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宁基地周边大规模清剿行动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去，但比胜利捷报更早传到旅指挥部的，是各侦察单位和地面部队频繁报告的发现幸存者。
正如行动前通过高音喇叭和无线电广播所预告的，精准而毁灭性的火力打击主要针对的是高度聚集的丧尸群体。
当盘踞在城镇和交通要道上的大规模威胁被清除后，那些原本被围困、躲藏在废墟、地下室、甚至自建掩体中的幸存者，终于获得了喘息之机开始小心翼翼地走出他们的避难所。
他们大多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眼中混合着长期的恐惧对炮火的震惊以及劫后余生的茫然。
清剿部队在逐屋清理、巩固占领区的过程中，不断遇到令人动容的场景。
当藏匿已久的平民们，透过残破的窗棂或废墟的缝隙，看清来的是身着星空迷彩的军队时，最初的警惕和恐惧瞬间化为难以置信的狂喜。
许多人几乎是踉跄着冲出来，泪水瞬间盈满了眼眶。
“军队来了！我们有救了！”一声带着哭腔的呐喊往往能引燃一片区域的生机。
满脸尘灰的孩子被大人紧紧抱在怀里，手指着战士们，眼睛亮得惊人。
白发苍苍的老人拄着棍子，努力挺直佝偻的腰背，嘴唇哆嗦着重复：“盼到了…终于盼到了…” 甚至有人因极度激动而虚脱瘫坐在地，却又挣扎着想向战士们靠近。
那一刻，士兵们钢铁般的意志也为之动容。
他们看到的不再是单纯的被救助对象，而是血脉相连的亲人那绝处逢生、喜极而泣的脸庞。
严密的战术队形稍稍放松，冲在最前面的班长会收起枪口，快步上前扶起瘫软的百姓，沉稳的声音透过防护面罩虽显模糊，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安抚力量：“同志，你们安全了！”
“报告旅指，一营三连在清理原镇中心小学区域时，发现地下人防工事内有幸存者，初步估算约八十七人，请求指示！”
“混合集群报告，我部在巩固3号十字路口支撑点时，接收并安置来自附近居民楼的幸存者四十三名…”
“侦察小队报告，在西北侧废弃农机厂内发现大量幸存者活动迹象，目测超过两百人，对方似乎有初步组织，正在尝试接触…”
类似的报告如雪片般飞回新宁基地旅指挥部。
旅长林禹站在巨大的态势图前，看着参谋们不断将代表幸存者群体的蓝色标记标注在刚刚被红色（我方控制区）覆盖的区域上，数量远超最初预估。
他深知，这些人既是宝贵的资源，也是巨大的责任和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命令各部，”林禹的声音沉稳而果断，“严格执行既定预案。所有发现的幸存者，立即由前线作战单位进行初步身份识别和危险品排查，确保无 直接威胁 后，由后勤保障营派出运输车辆，统一转运至基地东南侧预先划定的‘一号收容区’。”
他顿了顿，补充道：“转运过程注意人道主义对待方式并提供基本饮水和食物。”
命令迅速下达。一辆辆加装了简易篷布的卡车和“山猫”车队开始穿梭于前线与基地之间，将一批批惊魂未定的幸存者运送回来。
一号收容区：秩序与筛查
一号收容区设在基地外围一片相对完整、易于管控的仓库区和相连的空地上，周围已经拉起了铁丝网和简易警戒哨塔，由突击三营的一个排负责外围安保。
幸存者们抵达后的第一站，是设立在入口处的“检疫与登记通道”。
在这里，他们经历了以下程序：
全身喷洒消毒药剂，有明显外伤或疾病症状者被立即分流至临时设立的隔离医疗帐篷，由军医和卫生员进行处置，防止任何可能的疫情传入。
每人接受军医的详细检查，记录健康状况、有无咬伤或可疑伤口、营养状况等。这一步极为严格，任何无法解释的新创伤或疑似感染症状都会导致被送入隔离观察区。
在确认健康状况基本稳定后，幸存者被引导至登记点。工作人员（由旅部文书、政工干部及部分文职战士临时担任）详细记录每个人的姓名、年龄、原职业、专业技能、直系亲属情况（如有一同获救者）以及最后常住地址。
尽可能采集指纹和正面照。
物资发放： 每人领取一个“生存包”，内含一套干净的旧军装或工装服、一条毛毯、一套洗漱用品、一个饭盒水壶以及足够一天消耗的压缩干粮和饮用水。
