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贞元年间的一个深夜，淮南节度使府的书房里，杜佑正握着那支 “铜鉴政要笔”，在《通典》的手稿上细细批注。这支笔是他三十岁任润州参军时，从一位退休老史官手中所得 —— 笔杆是青铜所铸，刻着上古明君的治国箴言，笔毫混着青羊毫与蚕丝，蘸墨写字时，若触及治国要义，字迹会泛出淡淡的铜光，老史官说 “此笔能鉴古今，明得失，唯需以史为镜，以民为本”。那时他刚经历安史之乱的动荡，见百姓流离失所，心中埋下 “以史治世” 的种子，却不知这支笔，会让他的《通典》成为中唐治国安邦的 “宝典”。
野史记载，杜佑自幼便对史书有着异于常人的痴迷，更擅长从历史中汲取治国智慧。十岁那年，他读《史记?河渠书》，见司马迁记载大禹治水、李冰修都江堰的事迹，竟跑到父亲杜希望面前，说 “水利兴则农桑旺，农桑旺则百姓安，若想治国，必先兴水利”。父亲又惊又喜，当即请来名师教他研读历代典章制度。十五岁时，他通读《汉书?食货志》，发现汉代 “休养生息” 政策与唐代初期 “贞观之治” 的相似之处，便整理成册，取名《治世摘要》，虽只是少年之作，却已显露出过人的政史眼光。
成年后入仕，杜佑从地方小官做起，每到一处，必深入民间了解疾苦，同时搜集当地的历史文献与治理案例。任浙西观察使时，当地遭遇洪涝灾害，百姓颗粒无收。杜佑一边组织救灾，一边翻阅当地史志，发现早在东晋时期，这里就有修建堤坝防洪的记载。他按照史书中的方法，结合当地地形，带领百姓重修堤坝，还开凿了多条灌溉渠道。野史说，施工期间，他每日都用铜鉴政要笔记录工程进度与遇到的问题，笔锋所至，竟能在图纸上标出最佳施工位置，百姓都说 “杜使君的笔能通古今，是上天派来救我们的”。堤坝建成后，当地多年未再遭洪涝，百姓为纪念他，在堤坝旁立了一块碑，碑上刻着他用铜鉴政要笔题写的 “民为根本，水利为脉” 八个大字。
贞元三年，杜佑调任淮南节度使，管辖江淮富庶之地。当时安史之乱刚结束不久，江淮地区虽未直接遭受战火，却因朝廷赋税繁重、官吏腐败，百姓生活困苦。杜佑到任后，没有急于推行新政，而是先花了半年时间，用铜鉴政要笔梳理历代江淮地区的治理史料。他发现，西汉时期江淮地区 “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曾是全国的粮仓；而到了隋代，因隋炀帝过度征调民力开凿运河，导致此地民生凋敝。对比之下，他心中有了治理思路 —— 减轻赋税、整顿吏治、发展农桑。
为整顿吏治，杜佑亲自考核官员，对贪赃枉法者严惩不贷，对清廉能干者大力提拔。有位县令为讨好他，送来重金与珍玩，杜佑当着众官员的面，用铜鉴政要笔在纸上写下 “为官者当清廉自守，若贪赃枉法，必遭天谴”，然后将财物退还，将县令革职查办。此事传开后，淮南地区的官吏无不收敛，吏治为之一清。在发展农桑方面，他借鉴汉代的 “屯田制”，组织军队与百姓开垦荒地，还推广新的农具与种植技术。野史记载，他用铜鉴政要笔在《农桑要术》的基础上，改编成适合江淮地区的《江淮农政书》，书中详细记载了农作物的种植时间、方法与病虫害防治，百姓照着书中方法种植，粮食产量大幅提高，江淮地区很快恢复了 “鱼米之乡” 的繁荣景象。
在治理地方的同时，杜佑从未放弃编纂《通典》的计划。他认为，安史之乱的爆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统治者不了解历史上的治乱兴衰，缺乏治国经验。因此，他立志编写一部系统记载历代典章制度的史书，为后世统治者提供借鉴。编纂过程中，他广泛搜集史料，从《史记》《汉书》到历代的官修史书、私人着述，甚至包括民间流传的野史、杂记，凡是与典章制度相关的内容，他都一一摘录。遇到史料记载矛盾之处，他便用铜鉴政要笔反复考证，还派人实地调查。
野史里有一段关于他考证 “均田制” 的佳话。为弄清北魏至唐代均田制的演变过程，他派人前往北方各地，寻访当年推行均田制的遗迹，收集民间保存的田契、户籍等资料。有一次，派去的人在一个老农家发现了一份唐代初期的均田制户籍档案，老农说这是他家祖辈传下来的，一直珍藏着。杜佑得知后，亲自前往农家拜访，用铜鉴政要笔仔细抄录档案内容，还向老农请教当年均田制推行后的生活变化。回来后，他结合史料，终于厘清了均田制从建立、发展到衰落的全过程，为《通典?食货典》的编写提供了重要依据。
贞元十七年，历时三十余年，《通典》终于编纂完成。这部书共二百卷，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系统记载了从上古时期到唐代天宝年间的典章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体例完备的政书。书成后，杜佑将其献给唐德宗，德宗读后大加赞赏，称其 “鉴古今之得失，为治国之良鉴”，还下令将《通典》收藏于秘府，供皇室与大臣研读。野史说，德宗在阅读《通典》时，每当看到关乎治国关键的内容，书页上便会泛出淡淡的铜光，正是杜佑用铜鉴政要笔撰写时留下的痕迹，德宗感叹道 “杜爱卿的笔不仅能着史，更能为朕指明治国方向啊”。
晚年的杜佑虽身居高位，却始终保持着对历史与民生的敬畏。唐顺宗即位后，曾向他请教如何实现 “永贞革新”，杜佑用铜鉴政要笔写下 “革新当循序渐进，不可急于求成，需兼顾稳定与发展，始终以百姓利益为重”，还建议顺宗参考《通典》中历代改革的经验教训。顺宗虽未能完全实现革新目标，却也采纳了他的部分建议，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元和七年，杜佑病逝于长安，享年七十八岁。临终前，他将铜鉴政要笔与《通典》的手稿交给儿子，嘱咐道 “《通典》虽成，然历史不断发展，治世之道亦需与时俱进，你要继续研读史书，若有新的见解，可补入其中，为后世治国提供更多借鉴”。野史记载，杜佑去世后，那支铜鉴政要笔竟自行飞向秘府，落在《通典》的珍藏之处，仿佛仍在守护着这部凝聚他一生心血的治国宝典。
《通典》流传后世，对中国史学与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宋代编纂《通志》《文献通考》，皆以《通典》为典范；历代统治者在制定政策时，也常以《通典》中的历史经验为参考。如今翻开《通典》，那些泛着淡淡铜光的字迹，不仅记录着历代的典章制度，更承载着杜佑以史治世的理想与情怀。这位中唐的政史大家，用一支铜鉴政要笔，在史书与治世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让历史的智慧照亮了治国的道路，也让自己的名字，永远铭刻在中国史学与政治发展的长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