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家公司的市值起初只有一亿五千万港币左右，后来因怡和与秦迪双方的争夺，市值已经攀升至约三亿五千万港币。
秦迪手中持有30%的股份，总投入成本约八千万港币。由于最初购入价格较低，整体收购成本不能简单按最终市值计算。
按当前市值来算，这部分股份价值一亿零五百万港币。
此时秦迪若选择将股份卖给怡和财团，而怡和为了确保公司控制权，在已经发起要约收购的情况下，必须以接近一亿零五百万的价格完成回购。
一亿零五百万减去八千万，净赚两千五百万港币。
流程大致如此，但实际操作中牵涉大量细节和博弈，包括各种心理战和股价操控。
这种行为也被称为“股市狙鸡”。在原本的时间线里，港岛曾有一位商界人物特别擅长这种手法。
但在这个时空，由于秦迪的提前介入，那人此时还在北美做业务经理，四处奔波。
这类操作极具攻击性，令人畏惧，也容易招致仇恨，因为它本质上是在从别人口袋里掏钱。
这次面对怡和财团，秦迪才采取了如此激进的策略。
这场战役，从开始到今天，正好是第三天。
秦迪在这次战役中，除了九龙仓方面由包玉港负责的部分外，自己已经砸入超过25亿港币。
怡和这一边是守方，必须被动应对秦迪的进攻，资金使用上更加分散。
为了达到有效防御，他们的资金投入只会更多，不会更少。
此时秦迪启动绿色“桥诈”计划，怡和想要抗拒，难度很大。
随着目标逐渐清晰。
秦迪与怡和财团正式开启谈判。
绿色“桥诈”并非可以一蹴而就。
除了逐步在股市抛售之外，最佳的方式是与对方谈判并达成协议。
福德证券和晨星控股刚刚释放出绿色“桥诈”和愿意和谈的信号。
怡和那边立刻做出了正面回应。
令人意外的是，怡和并没有激烈抗拒或者拒绝这个“桥诈”意图。
因为秦迪突如其来的攻势和惊人的资金量，真正震撼了这个以往不可一世的财团。
第一天刚一开始。
亨利·凯瑟克与大班纽壁坚还敢亲自前来质问秦迪，但到了傍晚，他们就意识到事情远比想象中严重。
第二天。
亨利和纽壁坚已明显感到无力招架。
仅凭港岛怡和自身力量，他们判断很难挡住秦迪这次的全面突袭。
于是紧急联系伦敦的凯瑟克家族，调动大量海外资源，才有了第三天的反制动作。
到了第三天，秦迪锁定怡和旗下20家公司中的四五家展开重点攻击。
同时抛出停战提案。
亨利与纽壁坚不敢擅自决断，立即通报伦敦方面。
伦敦方面回应明确：愿意与秦迪谈。
继续打下去，怡和只会伤得更深。
问题出在过去几年怡和疯狂扩张，四处收购公司。
资金链被严重拉扯，不得不将旗下资产推向股市融资，控股权被稀释，控制力大幅下滑。
如果没遇到秦迪这种“异类”，还能勉强维持。
可一旦遇上秦迪这样的对手，怡和只能左支右绌。
换句话说，秦迪选的这个时间点，正是怡和最虚弱的时刻。
眼下是股灾刚过，市场都在休整。
而怡和此前并购的资产还未完成整合，资金尚未回笼。
1978年的怡和集团，就像刚吞下猎物的大蟒，趴在地上正艰难消化。
就在它喘息未定之时，边上忽然出现了一条虽小但足以威胁它的鳄鱼。
大蟒蛇想跟鳄鱼硬碰硬，但明显撑不住了。它刚吃得太撑，身体沉重，连力量都使不出来。
鳄鱼突然开口：“你咬我两口，我放你走。”
如果这个“放你走”是有保障的，那大蟒蛇是愿意谈的。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怡和才愿意回应秦迪的绿色博弈。
如果怡和能多争取一两年时间，或者港岛股市和地产再热一两年，那些之前吃下的资产就能完全吸收，局势也会不同。
一旦消化完成，这条大蟒蛇就又壮大了一级，鳄鱼再想动它就没那么容易了。
谈判开始。
秦迪要得清楚。怡和必须放手四家公司：九龙仓、怡和机械集团、怡和汽车集团、怡和空运货站。
九龙仓董事长由怡和置地换人，换成包玉港，之后收手。
至于怡和手上九龙仓的股份，是卖还是留给包玉港处理，秦迪不管。
怡和保险他已经拿下。
剩下的三家公司，秦迪愿意按当前市值完成私有化控股。
这三笔交易，怡和不但不吃亏，还能赚五六个亿。
但事情从没那么简单。
秦迪不是慈善家。
怡和在这三家公司赚的钱，得投回其他怡和系公司，才能回购秦迪手上的股份，那也得花钱。
于是谈判进入核心环节：股票交易价格的对等协商。
谈判刚开始时，凯瑟克家族又加了一条：停战后三年内，秦迪及其名下公司不得再动怡和旗下资产。
反过来，怡和也不能找秦迪麻烦。
秦迪思考后提出：两年就够了。
因为1981年前后，中英协议签署前后，港岛会迎来一场大动荡。股市和地产泡沫破裂，对英资是灭顶之灾，却是华资翻身的绝佳机会。到时候，怡和也会急着出手资产。
他不想错过这一波机会，所以时间只给两年。
凯瑟克家族迅速同意。
两年，对他们来说，也够完成内部整合。
谈判进入正轨。
福德证券与晨星投资开始接手谈判内容。
秦迪这边，在圣诞节傍晚，埋头研究港岛的证券条例和金融法规。
他顺手翻开了刚送来的怡和保险财报。
怡和保险、新丰银行与福德证券即将整合进同一集团，统一运营。这事牵涉到港岛当地相关法规的细节。
尽管有专业法律团队与凯拉协助，作为负责人，他也必须亲自了解其中的规则与限制。
港岛的股票市场，如今被称作“四会市场”。
进入60年代后期，原有的交易所已无法满足市场日益增长的需求。1969年后，远东、金银、九龙三家新交易所相继成立，形成四家交易所并存的局面，这便是所谓的“四会时代”。
当时的《证券条例》尚未完善，四大会之间恶性竞争严重，问题丛生。最直观的例子，就是同一时间，同一只股票在不同交易所挂牌的价格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