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俩结婚，知青们没少拿这事开玩笑。周伟搂着他的肩膀，笑得前仰后合：“卫东，还是老话说得对，不是冤家不聚头！以前你俩见面就掐，谁能想到，月老偏偏把你们这两个死对头拴在了一起！”
婚礼上的热闹场面还在眼前晃——知青们凑在一起，总能爆出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大雷”。周伟喝多了，拍着桌子喊：“卫东，你知道1972年回苏州探亲，潘瑕为啥没回去吗？她是怕你跟春花妹子好上了，偷偷把回苏州的机会让给我，还塞给我五斤粮票，让我盯着你，别跟春花走太近！”
这话一出口，满屋子的人都笑炸了。有的明白其中道理自然心中了然，但有的却一头雾水，自然对这个话题颇为感兴趣，不由得瞪着眼睛瞧着面前的这一对新人，看他们的窘迫样子。
潘瑕脸都红透了，伸手拿糖块去堵周伟的嘴，可已经来不及了。大伙围着她打趣：“没想到啊潘瑕，你人小鬼大，那时候就盯上卫东了！”李春花坐在一旁，脸也红得像熟透的苹果，赶紧低下头，不敢再看王卫东，引得众人笑得更欢。此刻想起这些，王卫东嘴角忍不住往上翘，连带着身上的凉意都散了几分。
心情一好，睡意渐渐袭来，婚礼上那个小插曲又清晰地浮现在脑海里——等大伙的笑声平息些，李春花为了缓解尴尬，也怕潘瑕看出自己的不自在，故意挺直腰板，笑着说：“哎呀！你们不知道的事情多着呢！今天看在潘瑕结婚的份上，我就留点面子，不说了！”她说着还眨了眨眼，嘴角挂着意味深长的笑，吊足了大伙的胃口。
这下知青们的好奇心全被勾起来了，七嘴八舌地追问：“春花，你快说啊！还有啥秘密？”“别卖关子了，咱们都是老熟人，有啥不能说的？”可李春花就是故意不说，任凭大伙怎么哄闹、怎么用糖块“贿赂”，她都摇头，最后只说：“想知道啊？等明年你们再回农场，我一定把潘瑕的小秘密都抖出来！”
这个约定像一颗种子，埋在了每个知青心里。他们拍着胸脯约定，明年秋收后一定重回二队，不光要看望农场的乡亲们，更要听李春花揭秘潘瑕的往事。
王卫东闭着眼睛都能猜到，李春花要讲的“小秘密”是什么。只要一回想1968年秋天以后的日子，所有事情就都门儿清了。
那年秋天，公社革委会食堂飘着玉米粥的香味，十三名苏州知青匆匆扒完碗里的饭，就挤上了四辆吱呀作响的牛车。牛车在土路上晃悠着，车轮碾过石子发出“咯噔咯噔”的响，走了两个多小时才到江心沙农场。这八男五女都是1968届的初中毕业生，来自苏州同一所中学，被分派到王卫东所在的二队插队，从此开始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知青生活。
男知青们大多高大结实，站在那儿像小铁塔似的，女知青里却有个格外娇小的身影—— 那就是潘瑕。她身高只有一米五五，体重还不到九十斤，风一吹就像要被刮跑似的。可就是这个看似弱不禁风的姑娘，却是五个女知青里最惹眼的：皮肤白得像雪，一点都没被晒黑；眼睛亮得像星星，眨一下都透着灵气；高挺的鼻梁下，两片樱唇粉嘟嘟的，整张脸像是用刻刀精心雕琢过，看得人挪不开眼。
点名的时候，王卫东特意留意了这群新来的知青。个子最高的男知青叫周伟，已经十七岁了，是这群人里年纪最大的，据说在初中时还连任过两年班长，说话办事都透着股稳重劲儿。而那个最娇小的潘瑕，还不满十六岁，眉眼间带着股孩子气，巧的是，她跟周伟是同班同学。
初来乍到的知青们对农场生活一窍不通，连锄头都握不稳。作为二队的队长，王卫东特意召集他们开会，拿着小黑板讲解农场的规章制度，还有春耕、夏种、秋收的生产安排。
可潘瑕总是坐不住，要么跟旁边的女知青小声嘀咕，要么偷偷在本子上画小人，好几次都被王卫东点名批评。一来二去，两人之间就结下了梁子，潘瑕看他不顺眼，干活时总故意跟他对着干，活像一对谁也不服谁的冤家。
农场把废弃的小学校改成了知青点。那是一排五孔土窑，看着破旧，却被大伙收拾得有模有样：墙壁铲去了旧土，糊上了新报纸，白花花的看着就亮堂；窑顶原本有些开裂，大伙找了粗壮的柳树枝和榆树枝，弯成穹型打了支撑，再铺上茅草，这下再也不用担心漏雨了；门窗虽然重新刮了腻子，又糊了两层报纸，可框子都朽了，风一吹就“吱呀”响，别说挡风挡雨，连猫都能从缝里钻进来。
就这么着，废弃的小学校摇身一变，成了二队的新增知青点。周伟因为表现突出，做事又靠谱，被大伙推选为知青点的小组长，负责安排知青们的日常起居和出工任务。
王卫东和潘瑕之间的纠葛，似乎从搬行李那天就开始了，连件小事都能让两人拌嘴。那天男知青和社员们主动帮女知青搬行李，每个人都有个沉甸甸的大木箱，里面装着衣服、书本和生活用品。其中最重的要数潘瑕那个红漆箱子，王卫东弯腰去搬，刚一使劲，箱子沉得让他一个踉跄，差点闪了腰。他忍不住抱怨了一句：“这箱子里装的是石头吗？怎么这么沉！”
话音刚落，就对上了潘瑕的白眼。只见她拎着自己的小花包站在一旁，嘴角撇着，眼神里满是嫌弃，仿佛在说“这点力气都没有，还当队长呢”。王卫东心里的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可当着大伙的面又不好发作，只能憋着劲把箱子搬进窑里。从那天起，两人之间的嫌隙更深了，见了面要么不说话，要么一开口就掐，谁也不让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