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松回到梁山的第三个月，一场秋雨把宝珠寺的屋檐浇得透湿。他正坐在窗边翻一本旧账，戴宗顶着雨跑进来，手里攥着本皱巴巴的账本，脸色比窗外的天色还沉：“武头领，您看看这月的账——朝廷的俸禄又少了三成，山下那二十间商铺，有八间没交租金！”
武松捏着账本的手指紧了紧，指节泛白。账本上的数字像小刀子似的扎眼：朝廷核定的月俸禄本该是两千两，实际到账只有一千四百两；商铺租金应收二百五十两，只收上来一百七十两，空着的那几间铺子，门板上还贴着“转租”的破纸，风吹雨打，字迹都模糊了。
“怎么回事？”武松把账本往桌上一拍，酒壶里的酒晃出几滴，“俸禄克扣，是朝廷的人做手脚？还是宋江哥哥那边没盯紧？”
戴宗抹了把脸上的雨水，叹气道：“是枢密院的人卡了脖子。他们说咱们梁山兄弟‘剿匪未尽全功’，得扣点俸禄‘以示惩戒’。宋江哥哥去楚州赴任前，特意托人打过招呼，可那些官老爷油盐不进，非要咱们‘意思意思’——说是要五百两‘疏通费’，才肯把克扣的俸禄补回来。”
“疏通费？”武松冷笑一声，空荡荡的左袖管被风吹得晃了晃，“他们这是把咱们当肥羊宰！当年征讨方腊，咱们兄弟死了多少？现在倒好，拿了功劳换个虚职，连俸禄都要被扒一层皮！”
他顿了顿，又指着账本上的商铺租金：“那八间商铺怎么回事？以前不是都租得好好的？”
“还不是因为青州知府新立的‘商税’。”戴宗蹲下身，用火折子点了盏油灯，“上个月青州知府换了人，姓高，是高俅的本家侄子。他一上任就把商税提了三成，还说‘梁山属地的商铺，得多交两成“安保税”’——那些商户本来就赚得薄，这么一折腾，有几家直接关了门，剩下的也说要减租，不然就退租。”
武松沉默了。他走到窗边，望着山下雾蒙蒙的官道。以前在二龙山时，他们靠劫商队过日子，虽然担风险，可钱来得直接；后来上了梁山，搞田地租赁、开作坊，以为能安稳下来，没想到一沾朝廷的边，麻烦反而更多——官老爷的盘剥、地方官的刁难，比劫道的强盗还难缠。
“不能就这么认了。”武松转过身，眼神里透着狠劲，“戴宗兄弟，你先去给楚州的宋江哥哥写封信，把俸禄被克扣的事说清楚，让他在朝堂上帮着递句话。至于青州知府的商税，我亲自去趟山下的商铺，看看情况。”
第二天一早，武松揣着二十两碎银子，拄着根铁拐杖下了山。他先去了最热闹的“李记绸缎铺”——铺主李老汉以前受过他的恩，当年劫潘家马帮时，他特意把几匹上好的绸缎低价卖给了李老汉，帮他盘活了铺子。
李老汉见他来，忙把他拉进里屋，端上热茶：“武头领，您怎么来了？快坐！”
“我来看看你这生意。”武松扫了眼铺子里稀疏的客人，“听说高知府涨了商税？”
李老汉叹着气，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皱巴巴的税单：“您看！以前每月交五十文税，现在要交一百二十文，还加了‘安保税’三十文，这一个月下来，税钱就占了我利润的四成！我这铺子小，实在扛不住啊！”
武松接过税单，手指在“安保税”三个字上摩挲着。这哪是什么安保税？分明是抢钱——梁山的兄弟明明在保护山下的商户，现在反而要被地方官借着“安保”的名头搜刮。
“李老汉，你别急。”武松把税单放在桌上，“这税，咱们不能白交。你帮我个忙——把其他商户都叫到你铺子里来，我有话跟他们说。”
不到一个时辰，八家没交租金的商户都来了。有开酒馆的王掌柜，有做豆腐的张婆，还有修鞋的刘师傅，一个个愁眉苦脸的。
武松站起身，把铁拐杖往地上一顿：“各位乡亲，高知府涨税，是欺负咱们老实人。但咱们也不是好惹的——梁山有上万兄弟，不是他一个知府能拿捏的。我有个主意：你们先把租金交了，商税的事，我来解决。”
王掌柜皱着眉：“武头领，不是我们不交租金，是真没钱啊！这税一涨，我这酒馆每天赚的钱刚够交税，哪还有余钱交租金？”
“我知道你们难。”武松从怀里掏出二十两碎银子，放在桌上，“这二十两，先给你们周转——李老汉拿五两，王掌柜拿五两，剩下的你们分了，先把这个月的税交了，把生意撑起来。至于高知府那边，我去会会他。”
商户们都愣了。李老汉连忙摆手：“武头领，这钱我们不能要！您都这样了，还帮我们……”
“拿着。”武松打断他，语气不容置疑，“我武松这辈子，最见不得老实人受欺负。你们放心，这税的事，我一定给你们一个说法。但你们也得答应我，以后好好做生意，租金按时交——梁山的兄弟们，也得靠这些租金过日子。”
商户们眼圈都红了，纷纷点头：“武头领放心！只要税降下来，我们肯定按时交租金！”
从绸缎铺出来，武松拄着铁拐杖，直奔青州府衙。他知道，对付高知府这种人，软的不行，得来硬的——当年在阳谷县，他靠拳头搞定蒋门神；现在虽然少了条胳膊，但对付一个贪官，还绰绰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