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琳站在高台上，风把她的衣角吹得贴在腿上。台下的人越聚越多，有人从晒谷场过来，有人从加工坊走出，手里还拿着工具。她没说话，只是低头翻开账册。
第一页写着三年前的第一笔交易：半匹粗布换三斤红薯干。下面一行是去年冬天，腊肉罐头第一次运出村，换了两把铁铲和一捆麻绳。再往后翻，是今年春天，织坊签下跨区订单，十七户人家分到了额外工分。
“这是咱们挣来的。”她说，声音不大，但每个人都听清了。
一个老农低声说：“可外面有兵有路，咱们拿什么挡？”
艾琳合上账册，抬头看着他：“我们不是要挡谁，是要守住自己种的地、烧的窑、走的路。他们要抽两成税，要派人盯着我们卖货，还要我们只能买他们的料——这不是合作，是让我们听话。”
旁边有人接话：“要是断了盐道呢？孩子吃不上盐怎么办？”
“盐道断了，我们就挖井熬土盐。”艾琳说，“布染不了色，就用山根草；陶器运不出去，就囤在仓里等机会。但我们不能把记账的笔交给别人，不能让外人决定哪天开市、卖给谁、卖什么价。”
人群静了几秒。
张氏从圈舍那边赶来，手里攥着一张纸：“这是我这月领的工分单。我家两个娃都穿上了新鞋，老婆婆盖的是新棉被。这些不是施舍来的，是我们一晚一晚守着羊圈换的。”
老陶匠徒弟也往前站了一步：“我师父说，火一旦熄了，再点就得重做坯子。我们不想回到以前那种日子。”
艾琳点点头，转身对身后的人说：“去通知各组，今晚议事厅开会。每组推两个代表，带齐最近三个月的出货记录、库存清单和用工情况。我们要一起定规矩。”
消息很快传开。织坊停工半个时辰，李嫂带着夜班记录赶来；运输队提前交接了巡逻任务，三个骨干背着水囊站在门口等命令；养殖组临时调整喂料时间，张氏亲自把值班表重新排了一遍。
天还没黑，议事厅已经坐满。墙上挂起了手绘地形图，上面标着四条进出村的路线。猎人小径画成了红线，绕过北林坡，通向石桥镇方向。
艾琳走到前面，指着地图：“北林小道被堵，东谷有人带刀造谣，南坡巡查看得紧。现在能走的只有这条小径。它远，一趟多花两天，但安全。我们不能再冒险派单人出行。”
她转向运输队负责人：“从明天起，所有外出任务必须两人一组，带信号哨。白天赶路，天黑前必须进安全点。非紧急物资暂停采买，优先保证盐、铁、药三样。”
又对生产组说：“织坊减产两成，陶窑压一批存货，加工坊继续做罐头，但不再公开摆摊。所有货物统一存入公仓西侧密室，钥匙由三名管事共管。”
有人问：“那以后怎么交易？”
“我们主动找人。”艾琳说，“我已经写了信，带上样品，找可靠的人送去周边三个自由聚落。他们跟我们做过生意，知道我们的货没问题。只要他们愿意继续互通，就能形成联线。”
当场选出两名信使。一个是常跑石桥镇的老押运员，熟悉山路；另一个是曾在河谷城打过短工的年轻人，认得几家皮货行的掌柜。
“你们不带大车，只背轻货。”艾琳把两个小木盒交给他们，“里面是最新烧制的密封罐和山影绣布头，还有我的亲笔信。见不到主事人就不交货，听到风声不对立刻折返。出发时间定在后日凌晨，走猎人小径。”
会议一直开到深夜。最后定下联防机制：每天六班巡逻，每班四人，覆盖村口、粮仓、加工坊和水源地。哨音系统改成三击为警——短长短短表示可疑人员靠近，长短长表示发现敌情。
散会后，艾琳没走。她在灯下核对着两张表：一张是明日值守排班，另一张是三个友好村落的距离与通行难点。笔尖在“石桥镇”下方划了一道线，又在旁边写下“需确认西岭是否有驻兵”。
窗外传来脚步声。巡逻队开始换岗。她抬头看了眼漏斗计时器，还剩半格沙。
张氏敲门进来，递上一份清单：“这是各家这季度的实际收益汇总。我按户整理好了，您看看要不要明天发下去。”
艾琳接过，一页页翻看。王家多了三十斤麦；赵嫂靠织布赚够了孩子上学的钱；李五叔用工分换了新犁头。每一行数字背后都是人，是饭桌上的菜，是屋里的暖炕。
“发下去。”她说，“让他们知道，我们护的不是空话，是已经拿到手的日子。”
张氏点头出去了。艾琳把清单压在地图边上，重新拿起笔，在联络路线图上补了一个标记点——那是猎人小径中途的一个废弃窝棚，曾作为临时中转站使用过一次。
她记得那个地方有水，背风，适合藏身。
灯芯爆了个火花。她伸手拨了一下，继续写下一程的注意事项：避开午时巡查高峰，携带干粮不少于三日量，遇陌生人一律称“采药民”，不得提及村庄名称或组织架构。
纸页一角被风吹起。她用账册压住，手指停在“第二批信使待命”这几个字上。
外面的脚步声规律响起。一队巡逻队员走过窗前，影子扫过地面，又消失在夜色里。
她没有起身。桌上摊开着联络路线草图与值守排班表。笔尖悬在纸上，墨滴缓缓凝聚，在“出发时间”那一栏边沿渗开一小团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