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夏初，炽热的热浪裹挟着躁动在空气中翻涌，整个世界仿佛被放进了巨大的蒸笼。这年头的夏天，总带着一股难以言喻的神秘气息，像是大地在默默酝酿着什么惊天秘密，就连树上的知了，也叫得比往年更加急切，那尖锐的鸣声仿佛是对未知的预警。
我蹲在校旁水井地震观测点的水泥台边，手指轻轻沾着黏稠的泥浆，专注地数着井口冒出的气泡：“一、二、三……”连续三天了，这口老井就像一口煮开了的粥锅，咕嘟咕嘟地往外吐着浑浊的水沫，仿佛地下藏着一个不安分的精灵。
“谷建国！”体育委员王大勇的声音如同一声炸雷，从背后响起，“又偷懒呢？赶紧过来搬仪器！”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袖口早已磨得起了毛边，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痕迹。他手里抱着个铁皮盒子，里头装着测甲烷的试纸。我抹了一把额头的汗珠，跟在他身后，朝着观测站的小屋走去。
不一会儿，我们来到井边，一股刺鼻的臭鸡蛋味瞬间钻进鼻子，我皱了皱眉头，说道：“这味儿越来越重了。”“可不是嘛。”王大勇把铁皮盒往桌上一放，神情严肃地说，“昨儿夜里值班的张老师说，试纸都快变黑了，甲烷含量超标三倍呢。”他压低了声音，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担忧，“我爸说，地下冒甲烷，怕是要地震啊。”
我愣住了，地震？这个词对于我们来说太过陌生。我们所在的城市位于丘陵地带，祖祖辈辈都没经历过什么大的地震，最多就是夏天会发些洪水。可最近确实怪事频发——先是生物课上，老师养的鲫鱼突然集体跃出鱼缸，在水泥地上拼命扑腾，那挣扎的样子仿佛是在向我们传达着某种警告，半晌后才被老师捞回去；再是教室后墙的裂缝，原本只有手指般宽窄，这两天竟然扩大到能塞进乒乓球拍的程度，就像一道狰狞的伤疤，在墙上不断蔓延。
“谷建国！”数学老师的声音从教室方向传来，“还不快来搬书！”谷建国应了一声，像只敏捷的小鹿，撒腿就往教室跑。
我路过生物实验室时，透过玻璃窗，看见老师正蹲在鱼缸前，眉头紧紧皱起，仿佛能夹死蚊子。鱼缸里的水泛着诡异的绿色，几条鲫鱼紧贴着缸壁，腮帮子剧烈地一鼓一鼓，像是被什么无形的力量紧紧压制着，让人看了心里直发毛。
教室后墙的裂缝犹如一条蜿蜒的巨蛇，从天花板一直延伸到地面。体育委员王大勇正指挥着几个男生用乒乓球拍塞缝，木拍子插进裂缝里，发出“咔咔”的脆响。“轻点儿！”他冲一个男生吼道，“这拍子是我爸托人从上海买的，十多块呢！”那男生吐了吐舌头，手上的力气顿时小了些。
我蹲下身，帮忙扶着拍子。裂缝里飘出一股潮湿的霉味，混合着甲烷的臭气，熏得人直想呕吐。
突然，头顶的日光灯剧烈地晃动起来，发出“滋滋”的电流声。我下意识地抬头望去，只见灯管上的灰尘簌簌往下掉，仿佛一场微型的雪。“地动？”不知谁喊了一声，教室里瞬间像炸开了锅，同学们纷纷议论起来，脸上满是惊恐。
“安静！”数学老师敲了敲黑板，大声说道，“都坐好！地动啥地动，就是风刮的。”他推了推眼镜，镜片后的眼睛闪烁着睿智的光芒，“不过最近确实……”他的话还没说完，窗外突然传来一阵喧哗。
“油印报！油印报！”几个男生举着一张皱巴巴的纸冲进教室，“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大会议上发言，全面阐述我国的对外政策！”教政治秦老师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像发现了宝藏一般，一把夺过纸，手指轻轻在油墨未干的字迹上摩挲，喃喃地说：“好，好，这得好好学学。”他掏出钢笔，准备做些记录。
