母、爱护子女、勤劳持家、待人诚信”等普世性道德要求。
一份融合了东方重视母教、罗马追求实用、以及些许女权萌芽的奇特教育计划，就这样在维斯塔神殿中诞生了。它或许不尽完美，却标志着罗马社会在动荡与反思中，开始尝试以一种新的方式来看待和塑造它的另一半力量。而这份计划的命运，又将如何在这古老的帝国中展开，仍是未知之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