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平三十三年正月十八，京北的初春还裹着残冬的寒意，全国议事会的铜门却迎着晨光敞开了。议事厅内，三百二十七张木椅依次排开，近两百张椅子上坐着的，是双手沾着麦屑的农汉、指尖缠着丝线的织女、腰间挂着护童哨的村妇——这是全国议事会工农席位占比60%的真切模样：黄村的麦农张大叔揣着刚晒干的“民生2号”麦种，苏省织工李姐提着半匹绣着“工时计算表”的云锦，西乡村的护童员王婶怀里抱着小柱子编的麦秆小火车，他们不是来“凑数”的，是来给高校理论课“定方向”的，是来确保《高等学府思想品德与大明民主主义理论课建设标准》里“理论占比60%”落到实处的。
上午九点，议事厅的铜铃清脆响起，朱静雯（议事长，亲工人皇家代表）站在主位前，手里的标准草案封面上，用红笔醒目地圈出四门核心课程——《大明民主主义原理》（含《韵澜思想》《秀英思想》《常静徽思想》）、《品德与法典》、《朱静雯的百姓思想》，每门课名旁都用括号标注着“理论占比60%，实践仅为理论应用补充”。“去年秋冬巡视高校，我们发现有些学校把‘理论结合实践’搞成了‘实践代替理论’——汉武大学有个班，一学期花了八周去麦田调研，却没完整学完《大明民主主义原理》里‘群众史观’的核心章节，最后学生连‘怎么用理论分析调研数据’都不会。”她的声音透过扩音喇叭，清晰落在每个代表耳中，“这次的标准，必须把‘理论为核’扎死：四门课每学期总课时48节，理论课至少29节，实践课最多19节，且实践课必须围绕理论展开，不能脱离理论搞‘自由调研’。”
话音刚落，赵麦围（皇帝，工农代表）就从主位旁的木椅上站起身。他依旧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怀里揣着一本卷边的《大明民主主义原理》，书页间夹着黄村的麦壳和修渠图纸。“俺上个月去黄村百姓大学，听老师讲‘实践论’，花了三节课带学生去看修渠遗址，却没讲透‘实践是检验理论的标准’的三层逻辑——第一层是‘理论先于实践’，比如先学‘群众智慧能降低成本’，再去看竹筐堵缺口比混凝土省多少钱；第二层是‘实践验证理论’，用修渠的实际数据印证理论；第三层是‘理论指导新实践’，用这个理论去分析其他乡村的水利问题。”他把麦种放在案几上，“这门课的60%理论，就得这么拆：《韵澜思想》的‘实践三步法’，要先讲‘调研-分析-验证’的理论逻辑，比如‘为什么调研前要先明确理论框架，不然收集的信息都是散的’；《秀英思想》的‘工农权益’，要先讲‘为什么工时保障是工农权益的核心’，再结合织工的工时记录算收益，不是反过来先去织坊看，再回头补理论。”
朱悦薇（副皇帝，亲工人皇家代表）随即打开民生数据库终端，屏幕上跳出一组课时分配表：《大明民主主义原理》总课时48节，理论课30节（含《韵澜思想》8节、《秀英思想》8节、《常静徽思想》8节，原理总论6节），实践课18节；《品德与法典》总课时48节，理论课29节（宪典条款理论15节、民生应用理论14节），实践课19节；《朱静雯的百姓思想》总课时48节，理论课30节（“听百姓说”“帮百姓算”“让百姓选”各10节），实践课18节。“去年苏省有所高校，把《秀英思想》的理论课压缩到12节，实践课加到36节，学生最后只会‘看织机’，不会‘用理论算工钱’。”她指着表格，语气坚定，“标准里必须明确：实践课只能是‘理论应用课’，比如学完‘工时保障理论’后，用2节课练习‘按理论算织工工钱’；学完‘群众史观’后，用2节课写‘基于理论的黄村修渠案例分析’，不能搞成‘实践主导、理论凑数’。”
