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侍的声音再次响起，清晰地念出第二条与第三条：“其二曰，给复除，息兵戈。”
这相连的两条，如同第二块巨石投入水中，激起的波澜远比第一条更为汹涌复杂。“给复除”尚属内政安抚，“息兵戈”则直接触及帝国对外战略的神经，瞬间在朝堂上划开了一道无形的裂痕。
仍是户部尚书戴至德率先出列，他深知此两条与第一条的内在关联，语气沉稳地支持道：
“陛下，天后娘娘。‘给复除’乃‘劝农桑’之延续，亦是稳固社稷之良方。前隋之鉴不远，流民失所，则盗贼蜂起，动摇国本。今若能将四方流民编户齐民，授予田土，蠲免数年赋役（给复），使其安居乐业（除），则荒野可变良田，浮游可成编户，不数年间，户口滋盛，税源亦广，实乃长治久安之策。臣，附议。”
他的分析立足于历史经验和财政长远利益，将“给复除”的必要性阐述得清晰透彻。
然而，当话题转向“息兵戈”时，殿内的气氛陡然变得凝重。
一位素以骁勇着称、曾参与对高句丽战事的武将，左卫将军程务挺，按捺不住，大步出列，声若洪钟：
“陛下！天后娘娘！‘给复除’，末将以为可行。然‘息兵戈’之议，末将万万不敢苟同！”
他情绪激动，虬髯微张：“我大唐立国，靠的正是赫赫武功！四方蛮夷，畏威而不怀德！吐蕃狼子野心，窃据安西；突厥余孽，时扰北疆；契丹、奚族，亦非善类！若一味强调‘息兵戈’，示弱于人，岂非令豺狼以为我大唐可欺？边疆烽火，何日能靖？阵亡将士的血仇，又如何得报？！”
程务挺的话代表了许多军中将领的普遍心态，他们坚信武力是维护帝国安全与尊严的根本，对任何可能削弱军备、影响战功的提议都抱有本能的警惕与抵触。
他话音刚落，一位文官立刻出列反驳，是门下省给事中，以博学善辩着称的张文瓘：
“程将军忠勇可嘉，然则治国之道，岂能仅恃武力？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连年征战，府库空虚，丁壮死伤，田园荒芜，此乃自损元气之举！天后娘娘提出‘息兵戈’，非是怯懦畏战，乃是审时度势，主张以德化、羁縻、屯垦、互市等策，辅以必要之威慑，以求不战而屈人之兵，或至少避免无谓消耗，积蓄国力于根本！此方为真正睿智长远之策！”
张文瓘引经据典，将“息兵戈”提升到了战略智慧与国家长远发展的高度。
又一位老成持重的宰相，中书令郝处俊，沉吟片刻后，持重地奏道：
“陛下，娘娘。程将军与张给事中所言，皆有其理。然老臣以为，边事不可不慎，亦不可不慎。‘息兵戈’并非全然罢兵，而是需区分情势，权衡利弊。对吐蕃这等大敌，自当加强戒备，寻机恢复；而对一些摇摆部族，或可以抚为主，以战为辅。关键在于，朝廷需有定策，不可时而大举征伐，时而一味怀柔，令边将无所适从，亦令外藩窥见我朝议而不决。”
郝处俊的看法相对折中，试图在鹰派与鸽派之间寻找平衡点，强调策略的稳定与明晰。
朝堂之上，顿时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派。武将们多附和程务挺，强调边患现实与武备重要性；文官们则多支持张文瓘、郝处俊，强调国力损耗与战略智慧。双方引经据典，各执一词，争论之声渐起，殿内充满了火药味。
御座之上，李治不知何时已微微睁开了眼睛，浑浊的目光扫过下方争论的臣子，眉头微蹙，似乎想说什么，却最终化为一声几不可闻的轻咳，又缓缓阖上眼。
武媚始终端坐，面色平静地听着双方的激烈辩论。她深知，“息兵戈”之议必然会触动军方利益和传统的尚武观念，引发巨大争议。但她更清楚，若不改变目前四面出击、消耗国力的态势，她“发展大唐，超越华胥”的宏图便无从谈起。东方墨的华胥可以远离大陆纷争，专注发展，她的大唐却不行，但至少，她可以选择更聪明、更可持续的对外策略。
待争论稍歇，她终于开口，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定力，瞬间压下了所有的嘈杂：
“程将军忠勇，国之干城；诸卿所虑，亦是为国筹谋。然，兵无常势，水无常形。”
她目光扫过程务挺等将领，语气稍缓：“边防武备，断不可弛。该备战时，一兵一卒不可或缺，一粮一饷不得短少。”
随即，她话锋一转，看向文官集团：“然，亦不可逞匹夫之勇，徒耗国力。‘息兵戈’之本意，在于慎战、善战，而非怯战。如何区分情势，何时该抚，何时该剿，何时该守，正是需要尔等文武同心，详加斟酌，为朝廷定下长远方略者。”
她既肯定了军方的价值，安抚了他们的情绪，又牢牢把握住了“战略调整”的核心，将皮球踢回给朝臣，要求他们拿出具体方案，而非空泛争论。
“着兵部、户部、中书、门下，会同相关边镇都督，就‘给复除’之细则及‘息兵戈’之方略，于一月内，合议具奏。”她直接下达了指令，将争议导向了务实的政策制定层面。
此言一出，程务挺等人虽仍有不满，却也无法再公然反对，只能闷声领命。而文官们则看到了将自身理念付诸实践的机会。
第二、三条，便在这样激烈的交锋与天后强势的引导下，初步确立了基调。朝臣们已然感受到，这位天后的《建言十二条》，绝非虚文，每一句都可能引发朝堂格局的深刻变动。接下来的条款，恐怕只会更加石破天惊。殿内的空气，愈发凝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