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城的秋意带着肃穆的凉意，未央宫前殿的梁柱在夕阳下拉出长长的影子。汉武帝刘彻的灵柩停放在殿中央，灵堂四周的白幡在微风中轻轻摇曳，空气中弥漫着香烛与哀伤交织的气息。八岁的汉昭帝刘弗陵身着孝服，在霍光、金日磾等辅政大臣的簇拥下，接受百官的朝拜。霍光手中紧握着那幅汉武帝临终前赐下的“周公辅成王”画像，画像边角镶嵌的“辅政符”因主人的凝重而微微发烫——这位身材高大、眼神沉稳的大司马大将军，此刻正肩负着延续大汉国运、守护灵脉民生的千钧重担。从汉武帝驾崩到汉宣帝继位，霍光以雷霆手段稳定朝局，废黜荒淫无道的昌邑王，拥立深知民间疾苦的刘询，开创了“昭宣中兴”的治世，而宣帝对秦法吏治的重视，更让汉朝的法统在“重农轻赋”之外，增添了“严明吏治”的坚实底色。
昭帝初立：霍光主政与国策延续
汉武帝后元二年，一代雄主刘彻在五柞宫走完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临终前，他颁布遗诏，立幼子刘弗陵为帝，任命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磾为车骑将军，上官桀为左将军，桑弘羊为御史大夫，组成四人辅政团队，其中霍光位居首辅。汉武帝特意将一枚刻有“定国安邦”符文的玉印交予霍光，玉印上的符文源自《山海经·大荒东经》的“镇国符”，寓意“承天命，安社稷”。这位霍去病的异母弟，此刻接过的不仅是权力，更是汉武帝晚年痛定思痛后的国策转向——《轮台罪己诏》中“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的训诫，成为他辅政的核心准则。
汉昭帝继位之初，朝堂局势错综复杂。上官桀与桑弘羊不满霍光独揽大权，暗中勾结燕王刘旦，企图推翻霍光的辅政地位；地方豪强趁新帝年幼，蠢蠢欲动，关中灵田的兼并现象死灰复燃；西域诸国因汉武帝驾崩，对汉朝的向心力减弱，丝绸之路的灵脉驿一度中断。面对这些挑战，霍光采取了“稳定优先、延续国策”的策略，逐步巩固政权。
在朝堂之上，霍光以“遵循武帝遗诏”为旗帜，团结大多数朝臣。他每周在未央宫设立“辅政堂”，与其他三位辅政大臣共同商议国事，所有重要决策都以“武帝遗训”为依据，减少了政治阻力。针对上官桀等人的挑衅，霍光起初采取隐忍态度，暗中收集证据。元凤元年（前80年），当上官桀等人准备发动政变的证据确凿后，霍光果断出手，以“谋反罪”诛杀上官桀、桑弘羊，逼死燕王刘旦，彻底清除了朝堂中的反对势力。这场政治风波中，太学的儒家博士与律学馆的法家修士坚定地站在霍光一边，前者以“春秋大义”论证其行为的合法性，后者则以“秦律谋反条”提供了法理依据，展现了儒法合流的治理优势。
在国策延续方面，霍光严格遵循《轮台罪己诏》的精神，将“重农轻赋”作为施政重点。他任命田千秋继续担任丞相，推广赵过的“代田法”与灵谷种植技术；在关中、河东等地修复因巫蛊之祸而荒废的灵田，由灵脉监修士布设“丰产符阵”，使每亩灵田的产量较昭帝初年提升了两成。霍光还下令减免全国口赋三年，禁止官吏擅自征发徭役，规定流民返乡可获得灵谷种子与农具。这些措施实施后，长安城外的荒地在三年内重新变成了沃野，流民纷纷返乡务农，社会秩序逐渐稳定。
