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初群星璀璨的功臣谱中，李孝恭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既是李渊的堂侄、李世民的堂兄，出身陇西李氏核心宗室，又是凭借实打实的军事功绩跻身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的名将，且排名仅次于长孙无忌，位居第二。这位一手平定巴蜀、荆襄、江南的宗室将领，以过人的军事谋略与政治智慧，在唐初统一战争中撑起了南方战场的半边天，更以“不居功、不恃贵”的沉稳心性，成为宗室与功臣间平衡的关键人物，堪称“唐初宗室武将的典范”。
李孝恭出身陇西李氏，其祖父李蔚是北周朔州总管，父亲李安在隋朝任领军大将军，与李渊的父亲李昞是亲兄弟。虽为宗室贵胄，李孝恭早年却未沾太多特权——隋朝末年，他仅任隋阳府司马这样的中下级官职，亲眼目睹了隋廷的腐朽与天下的动荡。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李渊在太原起兵反隋，李孝恭立即响应，前往投奔。李渊见这位堂侄器宇轩昂、谈吐不凡，又熟知南方地理民情，便任命他为山南道招慰大使，让他率军经略巴蜀——这一任命，成为李孝恭军事生涯的起点，也让他得以在南方战场施展才华。
彼时的巴蜀地区（今四川、重庆一带），虽远离中原战乱，却盘踞着数十股割据势力，各自为政。李孝恭抵达巴蜀后，并未一味征伐，而是采取“招抚为主，征伐为辅”的策略：他先派使者携带李渊的檄文，前往各州县宣讲“兴唐灭隋”的大义，承诺归附者保留官职、免除徭役；对拒不归附的顽固势力，则集中兵力快速击破，且严禁士兵劫掠百姓。这种恩威并施的做法，收效显着——短短数月间，巴蜀三十余州相继归附，李孝恭未费太多兵力，便将巴蜀纳入唐朝版图。更难得的是，他在巴蜀期间，还注重安抚民生，下令修复因战乱损坏的农田水利，减免赋税，让饱受战乱威胁的巴蜀百姓得以安居，为唐朝赢得了南方民心，也为后续平定江南奠定了稳固的后方。
武德二年（公元619年），李渊任命李孝恭为信州总管，让他筹备平定萧铣的战事。萧铣是南朝梁武帝的后裔，在隋末割据荆襄、岭南一带，建立“梁”政权，拥兵四十余万，控制着长江中游至岭南的广大地区，是唐朝统一南方的最大障碍。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李孝恭并未急于出兵，而是先做了两件关键准备：一是招募巴蜀子弟，训练水军——他深知萧铣凭借长江天险，水军实力雄厚，要击败他，必须有一支强大的水军；二是采纳副将李靖的建议，详细勘察长江航道与萧铣的布防，制定了“趁虚而入、直捣腹地”的战术。
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李孝恭与李靖率领十二万大军，从夔州（今重庆奉节）出发，沿长江东下，进攻萧铣。此时恰逢长江汛期，江水暴涨，水流湍急，萧铣认为唐军绝不可能在此时进军，便放松了戒备，甚至解散了部分守军回家务农。李孝恭的部将们也担心水势凶险，劝他等汛期过后再进军，李孝恭却力排众议：“兵贵神速，正是趁萧铣不备，才能打他个措手不及！”他下令大军加速前进，战船顺流而下，很快抵达萧铣的军事重镇夷陵（今湖北宜昌）。萧铣的守军猝不及防，被唐军一举攻破，缴获战船三百余艘。
拿下夷陵后，李孝恭继续东进，直逼萧铣的都城江陵（今湖北荆州）。途中，唐军遇到萧铣的援军，部将们主张乘胜追击，李孝恭却拦住众人：“萧铣援军远道而来，士气正盛，若硬拼必伤元气；不如先放他们过去，让他们进入江陵城——江陵城小粮少，援军入城后，粮草很快会耗尽，到时候我们再攻城，必能一举拿下。”果然，萧铣的援军进入江陵后，很快陷入粮草短缺的困境，而李孝恭则率军将江陵团团围住，切断了城内的粮道与退路。萧铣见大势已去，只得开城投降，存续五年的“梁”政权就此灭亡。
平定萧铣后，李孝恭并未居功自傲，反而做了三件深得人心的事：一是严禁士兵劫掠江陵，派人保护萧铣的府库与百姓财产；二是亲自安抚萧铣的降将与官吏，承诺他们只要归降唐朝，一律既往不咎；三是派人前往岭南，宣示唐朝的恩德，岭南四十九州闻讯后，纷纷归附。李渊得知后，对李孝恭大加赞赏，封他为荆州大总管，赐食邑五千户，还赐给他“黄金五百斤、美女百名”。李孝恭却推辞了美女与部分赏赐，说：“平定江南，是将士们的功劳，我不敢独自享用这些赏赐。”他将大部分黄金分给了麾下将士，此举让他在军中威望更盛。