完成登记后，幸存者们被引导至仓库区内划分好的不同区域安置。
家庭尽量安排在一起，单身者则按性别分住大通铺。
条件简陋，只有地铺和简单的取暖设备，但至少能遮风挡雨，并且有士兵24小时巡逻确保安全。
饮食由后勤保障营统一供应：每天两顿，主要是大锅饭、汤面，偶尔会有罐头午餐肉加入，确保基本热量摄入。
几天内，收容区的人数迅速突破了两千大关，并且还在不断增加。
管理压力陡增。
旅长林禹召见了参谋长周岳和几位负责后勤、政工的干部。
“情况大家都看到了。人越来越多，不能光靠我们的人来管理日常琐事。我们需要他们自己组织起来。”
林禹指着收容区的平面图，“按照计划，在幸存者中推动成立‘自治管理委员会’。”
很快，通过各仓库片区推举和自愿报名相结合的方式，一个由十二人组成的临时自治委员会初步成立。
成员包括一位前镇政府的基层干部、一位小学老师、一位农机站技术员、一位餐馆老板、几位看起来正直肯干的普通工人和农民，还有一位备受尊敬的老医生。
委员会的首要任务是反映民意、协助管理、分配物资。
他们负责将幸存者的需求（如某区域需要更多御寒物资、有人生病需要特殊照顾、家庭失散询问等）汇总上报给军方管理层，同时也负责协助分发食物、维持区内卫生、组织简单劳动等。
然而，所有关键决策权——食品配给标准、安全规定、人员调动、资源分配——依然牢牢掌握在旅指挥部手中。
委员会只有建议权，没有决定权。
军队提供了保护和基础生存资料，自然也掌握着最高权力。这一点，从一开始就清晰无误。
“各尽所能”：动员所有人
正如林禹所说，“现在情况不允许有人无所事事”。
在基本生存需求得到保障、委员会初步运转后，更重要的阶段开始了：全面动员可用人力。
除却年幼的儿童、需要哺乳的母亲以及确实因年老伤病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之外，所有幸存者都被要求参加工作
旅指挥部发布了明确的公告：
“新宁基地提供庇护与食物，但重建秩序与文明需要每个人的力量。为确保集体生存与发展，所有有劳动能力者，均需根据自身情况参与工作。拒不服从此项规定者，将削减其配给。”
一场大规模的人力资源筛查与分配迅速展开。
专业技能登记： 之前登记的信息被快速检索。医生、护士、机械师、电工、水暖工、厨师、司机、农技人员、通信技术员……所有拥有专业技能的人被首先筛选出来，直接补充进入后勤保障营、医疗队、工兵部队的对应部门，立刻开始工作。
大量没有特殊技能的青壮年，被编组成不同的劳动大队。
在工兵指导下，加固收容区设施，修建更完善的厕所、淋浴间，参与基地外围防御工事的修筑（挖掘壕沟、设置路障等）。
或负责收容区的环境卫生、垃圾处理、协助厨房工作、搬运分发物资。
部分年轻、身体条件较好、经过初步政治审核的男性，被组织起来，进行最基本的军事训练——队列、体能、武器熟悉（甚至只是木棍）、纪律教育。
他们并非立即成为战士，而是作为预备力量和民兵培养。
甚至有一些胆大心细的志愿者，在经过简单培训后，组成小队，在武装士兵的保护下，前往前线附近，为正在执行清剿和巡逻任务的部队提供热食、饮水补给和简单的装备维护服务。
孩子们则被组织起来，由那位小学老师和几位有文化的幸存者负责，在相对安全的区域内进行简单的学习和活动。
整个收容区，乃至整个新宁基地，仿佛一台突然获得大量燃料的机器，开始以前所未有的效率运转起来。
空气中不再只有硝烟味和腐败味，更增添了泥土翻新的气息、食堂飘来的炊烟、以及劳动时号子声。虽然每个人都很疲惫，食物依然定量配给，但一种名为“希望”的东西，开始在这些劫后余生的人们眼中慢慢点燃。
旅长林禹站在指挥塔上，不仅能看见远方哨点的灯火和直升机的航灯，也能看见收容区内忙碌的人影和新建工地上飘扬的旗帜。
他的部队解决了眼前的威胁，现在又获得了宝贵的人力补充。
这些幸存者，不再是纯粹的救助对象，他们正在快速转变为重建文明、扩大控制区、应对未来挑战的力量。
他的目光再次投向新宁农业学院的方向，这一次，他手下能调动的资源更加充实了。
“通知各营主官和部门负责人，明早召开作战会议。”林禹对身后的通讯员说道，“目标，新宁农业学院。我们需要制定一个充分利用新局面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