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春的魏王府，后花园内梨花如雪，一场盛大的文会正热闹举行。李泰身着宽袖儒衫，手持折扇，与几位身着青衿的文臣并肩而行，时而驻足观赏池中锦鲤，时而轻声探讨诗文，眉宇间满是温雅之气，与此前处理政务时的沉稳判若两人，却更显文人雅士的亲和。
此次文会，李泰特意邀请了山东崔氏、江南陆氏等世家大族的子弟，以及国子监的饱学鸿儒、翰林院的清流文臣。亭台楼阁间，文人们或围坐对弈，或挥毫泼墨，或吟诵新作，案几上摆满了精致的茶点与典籍，空气中弥漫着墨香与花香。李泰穿梭其间，与每位文人都能谈上几句 —— 谈及《诗经》，他能精准引用 “周南?关雎” 的注解，阐述 “礼乐治国” 的理念；论及书法，他拿出自己临摹的《兰亭集序》，笔法飘逸，引得众人连连赞叹；聊到民生，他又结合监国时的漕运改革，提出 “文治与实务相辅相成” 的观点，既显文采，又不失理政智慧。
“魏王殿下注解的《礼记》，在下拜读再三，其中‘礼之用，和为贵’的解读，真乃真知灼见！” 江南陆氏的子弟陆文渊手持一卷典籍，上前躬身行礼，语气中满是敬佩，“如今朝堂多谈军功，殿下却能重视儒学，推崇礼法，实乃天下文臣之幸！” 这番话引得周围文臣纷纷附和，不少人当场表示愿 “常伴殿下左右，共研典籍”。李泰笑着摆手，语气谦逊：“某不过是喜好儒学，愿与诸位先生共同探讨，谈不上‘推崇’二字。只是大唐要长治久安，既需武将开疆拓土，也需文臣以礼乐教化万民，二者缺一不可。”
除了举办文会，李泰还投入大量精力注解典籍。他召集翰林院的文臣，以 “正本清源，弘扬儒学” 为名，重新校注《论语》《礼记》等儒家经典，在注解中融入 “嫡庶有序”“礼法至上” 的观点，暗合自己 “嫡子” 的身份优势。校注完成后，他又让人将典籍印刷成册，赠予山东、江南的世家大族与各地学府，附上亲笔书信，表达 “愿与天下士人共守儒家正统” 的意愿。
此举深得重视礼法的世家大族认可。山东崔氏的族长崔宏远收到典籍后，特意致信李泰，称赞他 “坚守礼法，不负嫡子之责”，并表示 “崔氏子弟愿为殿下效力，维护纲常秩序”。江南陆氏、顾氏等大族也纷纷响应，不仅让族中子弟入朝为官时倾向支持李泰，还在地方上宣扬 “魏王乃文治之选”，与李恪的 “军功藩王” 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很快，朝堂上的文官体系中，支持李泰的声音愈发响亮。吏部文选司的官员在选拔人才时，优先录用推崇李泰注解典籍的文人；国子监的教授在授课时，也常提及 “魏王重视儒学，乃社稷之福”；甚至连一些原本中立的老臣，如礼部尚书王珪，也因李泰 “弘扬礼法” 的举动，渐渐向他倾斜，认为 “储君当以文治为先，方能守好大唐江山”。
这种文化层面的布局，让李泰成功塑造了 “守成文主” 的形象 —— 他不再仅仅是 “监国亲王”“柴家姻亲”，更成为了儒家正统与士族利益的代表。而李恪虽有军功傍身，却因常年征战、不善文治，在文官与士族眼中，始终带着 “武夫” 的标签，难以获得重视礼法的世家大族的青睐。
储位之争，就此从朝堂权力的较量，延伸到了文化意识形态的领域。李泰以儒学为武器，拉拢士族与文官，巩固自己的 “守成” 根基；李恪则凭借军功，在军方与务实派官员中积累声望。双方一 “文” 一 “武”，一 “守成” 一 “开拓”，阵营愈发清晰，竞争也愈发激烈。
夜深人静时，李泰站在书房内，看着案上堆积的书信与典籍，嘴角露出一丝笑意。他知道，军功只能震慑一时，而文化与礼法的认同，才能长久地赢得人心。只要守住文官体系与世家大族的支持，即便李恪有再多军功，也难以撼动自己的储位根基。而这场延伸到文化领域的争斗，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