我凑过去看，只见纸上的字迹歪歪扭扭，像是用铁片刻上去的，却又透着一股质朴的力量。上面写着在会上全面阐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和中国的对外政策。
地理老师叹了口气，把收到的油印报折好塞进兜里，神情凝重地说：“地壳运动活跃期要来了，得做好准备啊。”
下午是体育课，我抱着乒乓球拍，慢悠悠地往操场走。路过生物实验室时，又瞥见了那口鱼缸。几条鲫鱼贴着水面，腮帮子有气无力地一鼓一鼓，像是被什么掐住了脖子，奄奄一息。我停下脚步，盯着它们看了许久，突然觉得后背一阵发凉——这些鱼的动作，怎么和昨天磷火事件里那些飞蛾的动作那么相似呢？
“谷建国！”体育委员在操场那边喊，“发什么呆呢！”他应了一声，小跑着过去。操场边的老槐树上，知了扯着嗓子拼命叫着，仿佛被火烤着一般，声音尖锐得让人耳朵生疼。我和谷建国分在一组，他发了个高球，我挥拍一挡，尽管我右腿有点残疾，虽然打得不是太优秀，但打乒乓球还能应付过去。这时，球“啪”地一声飞了出去。
就在这时，怪事发生了。那颗白色的乒乓球在空中划出一道诡异的弧线，那弧线不是正常的抛物线，而是像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猛地拽了一下，突然向左弯了个急角。我惊呆了，眼睁睁地看着球“咚”地一声砸在球台上，又弹了起来，再次划出一道更奇怪的弧线，最后竟然直直地滚进了教室后墙的裂缝里。
“见鬼了！”谷建国扔下拍子，冲到裂缝前。那球滚得很深，他的手根本够不着。他扭头冲我喊：“张毅，去拿根竹竿！”我连忙跑到器材室，找了根长竹竿，回来时只见谷建国正趴在裂缝上，脸憋得通红，大声喊道：“够不着！再深点儿！”
我举着竹竿往里捅，突然感觉竹竿头一沉，像是被什么东西紧紧抓住了。我使劲一拽，竹竿“唰”地抽了出来，可球却依然留在里面。“怪了！”谷建国直起身，一脸疑惑，“这球咋跟活了一样？”
第二天一早，我路过教室后墙，一下子愣住了。那道原本能塞进乒乓球拍的裂缝，竟然神奇地弥合如初，只留下一道浅浅的白印，就像是被岁月的橡皮擦轻轻擦过。我伸手摸了摸，水泥面光滑如新，仿佛之前的裂缝只是一场虚幻的梦境。
“热胀冷缩。”地理老师不知何时站在了我身后，手里捧着个玻璃保温杯，缓缓说道，“昨天气温高，水泥膨胀，裂缝就小了；今儿早上凉快，又缩回去点儿。”他指了指保温杯，“就像这水，热了冒气，冷了结霜。”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可地理老师却盯着裂缝，眼神变得异常凝重：“不过，最近确实……”他的话还没说完，广播里突然传来刺啦刺啦的电流声。
“全体师生注意！”校长的声音从喇叭里传来，犹如一声惊雷，“现在播送《人民日报》紧急插播——1973年8月11日在四川省松潘县（黄龙地区）发生了6.5级地震。”教室里顿时炸开了锅，同学们有的惊慌失措地喊着“要地震了”，有的则大喊“快跑”，几个女生更是吓得哭了起来。
地理老师猛地站起身，保温杯里的水洒了一地，他大声喊道：“安静！都安静！”他抓起粉笔，在黑板上迅速画起地震波示意图，说道：“6.5级，属于中震，离我们一千六百多公里，那个同学请你不要造谣，同学们不用慌……”“可老师说地壳运动活跃期要来了！”不知谁喊了一声。地理老师的手顿了顿，粉笔“啪”地折断在黑板上，他深吸一口气，说：“活跃期是活跃期，但不是说我们这座城市马上就有大震。大家别慌，该上课上课，该准备准备。”
那天下午，全校停了课。老师们忙着检查校舍，学生们则被安排回家通知家长。我背着书包，心情沉重地往家走。
路过水井时，发现观测点围了一圈人。张老师正举着喇叭大声喊着：“甲烷含量超标五倍！超标五倍！”人群里有人焦急地喊道：“是不是要大震了？”张老师抹了把汗，一脸忧虑地说：“不好说，不好说……”
