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4年春，经过刘长明一年多的大力推进，汉中大局已定，新政体系运转良好，人才梯队初步形成。刘长明深知，益州本土的阻力非一日可破，而荆州——这个刘备集团的龙兴之地、连接中原与江南的战略枢纽，其治理的成败更为关键。且荆州在关羽镇守下，虽军备严整，但内政治理相对粗放，豪强盘踞，潜力远未发掘。所以刘长明决定移师荆州。行前，他做出周密部署：委任费祎、蒋琬为汉中郡丞，总揽民政。此二人皆是最早跟随刘长明推行新政的干吏，深谙“格目法”、“分段协作”及屯田管理精髓，且性格稳健，能调和各方。至于庞统的“霹雳火”研究正处于提升可靠性和安全性的关键期，不宜搬迁。刘长明命其继续在汉中秘密研发，由王平派兵严密保护，并协调资源供给。庞统虽渴望随军，但也知责任重大，埋头于硝烟之中。
当刘长明决定移师荆州，继续推行新政大计时，邓艾的名字，赫然列在了他随身携带的核心人员名单之首。
“士载，”临行前夜，刘长明将邓艾唤至书房，指着摊开的荆州舆图，“荆州，四战之地，豪强林立，其情势远较汉中复杂。吾此去，如履薄冰。汝在汉中，已证其能。然荆襄棋局，方是真正大考。汝随吾同往，以汝之眼，观荆州之山川、民情、利弊，以汝之学，思应对之策。此去，汝非仅为吏，更当为吾之耳目，吾之臂膀。”
邓艾深深一揖，眼神坚定如磐石：“军师放心！艾…艾必竭尽驽钝，以…以报军师知遇教导之恩！荆襄之地，艾…艾定当用心体察，不负所托！”
一切都安排好后刘长明携夫人黄月英，以及一批在汉中新政中表现最突出、理念最相通的年轻官吏，并调集部分精兵护卫，沿沔水东下，当诸葛亮的船队驶向江陵时，邓艾就站在刘长明的身后。他不再是那个从魏国逃来的落魄寒士，而是身负重任、目光深远的青年才俊，是刘长明悉心培养的未来柱石。他凝视着前方浩渺的江面，心中激荡着对未知挑战的渴望和对恩师的无限忠诚。汉中的沃土滋养了他，而荆襄的风云，将是他真正展翅翱翔的天空。
江陵城，雄踞长江之畔，气象远非汉中可比。这里是真正的四战之地，北临曹丕，东接孙权，内部势力更是盘根错节。以蒯氏、蔡氏、庞氏、黄氏、习氏 为首的荆州豪族，树大根深，私兵众多，影响力渗透军政各个角落。
刘长明的到来，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巨石。诸葛亮自身就是琅琊诸葛氏，其岳父黄承彦是沔南名士，妻族黄氏乃荆州大姓。妻子黄月英的到来，本身就是一张重要的亲情牌。刘长明抵达后，并未立刻大张旗鼓宣布新政，而是首先携黄月英，高调拜访蒯越、庞德公（庞统叔父，荆襄士林领袖）等本土顶级望族，叙旧谊，论时势，姿态谦恭。
“亮此次回荆，非为更张旧制，乃为固本培元，以应北顾东忧。荆州乃主公根基，亦是在座诸公桑梓。欲保荆州安泰，富庶强兵乃不二法门。益州、汉中试行新法，略有小成，愿与诸公共襄此利国利乡之举。” 刘长明言辞恳切，将新政描绘为保卫共同家园、提升荆州整体实力的必要之举，而非针对豪族的“夺利”行动。
黄月英则发挥其独特的桥梁作用。她凭借自身学识和家族背景，频繁出入各大族内眷圈子，以“改良织机”、“交流园艺”、“探讨养生”等风雅务实的话题切入，潜移默化地传递汉中工坊革新带来的巨大收益和“分段协作”等理念的先进性，软化内宅的抵触情绪。她甚至亲自设计了几款更高效的脚踏纺车和提花装置草图，赠予与黄家交好的大族工坊，作为“见面礼”，效果奇佳。
有了蒯、庞、黄等大族的默许，刘长明开始谨慎落子。他深知在荆州不能像在汉中那样全面铺开，必须选择阻力最小、效益最显的领域切入。