灵脉治理是霍光辅政的重要内容。他延续了汉武帝晚年的灵脉政策调整，将灵脉监的工作重心完全转向“农桑服务”。霍光命人修订《灵脉利用条例》，明确规定“凡灵脉资源，优先供应灌溉、农具炼制与民生需求”，严禁任何私人或官府以“祭祀”“长生”名义滥用灵脉。在他的推动下，终南山的“养灵阵”得到重新修缮，灵气日益充沛，不仅滋养了关中灵田，还缓解了长安城中残留的煞气，百姓们都说：“霍光辅政，灵脉安，五谷丰。”
在边疆与西域事务上，霍光采取了稳健的政策。他派使者前往匈奴，重申“通关市，互不侵扰”的协议，在朔方、云中设立“互市灵驿”，用中原的丝绸、灵谷换取匈奴的战马、皮毛；派傅介子出使西域，诛杀叛乱的楼兰王，重新打通了丝绸之路，恢复了“灵材西运、法器东来”的交流通道。西域诸国见汉朝政局稳定，纷纷重新归附汉朝，莎车国献“夜光璧”，于阗国贡“玉石灵矿图”，为后来西域都护府的设立奠定了基础。
昌邑之废：伊尹故事的现代演绎
元平元年（前74年），年仅二十一岁的汉昭帝突然驾崩，且没有留下子嗣，皇位继承问题成为摆在霍光面前的最大难题。经过与丞相杨敞、太学博士丙吉等大臣的反复商议，霍光最终选中了汉武帝之孙、昌邑王刘贺作为皇位继承人——这位年轻的诸侯王在封国时以“喜好游乐”闻名，但霍光希望他能在辅政大臣的引导下，延续昭帝时期的国策。
然而，刘贺的表现很快让霍光和朝臣们大失所望。从昌邑（今山东巨野）前往长安继位的途中，刘贺就沿途掳掠女子、抢夺灵材，甚至命侍从破坏民间灵田的“丰产符阵”取乐。继位后，他更是将昌邑国的旧臣悉数召入长安，封官许愿，企图架空霍光等辅政大臣。刘贺在宫中设宴狂欢，用西域进贡的“夜光璧”照明，却对霍光提交的“春耕事宜”奏折置之不理；更严重的是，他擅自命令方士在未央宫布设“求仙阵”，耗费大量灵脉资源炼制丹药，完全违背了《轮台罪己诏》中“严禁方士私用灵脉”的规定。
霍光起初试图对刘贺进行劝谏。他亲自带着《轮台罪己诏》的石碑拓本入宫，对刘贺说：“武帝遗诏强调‘力本农，禁苛暴’，陛下继位未稳，当以民生为重，不可妄动灵脉，疏远贤臣。”但刘贺却不耐烦地挥手说：“朕为天子，用几块灵脉石炼药，何足挂齿？你只需管好你的兵权，莫要多管闲事！”此后，刘贺更是暗中指使旧臣弹劾霍光“专权擅政”，企图夺回权力。
刘贺的荒淫无道引起了朝野上下的强烈不满。太学的博士们联名上书，指责刘贺“违逆武帝遗诏，滥用灵脉，荒淫无道”；灵脉监报告“长安灵脉因求仙阵扰动，出现紊乱迹象”；地方郡守也纷纷上奏，称昌邑国旧臣在地方横征暴敛，流民有增多的趋势。霍光意识到，如果不及时处置，汉武帝晚年辛苦挽回的局面将毁于一旦。
元平元年六月，霍光在未央宫召集丞相、御史大夫、列侯等重臣举行紧急会议。他开门见山地说：“昌邑王即位二十七日，造作淫戏，违逆遗诏，动摇社稷，当如何处置？”在群臣沉默之际，太学博士夏侯胜引用《尚书》中“伊尹相汤，放太甲于桐宫”的典故，提议道：“昔伊尹以相权安定商朝，今大将军可效仿伊尹故事，废黜昌邑王，另立贤君。”这个提议正中霍光下怀，他当即表示：“此乃为国，非为私也！”
随后，霍光率领群臣入宫面见上官太后（汉昭帝皇后），历数刘贺“擅用灵脉、疏远贤臣、荒淫无道”等罪状，并出示了地方奏报与灵脉监的监测记录。上官太后准奏，霍光遂令羽林军将刘贺及其旧臣拿下，宣布“昌邑王行淫乱，废黜归故国”。这场不流血的废立事件，展现了霍光维护国策的坚定决心，也确立了“辅政大臣可废立失德君主”的政治传统，史称“伊尹故事，霍光继之”。