回到家，我妈正蹲在院子里晒玉米。她见我回来，抬头问道：“学校咋说的？”我放下书包，把广播里的事跟她讲了一遍。我妈的手顿时停了下来，一粒玉米从指缝间悄然滑落，掉在地上。她沉默了一会儿，低声说：“要真是大震，咱这房子……”话没说完，她便转身进了屋。
晚上，我爸回来了。他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脸上带着疲惫的神色，仿佛背负着整个世界的重担。我妈炒了盘鸡蛋，他却只吃了两口就放下了筷子，缓缓说道：“局里开了会，说最近地壳活动频繁，让职工们做好防震准备。”他顿了顿，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担忧，“咱家这房子，还是五十年代建的宿舍，别太大意，注意点。”
我妈点点头，没有说话。我蹲在门槛上，望着天边的晚霞。那晚霞红得像血，把整个天空都染成了怪异的颜色，仿佛是大自然在发出某种警示。我突然想起生物课上那些跃出鱼缸的鲫鱼，想起乒乓球划出的诡异弧线，想起教室后墙那道突然弥合的裂缝——这一切，真的只是自然现象吗？
第二天，全校停课。老师们带着学生在操场上预搭防震棚，我和弟弟干脆每天晚上早早地去小轮码头囤船上睡觉。王大勇抱着他的乒乓球拍来找我，说要去校园空地上打球。我摇摇头，轻声说：“没心情。”他撇了撇嘴，满不在乎地说：“怕啥？地震来了，咱就跑！”
我们正说着，地理老师骑着自行车过来了。他下了车，从车筐里掏出一叠报纸，说道：“张毅，大勇，来看看这个。”我接过报纸，只见是《人民日报》，头版上登着松潘县地震的后续报道，还配了一张震后的照片——房子塌了，路裂了，人们站在废墟里，脸上满是惊恐和无助。
“6.5级就成这样，”地理老师指着照片，神情严肃地说，“要是来个大震……”他没有说完，只是叹了口气，接着说，“不过也别太慌，防震知识学好了，能保命。”他掏出个小本子，递给我，“这是我整理的防震口诀，背熟了。”
我接过本子，翻开第一页，上面写着：“地震来，别慌张，桌下躲，护头忙。墙角处，最安全，抓稳物，别乱窜。震后出，快撤离，有余震，再躲避。”字迹工整，仿佛是用尺子比着写的，每一笔都透着老师的用心。
那天晚上，我躺在小轮码头趸船上的甲板上，听着长江水哗啦哗啦地流淌，那声音仿佛是大自然的低语。皎洁的月光透过云层，如同破洞的鱼网漏下的银线，在江面上画出一个个银亮的光斑。我突然想起那颗滚进裂缝的乒乓球——它现在在哪儿？是被水泥吞噬了，还是像地理老师说的，只是热胀冷缩的缘故？
那晚，我们在趸船上睡到天亮。清晨的阳光洒在身上，温暖而柔和。地面已经完全平静了，仿佛一切的不安都只是一场梦。在回家的路上，人们开始在防修路两旁收拾东西回家，生活似乎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那天之后，生活真的仿佛恢复了正常。学校复了课，水井里的甲烷含量降了下来，生物课上的鲫鱼也不再跃出鱼缸。只是教室后墙的那道裂缝，始终留着一道浅浅的白印，像是大地留下的一个记号，提醒着我们曾经发生过的那些怪事。
体育课上，我和王大勇又打起了乒乓球。他发了个高球，我挥拍一挡，球“啪”地一声飞了出去。这次，它沿着正常的抛物线落在了球台上，又弹了起来，稳稳地落在我手里。“怪了，”王大勇挠挠头，一脸困惑，“那天那球，咋就那么怪呢？”我笑了笑，没有说话。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像两柄长长的剑，指向远方。远处，传来地理老师的声音：“张毅！大勇！过来拿防震手册！”
我们应了一声，跑过去。手册的封面上，印着“防震减灾，人人有责”八个大字，在夕阳的余晖下，显得格外醒目。我翻开第一页，看见地理老师写的序言：“自然有异动，人心莫躁动。科学防灾，方能安生。”这句话，仿佛是一句温暖的叮嘱，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