首选便是官营织造与“江陵锦”，荆州本身有良好的桑蚕基础，但织造技术略逊蜀地。刘长明在江陵城郊设立“荆州织造署”，完全复制汉中模式：引入“分段协作”、“计件质核”，并请黄月英亲自指导工艺改良。招募的工匠中，既有官奴婢，也高薪聘请大族工坊的熟练匠人，此举分化了工匠群体，也给了大族面子。同时，创立“江陵锦”品牌，主打特色纹样如云梦泽水纹、荆州瑞兽等样式还有就是相对蜀锦更亲民的价格。
凭借更优的管理和工艺，“江陵锦”迅速打开市场，尤其受到长江中下游商贾的欢迎。利润可观，且带动了桑蚕种植和生丝贸易。参与其中的大族获得了实利，反对声音减弱。织造署的成功，成为新政在荆州的第一块稳固基石。
再就是军屯与水利整修，关羽最关心的是军备和粮饷。所以刘长明提出在荆州江北等地利用荒地和部分无主田，仿效汉中模式，大规模推行军屯，由关羽部曲轮番耕作。同时，整修沮水、漳水等灌溉系统，提升屯田产量。关羽对此大为赞同，认为既能减轻后勤压力，又能使军队不废农事，保持战力。他亲自督促部下执行，豪族对此领域干预较少。军屯的成功，迅速充实了荆州军粮储备，也赢得了关羽对新政的初步认可。
土地问题始终是核心，也最敏感。刘长明吸取了益州的教训，在荆州采取更迂回的策略——“劝农策”。刘长明并非直接“限田”，而是通过摸清土地底数，抑制隐匿，鼓励垦荒，保障小农。
刘长明首先发布告示，限期一年内，主动向官府申报所有田产，包括过去隐匿的，经核实后，按“新算符”“格目”登记造册。对此部分田地，承诺三年内维持现有税赋，且不予追究隐匿之责。同步
大力鼓励开垦江汉平原边缘、洞庭湖畔的无主荒地。官府提供种子、农具，垦熟之田，登记后即为垦荒者所有，享受“十五税一”的低税率及五年免税期。此举吸引了大量无地流民和敢于冒险的贫农。刘长明还设立“劝农使”，由他带来的新法吏员担任，深入乡里，宣传政策，协助丈量、登记，调解田土纠纷。他们带着“格目”表格和简易测量工具，工作方式与旧吏截然不同。
然而此举却触动了豪族隐匿田产和通过高租盘剥佃农的利益。暗流涌动，阻挠丈量、恐吓劝农使、散布谣言等事件时有发生。
对于胆敢武力抗拒或伤害官吏者，关羽毫不手软，直接派兵弹压，以“抗命”、“谋乱”论处，杀了几家出头鸟的恶仆豪奴，起到了强大的震慑作用。他宣称：“凡有益军国、利百姓之事，关某刀下不容宵小作梗！”
除了武力镇压，蒯越等与刘长明达成默契的大族代表，则在私下场合劝说其他豪强：“孔明此法，名为‘劝农’，实为‘清丈’。主动申报，尚能保有田产，税赋如旧。若待官府强查出来，恐不止补税，更有刑罚！且其志在垦荒增税，非在夺我等祖产。何不顺水推舟，落个清净？” 这种基于现实利益的劝导，说服了不少人。
而获得土地的垦荒者和因“自首”政策而实际减负的自耕农，成为新政最坚定的拥护者，自发抵制豪族的破坏。
在多方因素的作用下，土地改革发生的暴乱也很快就平息了，新政得以推行下去。
在解决土地问题的同时，文教工作也不能落下，但在荆州全面推广官学蒙馆阻力太大。于是刘长明采取更低调的方式：
他在江陵设立了“吏员学堂”，主要用来培训郡县小吏，必学“新算符”、“格目法”及公文律例。生源部分来自寒门，部分由各大家族“推荐”，目标是为了改造基层行政机构。
在襄阳设立了“匠作学堂”，附属于织造署等官营工坊，培养技术工匠和管理人才。传授“分段协作”理念和基础技能。不过这一举措被当地大族这被视为“贱业”提升，不甚在意。
在原有的私塾上，黄月英及新法官吏中的饱学之士，受聘于一些与大族关系良好的私塾讲学。在讲授经义之余，巧妙融入算学基础、地理常识、乃至“勤劳兴业”等思想，进行温和的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