武德六年（公元623年），江南又起战乱——原唐朝将领辅公祏在丹阳（今江苏南京）起兵反唐，自称“宋帝”，占据了江南大片地区。李渊再次任命李孝恭为行军元帅，李靖为副元帅，率军讨伐辅公祏。辅公祏吸取了萧铣的教训，在长江沿岸布下重兵，还修建了坚固的防御工事，试图阻挡唐军。李孝恭抵达前线后，并未急于进攻，而是先派侦察兵摸清辅公祏的布防，然后与李靖商议对策。李靖建议：“辅公祏的主力集中在丹阳以西，我们可以派一支奇兵，从侧面迂回，突袭他的后方粮仓，断其粮草；同时，正面大军佯装进攻，吸引他的注意力。”李孝恭采纳了这个建议，派副将阚棱率领一支精锐，从小路突袭辅公祏的粮仓，烧毁了他的全部粮草。辅公祏的军队得知粮草被烧，军心大乱，李孝恭趁机率军发起总攻，很快击溃了辅公祏的主力，辅公祏本人在逃亡途中被擒，江南之乱就此平定。
经此一役，唐朝彻底统一了南方，而李孝恭也因平定巴蜀、荆襄、江南的赫赫战功，成为唐初最具威望的宗室将领。李渊曾对大臣们说：“当年萧何镇守关中，给刘邦提供了稳固的后方；如今孝恭平定南方，为我大唐打下了半壁江山，他的功劳，堪比萧何！”
然而，功高盖主往往是功臣的隐患，尤其是身为宗室，更易引发皇权的猜忌。但李孝恭却深谙“避嫌自晦”的道理，平定江南后，他主动向李渊请求辞去行军元帅之职，回到京城长安闲居。回到长安后，他也从不参与朝堂争斗，而是将精力放在修建宅第、收藏古玩上，偶尔与文人雅士饮酒赋诗，从不谈论时政。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时，许多宗室与功臣都卷入其中，李孝恭却保持中立，既不支持李世民，也不支持李建成——他知道，作为宗室，卷入皇子争斗，只会引火烧身。
李世民登基后，对这位堂兄的沉稳与识趣十分欣赏，不仅没有猜忌他，反而加授他为礼部尚书，继续让他享受五千户的食邑，还将他列入凌烟阁二十四功臣，排名第二。贞观初年，有人诬告李孝恭“谋反”，李世民亲自调查后，发现是诬告，便对李孝恭说：“你是我大唐的功臣，又是宗室至亲，我怎么会相信这些无稽之谈？”为了安抚李孝恭，李世民还特意赐给他一把宝刀，说：“这把刀，既是赐给你的荣耀，也是我对你的信任——以后若有人再诬告你，你便用这把刀，证明自己的清白！”
李孝恭晚年愈发低调，他在长安的宅第宏伟壮丽，却从不接待宾客，也很少出门。他常对家人说：“我出身宗室，又有平定江南的功劳，能有今日的富贵，已是万幸。若再贪图权势，恐有不测之祸。”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李孝恭病逝，享年五十岁。李世民得知后，悲痛不已，下令辍朝三日，追赠他为司空、扬州都督，谥号“元”，还亲自为他撰写碑文，将他陪葬昭陵——这是唐初功臣的最高荣誉，象征着他与李渊、李世民父子的深厚情谊。
李孝恭的一生，完美诠释了“宗室名将”的理想形象：他既有宗室的身份优势，能得到皇帝的信任与重用，又有实打实的军事才能，凭功绩立足，而非靠血缘混资历；他在战场上运筹帷幄，平定南方半壁江山，加速了唐朝的统一进程；在朝堂上，他懂得避嫌自晦，不贪权、不恋位，始终保持低调，最终得以善终，避免了许多宗室功臣“功高震主、身遭横祸”的悲剧。
后世对李孝恭的评价极高，《旧唐书》称他“性豪奢，好游宴，然宽恕退让，无骄矜自伐之色”，既肯定了他的军事功绩，也赞扬了他的品格；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更是将他与李世民、李靖并列，认为唐初统一战争中，“北方之功归于太宗，南方之功归于孝恭”。如今，在陕西昭陵的陪葬墓群中，李孝恭的墓虽历经千年风雨，却依然能让人感受到这位唐初宗室名将的荣光——他用一生的智慧与功绩，在唐初的历史画卷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后世宗室功臣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