陈纺娘（副皇帝，工农女性代表）这时从随身的织篮里掏出一叠学生作业，最上面的一份是《朱静雯的百姓思想》的实践报告，学生花了五页写“如何帮王婶找护童岗值守人员”，却没提一句“用‘百姓需求优先’理论分析值守缺人的根源”。她的指尖还沾着云锦的金线，翻作业时带着丝线的轻响：“俺当年学织锦，师傅先教三个月‘经纬理论’，再让上机练；现在有些高校倒好，先让学生去村口‘听百姓说’，再回头补理论，学生连‘为什么要听、听什么、怎么用理论归纳需求’都不知道，最后报告写的全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没一点理论支撑。”她把作业递给身边的工农代表，“这门课的实践课，得是‘理论应用题’：学完‘听百姓说’的理论后，给学生一份王婶的护童岗需求记录，让他们用‘需求分层理论’（基础需求：值守时间避开农忙；进阶需求：有误工补贴）分析，写1500字理论报告，不是让他们去村口蹲三天；学完‘帮百姓算’的理论后，给学生一组麦种产量数据，让他们用‘收益公式’（亩产x单价-成本=收益）算补贴，不是让他们去麦田里收麦。”
“俺们织工也有话要说！”林织娘（副议事长，工农女性代表）举起手，她身后的织工代表们纷纷点头，有人还掏出了皱巴巴的理论笔记。“苏省织工专科学校的《品德与法典》课，有个老师把‘织工维权’实践课搞成了‘跟作坊主吵架演练’，学生学完只会‘拍桌子要工钱’，却不会‘用《大明国宪典》第28条理论条款算超时工资’。”她敲了敲笔记，“这门课的60%理论，得紧扣‘条款的理论逻辑’：讲第28条‘工时保障’，要先讲‘为什么8小时是合理工时’——从织工体力极限（每天织8小时手不肿）、生产效率（8小时内织布质量更高）、社会公平（避免作坊主靠延长工时压价）三个理论层面讲透；再讲‘怎么用理论算超时工资’，公式要明确（超时时长x时薪x1.5=超时工资），案例要具体（织工每天多织2小时，时薪2明币，超时工资该6明币）。实践课就练这个：给学生一份作坊的工时记录，让他们用理论算应得工资，写2000字理论验证报告，不是让他们去跟作坊主谈判。”
马淑贤（副议事长，少数民族女性代表）这时从包里取出一本羊皮笔记，上面用彝汉双语写着《常静徽思想》的理论要点和案例分析。“川省凉山的彝族学生，学‘基层治理理论’时，有些老师直接带他们去山寨开议事会，学生只会‘跟着举羊角’，却不知道‘为什么羊角投票符合基层治理理论’。”她把笔记递给朱静雯，“这门课的理论课，要先讲‘基层治理的核心是“共识”’——彝族山寨的羊角投票，本质是‘用民族习俗达成共识’，这符合《常静徽思想》里‘因地制宜’的理论；再讲‘怎么用理论设计议事流程’，比如‘先唱护童歌谣凝聚共识（理论依据：文化认同是共识基础），再让寨老发言（理论依据：权威人士能引导共识），最后羊角投票（理论依据：直观方式能降低共识成本）’。实践课就练‘用理论分析山寨议事记录’，让学生指出记录里哪些环节符合‘共识理论’，哪些不符合，写1500字分析，不是让他们去组织议事会。”
接下来的三个时辰，议事厅里的讨论全是“理论如何落地”：黄村的张大叔要求《大明民主主义原理》的“群众史观”理论课，加“用理论分析民生数据”的章节——比如给学生一组西乡村反拐的百姓线索数据（村民提供的脚印线索占60%、监控线索占40%），让他们用“群众是线索来源主力”的理论分析，写2000字报告；苏省的织工李姐希望《秀英思想》的“工农权益”理论课，加“用理论验证工时合理性”的内容——比如给学生不同织坊的工时数据（A坊8小时\/天，b坊10小时\/天），让他们用“8小时理论”分析b坊织工的手伤率（比A坊高30%），验证理论的正确性；川省的彝族代表提议《朱静雯的百姓思想》的“让百姓选”理论课，加“用理论设计投票规则”的模块——比如让学生用“投票参与率理论”（晒谷场投票比村部投票参与率高50%），设计山寨护童岗的投票地点，写1000字方案，附理论依据。
针对四门课程的理论模块，标准最终敲定细节，确保60%的课时都在“深讲理论、练透理论”：
《大明民主主义原理》（含《韵澜思想》《秀英思想》《常静徽思想》）的30节理论课，分四大板块：“原理总论”6节（讲清“群众史观”“实践论”“民生整体观”的核心定义和逻辑链）；《韵澜思想》8节（每节先讲“实践三步法”的一个理论环节，再用1个民生案例验证，最后练1道理论应用题，比如“用‘调研框架理论’设计护童岗需求调研表”）；《秀英思想》8节（每节围绕“工农权益”的一个理论点，如“工时保障”“收益分配”，先讲理论逻辑，再算1道理论题，比如“织工月工资=工时x时薪+技能补贴，按这个公式算某织工的应得工资”）；《常静徽思想》8节（每节聚焦“基层治理”的一个理论，如“因地制宜”“共识凝聚”，先讲理论依据，再分析1个民族案例，比如“彝族火塘议事会的理论适配性”）。18节实践课全是“理论应用题练习”：要么写理论分析报告（如“用‘实践论’分析京北高铁站护童核验的效果”），要么做理论验证题（如“用‘民生整体观’验证‘护童岗+麦饼摊’方案是否符合民生整体需求”），不搞任何脱离理论的“实地操作”。
