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姨从陆家辞工，回她自己那小院养老，是在我和陆砚深的关系真正稳定下来之后。
她说，看着我们俩现在这样，她心里踏实了，也该享享清福了。陆砚深给她包了个厚厚的红包，又坚持每月给她打一笔足够她生活优渥的费用。周姨推辞不过，最后收下时，眼圈红了好几天。
我们都知道，她不只是保姆。她是那段最晦暗、最扭曲的时光里，这座冰冷宅邸中，唯一残存的温度。是见证者，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守护者。
所以，每隔一两周的周末，只要没有特别紧要的公务，我们都会去看她。
周姨住在城西一个老小区里，房子不大，但带个小院，被她收拾得干净利落，种满了花草。我们的车停在巷口，需要步行一段才能进去。这段路，总是能让人莫名松弛下来。周遭是市井的喧嚣，邻居的闲聊声、孩子的哭闹声、锅铲碰撞的声音，混杂着饭菜的香气，与别墅区那种隔绝的静谧截然不同。
陆砚深通常会换下挺括的西装，穿着简单的棉质t恤和长裤，手里提着提前让司机准备好的各式补品、时令水果，还有周姨最爱吃的几家老字号点心。我则跟在他身旁，有时会顺手在路边花店买一束便宜的百合或康乃馨。
敲开门，周姨见到我们，脸上总会瞬间绽开菊花般的笑容，皱纹里都溢满了欢喜。“哎呀，来就来，又带这么多东西！快进来，外面热！”
小屋里总是窗明几净，弥漫着淡淡的茶香和阳光的味道。周姨会忙着给我们倒水，拿拖鞋，嘴里不停地念叨：“先生，清弦，你们工作那么忙，不用总惦记着我这老婆子。”
“不忙，周末就该放松一下。”陆砚深会很自然地把东西归置好，然后挽起袖子，问：“周姨，家里有什么要修的吗？灯泡、水管，或者电器？”
这几乎成了固定流程。周姨起初总是摆手说没有，但陆砚深会自己在屋里转一圈，总能找出点活儿来。有时是阳台那个不太好使的晾衣架，有时是厨房水龙头有点轻微的漏水，有时是收音机接触不良，刺啦乱响。
他会像个最普通的维修工一样，蹲在地上，研究螺丝，摆弄工具。那双签下亿万合同的手，沾上灰尘和机油时，也没有丝毫的违和感。我会给他递工具，扶着椅子，周姨则在一旁紧张地看着，不住地说：“小心点，先生，不行就算了，别伤着手。”
而他总是能捣鼓好。当晾衣架顺滑地升起，水龙头不再滴答，收音机里传出清晰的戏曲唱腔时，周姨会长长舒一口气，然后看着陆砚深，眼神里是毫不掩饰的骄傲和慈爱，仿佛看着自己最有出息的孩子。
“先生真是什么都会。”她总是这么夸。
陆砚深通常只是淡淡“嗯”一声，用肥皂仔细洗手，但嘴角会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弧度。
我会帮周姨做些简单的家务，擦擦桌子，摘摘菜。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周姨会絮絮叨叨地说起邻里间的趣事，谁家儿子考上了大学，谁家闺女要出嫁了，菜市场的肉价又涨了几毛。
这些琐碎的、充满烟火气的话题，是我和陆砚深在各自忙碌的商业世界里很少触及的。但我们听得很认真。陆砚深洗完手，会泡上来时带的茶叶，给我们每人倒一杯，然后坐在旁边的小凳上，安静地听着，偶尔插一句话，问个细节。
他不再是那个需要时刻绷紧神经、运筹帷幄的陆总。在这里，他可以只是一个放松的、聆听的晚辈。
夕阳西下时，我们会把椅子搬到小院里。周姨泡上茶，拿出她自己做的瓜子、花生。我们就坐在那里，看着天色一点点暗下来，晚霞给老旧的小楼镀上温暖的金边。
周姨的话匣子会打开得更大些。她会说起陆砚深小时候的一些糗事，说他看着稳重，小时候也皮得很，有次为了追一只蝴蝶，差点掉进池塘。也会说起我刚开始来做“保姆”时，她如何替我悬着一颗心，又如何在暗地里帮我。
说到动情处，她会拉起我的手，又看看陆砚深，眼眶泛红：“现在好了，真是太好了。看着你们俩现在这样，我这心里，比什么都高兴。先生，清弦，你们是不知道，我有时候半夜想起来，都替你们高兴得睡不着觉。总算……总算是否极泰来，苦尽甘来了。”
她的话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带着最质朴的真情。我和陆砚深会安静地听着，然后，他会很自然地伸出手，越过小小的茶几，握住我的手。
我们的手在渐浓的暮色中紧紧相握。
夕阳的余晖落在我们身上，也落在周姨欣慰的脸上。小院里飘着茶香和淡淡的花香，隔壁传来电视的声音和孩子嬉笑的声音。
这种平淡到了极致的温暖，没有豪宅的奢华，没有盛宴的喧闹，却有着一种沉甸甸的分量。
它是真实的，落地的，充满了生活的质感。
我们经历过最不堪的算计，最尖锐的对抗，最彻骨的寒冷。也正因为如此，此刻这围坐喝茶的平凡时光，才显得如此珍贵。
这是我们用巨大的代价，几乎摔得粉身碎骨后，才终于学会珍惜的，人世间最寻常，也最难得的珍宝。
离开时，周姨总会送我们到巷口，不停地嘱咐：“路上慢点开车，到了给我发个信息。” 我们会应着，让她快回去。
车子驶离老城区，重新汇入都市璀璨的车流。窗外的世界再次变得迅疾而冰冷。
但车厢里，还残留着小院的茶香，和周姨絮叨的温暖。
陆砚深会一直握着我的手，没有松开。
我们谁都没有说话。
但一种安宁的、共通的情绪，在沉默中静静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