废黜昌邑王后，霍光面临着再次选立君主的重任。此时，太学博士丙吉上书推荐汉武帝曾孙刘询：“武帝曾孙刘询，乃太子刘据之孙，巫蛊之祸中幸存，由臣与掖庭令张贺抚养长大。此人通晓《诗经》《论语》，深知民间疾苦，行事稳重，可立为帝。”霍光派人调查后得知，刘询在民间时“喜游三辅，察吏治得失，知百姓所苦”，且对《轮台罪己诏》的国策深为认同，遂决定拥立这位历经磨难的皇曾孙。
宣帝继位：民间天子与吏治新局
元平元年七月，十八岁的刘询在霍光等大臣的簇拥下，于未央宫登基，是为汉宣帝。这位从民间走出的天子，身着洗得发白的布衣入宫，面对金碧辉煌的宫殿与肃穆的群臣，眼中没有迷茫，只有历经沧桑后的沉稳。他深知自己能登上皇位，既是霍光等大臣的支持，更是天下百姓对“稳定与民生”的期盼——这成了他日后治理天下的根本准则。
宣帝继位初期，霍光继续以辅政大臣的身份执掌大权，但两人形成了微妙而和谐的平衡。霍光尊重宣帝“知民间疾苦”的优势，放手让他参与民生、吏治事务；宣帝则对霍光保持着应有的敬意，主动提出“凡军国大事，先奏大将军，再奏朕”。这种默契让“昭宣中兴”的局面得以延续，政策的稳定性远超昌邑王时期。
宣帝的治国理念很快显现出鲜明特色：在延续“重农轻赋”国策的基础上，格外重视“吏治清明”。他曾对霍光说：“朕在民间时，见好官能让灵田丰产、百姓安乐，坏官则让灵脉紊乱、民不聊生。故治国之本，一在农桑，二在吏治。”这种认识源于他的亲身经历——巫蛊之祸后，刘询在长安民间流浪，亲眼目睹了贪官污吏如何欺压百姓、滥用灵脉资源，也见过丙吉、张贺等良吏如何坚守职责、救助弱小。
为整顿吏治，宣帝首先从律法入手。他下令律学馆“全面整理秦律与汉初律法，取其精华，去其苛酷”，重点保留秦法中的“上计制度”“考课法”与“监察法”。所谓“上计制度”，即地方官每年年终需向中央汇报政绩，包括户口增长、赋税征收、灵田产量、灵脉治理等情况，由中央考核优劣；“考课法”则明确规定“治绩优异者升迁，渎职者罢黜”；“监察法”则加强了对地方官的监督，规定刺史每年需巡查各地，“察吏治得失，纠举不法”。
宣帝对秦法的重视并非简单照搬，而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他废除了秦法中过于严苛的肉刑，保留了其“权责分明”“赏罚有据”的特点。在宣帝的推动下，律学馆编纂了《汉律九章》的修订版，增加了“吏治考核篇”，详细规定了官员考核的标准和程序。其中特别强调了对灵脉资源管理的考核，规定“灵田荒芜、灵脉紊乱者，官吏问责”，这一规定后来也应用到了西域都护府的治理中。
为确保律法的执行，宣帝建立了一套严密的监督体系。他任命熟悉秦法的于定国为廷尉，负责司法事务；恢复了汉武帝时期的刺史制度，将全国分为十三州部，每州派刺史一人，专门负责监察地方官的行为；还在中央设立“司隶校尉”，负责监督京城及周边地区的官员。这些措施形成了一张从中央到地方的监督网络，有效遏制了官员的贪腐行为。
宣帝还注重从基层选拔优秀人才。他下令“郡国举孝廉，不限出身”，只要有才能、品行端正，即使是平民出身也能被推举为官。在选拔官员时，宣帝不仅看重其儒学素养，更重视实际治理能力，特别是“理讼、治民、兴农、护脉”的能力。这种选拔标准让一批出身寒微但有真才实学的官员脱颖而出，成为“昭宣中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