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元年四月下旬,帝国的中枢在一种外松内紧的状态下高效运转起来。
根据御前会议的决策,一道道密札与明旨从中书、枢密院、三司发出:
河北诸路的厢军与征调的民夫,开始以“春季演练”、“整修水利”的名义,被调动起来疏浚河道、开挖深井。这番动作,暂时以“兴工”的名义掩盖了“防灾”的紧迫。
三司使韩绛与副使(负责度支的)官员熬红了眼,反复核算着本就捉襟见肘的国库。原本已开始缓慢推行的京城禁军裁汰步骤,不得不明显放缓。
韩绛心痛不已,每一笔省下的军饷都是他未来改革的基石,此刻却不得不优先保障潜在的赈灾和军备支出。
发运司的官员被秘密召见,开始悄无声息地核查汴京各大粮仓的储备,并计算着从江南、淮南调粮北上的运力和损耗。
枢密院的快马持札日夜兼程奔赴陕西、河东,边军的戒备等级在无声无息中提升。
然而,所有这些举措,都绕不开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钱。
御书房内,赵顼看着三司呈报上来的、画满了红圈的度支简报,眉头锁成了川字。他放下简报,手指用力按着太阳穴。良久,他长叹一声,对侍立一旁的韩绛道:“朕如今才知,什么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裁军省下的银子,还未捂热,眼看就要填进去……甚至,可能还不够。”
韩绛也是面色凝重:“陛下,开源节流,非一日之功。眼下应急,臣已尽力腾挪,然若旱情持续扩大,或西夏真有异动,则……则国库必不能支。除非……”他顿了顿,没敢说下去。
赵顼知道他想说“除非加赋”,这是饮鸩止渴,他绝不会在此时采用。他摆摆手,岔开了话题,提出了另一个让他夜不能寐的问题:
“韩卿,这些举措,皆是中枢遥控。然河北地广,情势瞬息万变。若真如沈括所忧,旱情大起,流民四散,难道还要等州县奏报、汴京廷议、再下发指令吗?待到那时,恐怕灾情已如野火,难以收拾了!”
他站起身,踱步到悬挂的巨幅地图前,手指重重地点在河北的位置:“朕思虑再三,必须在河北设立一个临机专断的衙门!授予全权,统筹当地一切抗旱、安抚、乃至备边事宜!事急从权,可先斩后奏!”
韩绛眼中一亮,这正是他之前想提的“体量安抚使”的升级版,立刻附和:“陛下圣明!此乃应对非常之时的非常之策!有此一衙,则政令出于一门,行动迅捷如臂使指,可免上下推诿、公文往返之耗!”
“然则——”赵顼猛地转身,脸上是深深的疲惫与烦恼,“派谁去?!”
这个问题,让书房内瞬间安静下来。
“此人需满足诸多条件,”赵顼掰着手指,一条条道来,仿佛在陈述一道无解的难题,
“第一,要极通政务,熟知钱谷刑名,能实际做事,而非空谈之辈;
第二,要精通军务,至少能协调与边军、厢军的关系,以防万一;
第三,要身份足够高,资历足够深,能压得住河北各路豪强、官僚,令行禁止;
第四,要忠心耿耿,能深刻体会朕意,敢于任事,不惧承担责任;第
五,最好……还要熟知河北当地民情水利。”
每说一条,韩绛的心就沉下去一分。这几乎是要求一个全才,而且是要一个能充当:“河北东西路经略司”的全才。
“这样的人选……”韩绛苦笑,“朝中符合前四条者,已是凤毛麟角。符合第五条者,更是……或许富弼富相公可当此任,然他年老多病,岂堪如此奔波劳累?”
赵顼颓然坐回椅中:“是啊……富相公不行。
文彦博要坐镇枢密院,应对西夏。曾公亮要统筹中书政务。
韩琦相公年事已高,朕不能让他再赴险地。你呢……”他看了一眼韩绛,“三司离不开你,新政的许多方略也需你在中枢推动。”
“吕惠卿?曾布?章惇?”赵顼脑中闪过几个年轻改革派的名字,随即又自己否定了,“他们锐气有余,然资望太浅,骤登高位,授予全权,必不能服众,反而可能坏事。”
“难道就无人可用了吗?!”赵顼的声音里带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焦躁和愤怒。
他空有宏图大志,空有应对危机的策略,却卡在了“执行者”这一最关键环节上。这种无人可用的窘境,比干旱的威胁更让他感到无力和烦闷。
韩绛也陷入了沉默。他知道,皇帝烦恼的不仅仅是人选,更是整个官僚体系在面对突发重大危机时暴露出的结构性缺陷——缺乏能够跨领域、跨部门、拥有极大自主决断权的“超级官员”。
这场潜在的天灾,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了大宋王朝繁荣表象下的脆弱与深层困境。而寻找一个能够力挽狂澜于既倒的“河北经略使”,成了悬在年轻皇帝心头,最沉重也最紧迫的抉择。
——“派谁去合适呢?真的烦。”这声内心的叹息,道尽了所有决策者最深切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