《品德与法典》的29节理论课，分两大板块：“宪典条款理论”15节（每节讲1个民生条款的理论来源、逻辑和应用边界，比如第32条“儿童安全”，理论来源是“儿童是民生未来”，逻辑是“安全是未来的基础”，应用边界是“覆盖乡村和交通枢纽”，课后练“用理论判断某村‘儿童安全员不轮岗’是否符合条款”）；“民生应用理论”14节（每节讲1个理论应用方法，如“用‘条款优先级理论’处理‘工时保障’和‘生产效率’的冲突”，课后练“某织坊因赶工期想延长工时，用理论判断该优先保障工时还是效率”）。19节实践课全是“理论应用练习”：要么拟“理论依据明确的规章”（如“用第28条理论拟织坊工时规章，每条都附理论来源”），要么做“理论辨析题”（如“判断‘山寨用罚款惩罚未值守护童员’是否符合《品德与法典》的‘教育优先’理论”），不搞“维权模拟”“规章执行”等实践操作。
《朱静雯的百姓思想》的30节理论课，分三大板块：“听百姓说”10节（每节讲1个理论点，如“需求分层理论”“沟通场景理论”，课后练“用‘沟通场景理论’判断‘在麦场聊护童需求’比‘在村部聊’的优势”）；“帮百姓算”10节（每节讲1个理论公式，如“补贴=误工成本+机会成本，课后练‘算黄村老农护童岗的合理补贴’”）；“让百姓选”10节（每节讲1个理论原则，如“参与率原则”“共识原则”，课后练“用‘参与率原则’设计西乡村护童岗的投票时间”）。18节实践课全是“理论应用题”：要么写“需求分析报告”（如“用‘需求分层理论’分析王婶记录的护童岗需求”），要么做“方案设计题”（如“用‘让百姓选’的理论设计山寨儿童安全教育基地的选址方案”），不搞“蹲点听需求”“组织投票”等实地实践。
在“学生政论能力考核”上，标准也以理论为核心：期末考核中，理论笔试占60%（考四门课的核心定义、逻辑链、应用题），理论报告占30%（写一篇5000字的“用理论解决民生问题”报告，如“用《品德与法典》理论分析织工工资低的根源”），实践作业仅占10%（且必须是“理论应用类”，如“用‘帮百姓算’的理论算某村护童岗补贴”）。工农代表参与的评审，也聚焦理论：张大叔评《大明民主主义原理》的报告，看“群众史观的应用是否正确”；李姐评《品德与法典》的笔试，看“条款理论的理解是否到位”；王婶评《朱静雯的百姓思想》的作业，看“‘听百姓说’的理论依据是否充分”，不评“实践操作的好坏”。
“学校议事会的规划也得围着理论转！”朱静雯看着台下的高校代表，语气严肃，“以后校议事会的年度规划里，‘理论课建设章节’必须写清三件事：一是理论课的新增内容（如‘今年《秀英思想》加“新麦种收益理论”章节’）；二是理论师资的培训（如‘派3名教师跟李姐学“织工工钱理论”’）；三是理论考核的优化（如‘增加“民族理论应用题”的占比’）。去年有高校的规划里写‘组织学生去10个乡村实践’，今年得改成‘组织教师去10个乡村收集理论案例’，确保资源都用在理论建设上。”
下午两点，投票环节开始。近两百名工农代表举起手里的麦秆投票牌——这是黄村麦农手工编的，麦秆上还带着阳光的味道。朱静雯看着满厅举起的投票牌，声音带着欣慰：“《高等学府思想品德与大明民主主义理论课建设标准》，全票通过！”议事厅里响起掌声，张大叔把麦种分给高校代表，李姐把云锦片段塞进他们手里：“记住，理论学好了，学生自然会用；理论学歪了，再多次实践也没用。俺们工农要的是‘懂理论、会用理论’的学生，不是‘只会干、不会想’的学徒。”
半个月后，汉武大学的“大明民主主义学院”正式挂牌，院长是黄村的张大叔（工农代表），副院长是苏省的织工李姐。挂牌当天，学院没组织任何实地活动，而是开了“理论教学启动会”：张大叔带着《大明民主主义原理》的理论课件，给老师们讲“怎么把‘群众史观’讲透”——比如用“西乡村反拐的百姓线索数据”，让学生一步步推导“群众是线索主力”的理论；李姐拿着《秀英思想》的工时理论公式，教老师们“怎么让学生练会‘算织工工资’”——比如设计不同难度的理论题（基础题：算8小时工时工资；进阶题：算含超时和技能补贴的工资）。学院的第一堂《大明民主主义原理》课，老师先花40分钟讲“实践论的三层逻辑”，再用20分钟分析“黄村修渠的理论验证过程”（理论预测：竹筐堵缺口省3万；实际数据：省3.2万，验证理论正确），最后留20分钟让学生做“理论应用题”：“用实践论分析‘闽省港口反拐’中，‘数据库核验’理论是否被验证”，全程没有任何实地环节。
京北百姓大学的《朱静雯的百姓思想》课上，王婶（护童员，工农代表）作为理论课兼职教师，给学生讲“听百姓说”的“沟通场景理论”：“为什么在麦场聊护童需求比在村部聊好？理论上有三个原因：一是麦场是百姓熟悉的场景，放松；二是编麦秆的动作能缓解紧张，愿意说；三是旁边有其他村民，能互相补充需求。”她没带学生去麦场，而是给了一组场景对比数据（麦场聊出需求80条，村部聊出30条），让学生用理论分析“为什么数据有差异”，写1000字报告。学生们说：“以前总觉得实践才有用，现在发现，把理论学透了，看数据就能懂民生，比跑出去瞎问管用。”
三月初，全国议事会组织督查，看到的是这样的场景：苏省织工专科学校的《品德与法典》课上，学生们正在做“理论应用题”——给一份作坊工时记录（织工每天工作9小时，时薪2明币），用第28条“工时保障理论”算超时工资（1小时x2x1.5=3明币），再分析“作坊主不发超时工资是否违宪”，每个答案都附理论依据；川省凉山的彝族学生，在《常静徽思想》课上写“理论分析报告”——用“共识理论”分析山寨护童议事会的记录，指出“唱护童歌谣后，共识达成率提高40%”，符合理论预期；汉武大学的学生，在《大明民主主义原理》课上提交“理论验证报告”——用“民生整体观”分析“西乡村护童岗+麦饼摊”方案，指出“护童岗解决安全问题，麦饼摊解决补贴问题，两者互补，符合民生整体需求”，理论应用正确率达85%。
督查报告里写着：“全国67所高校均已按标准调整课时，四门课程理论课占比全部达标（60%以上），实践课均为‘理论应用类’；学生理论考核合格率从45%提升至82%，能独立用理论分析民生问题的比例从38%涨到78%；高校年度规划中，‘理论建设投入’占比从30%提升至65%，用于收集理论案例、培训理论师资的经费增长120%；工农代表参与理论教学（如审定课件、评审理论报告）的比例达92%，学生作业中‘理论依据明确’的占比从25%涨到90%。”
督查结束那天，朱静雯、赵麦围、朱悦薇、陈纺娘、马淑贤、林织娘坐在汉武大学的教室里，看着学生们做《大明民主主义原理》的理论笔试。考场上，学生们正在答一道论述题：“用《韵澜思想》的‘实践三步法’理论，分析‘黄村麦种选种’的过程（调研：听老农说需求；分析：用理论筛选麦种；验证：试种看产量），指出每一步的理论依据。”赵麦围看着学生们笔下清晰的理论逻辑，笑着对身边的张大叔说：“你看，这才是俺们要的理论课——学生懂理论、会用理论，以后到了乡村，不用教就知道‘怎么用理论分析问题’，比只会干体力活强多了。”
朱静雯看着讲台前的理论课件，上面写着《大明民主主义》里的一句话：“理论是民生的指南针，先有清晰的理论，才有精准的实践。”她知道，这场调整不是“削弱实践”，而是“回归理论本质”——理论是根，实践是果，只有根扎得深，果才能结得实。以后，高校的理论课还要继续深化：麦种出了新品种，就加“新麦种的收益理论”；织坊有了新机器，就加“新机器的工时理论”；山寨有了新需求，就加“新需求的共识理论”，让每一门课、每一个学生，都成为“理论扎根民生”的践行者，让马克思主义改变大明的力量，从“理论的深度”里生长出来。
夕阳落在教室的窗台上，映着学生们笔下的理论公式和民生案例。朱静雯心里踏实——这就是理论课该有的样子：没有多余的实践折腾，只有扎实的理论教学；没有空泛的口号，只有落地的理论应用；没有工农代表跟着跑实践，只有工农代表陪着磨理论。这样的课，才能育出“懂民生、会思考”的新人，才能让大明的民生建设，走得更稳、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