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强硬旨意如同尚方宝剑,让陈远在应对士绅抵抗时有了更足的底气。历城县赵家被抄家问罪的消息,如同一声惊雷,迅速传遍三省,极大地震慑了那些企图暴力抗法的豪强。一时间,明目张胆的武力对抗明显减少,数据司的清丈小组在各地的推进阻力似乎小了许多。
然而,陈远和李定国、沈炼都清楚,表面的顺从之下,是更加暗流涌动的抵抗。士绅集团经营地方数百年,其势力根深蒂固,绝不会因一次挫折而轻易放弃。他们迅速转变了策略,将战场从田间地头的武力对抗,转向了更为隐蔽、也更为凶险的舆论和政治层面。
一股针对清丈田亩和陈远个人的舆论风暴,开始在三省乃至京城悄然酝酿。
首先是在士绅阶层控制的茶馆、酒楼、书院等舆论场所,开始流传各种诋毁清丈政策的言论。他们将清丈田亩污蔑为“暴政”,是“朝廷欲夺民之恒产”,是“陈远为邀功媚上,行聚敛之实”。他们利用信息不对称,恐吓中小地主和自耕农,声称一旦清丈完成,所有土地都将加税,无人可以幸免。
“听说了吗?数据司那帮人,量地不止量大小,还要分上中下等!以后下等地也要按上等地交税啦!”
“可不是嘛!说是均平赋税,最后还不是想办法从咱们口袋里多掏钱?这陈远,就是个酷吏!”
“他弄那个什么KpI,把官员逼得够呛,现在又来折腾我们士绅,下一步是不是就要夺了我们读书人的功名了?”
种种流言,言之凿凿,仿佛亲见,在民间引起了不小的恐慌和抵触情绪。一些原本对清丈抱有期待的自耕农也开始犹豫观望,生怕“均平赋税”变成“普遍加税”。
与此同时,在朝堂之上,那些与士绅集团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官员,也再次活跃起来。他们不再直接反对皇帝支持清丈的决策,而是采取更加迂回的方式。有的上书弹劾数据司清丈人员“借机骚扰乡里”、“测量不公”、“逼死人命”(其中不乏夸大或捏造);有的则从宏观层面质疑清丈政策的可行性,忧心忡忡地表示“恐伤国本”、“动摇民心”;更有甚者,将陈远在地方遇到的抵抗,歪曲成“民怨沸腾”的证据,暗示其“治理无方”、“激化矛盾”。
这些舆论和弹章,如同绵绵阴雨,虽然单份力量不大,但汇聚起来,却足以形成一种巨大的压力,不断侵蚀着皇帝和朝野对新政的信心,也试图将陈远孤立起来。
面对这新的挑战,陈远意识到,如果不能掌握舆论的主导权,不能赢得广大百姓尤其是自耕农的理解和支持,清丈工作必将举步维艰,甚至可能功亏一篑。
“他们想在舆论上打败我们,那我们就奉陪到底!”陈远在总督衙门召开紧急会议,“我们要开辟一个新的战场——民心战场!”
他制定了一系列反击策略:
第一,数据透明,宣传下乡。他命令数据司,将清丈田亩的政策初衷、具体标准、赋税折算方法(明确告知清出隐匿田产主要用于降低原有纳税田亩的税率,总体不增加税负),以及像赵家这样隐匿田产、转嫁税负的典型案例,编写成通俗易懂的《清丈告民白话书》,印制数千份,由数据司成员和新军识字的士兵组成宣传队,深入各县乡村,在集市、村口等公共场所,大声宣读、张贴、讲解,务必让政策原意直达基层百姓。
第二,树立典型,分化瓦解。对于在清丈中积极配合、并确实因政策而减轻了税负的中小地主和自耕农,由地方官府给予公开表彰,甚至给予“纳税模范”之类的荣誉,并将其事迹广为宣传。让事实说话,让受益者说话,打破士绅的话语垄断。
第三,严查谣言,打击首恶。命令沈炼的夜不收,密切监控各地舆论动向,追查恶意谣言的源头。对于查实的确系故意造谣、煽动对抗的士绅头面人物,收集其不法证据,选择时机,进行精准打击,揪出几个幕后操纵舆论的黑手,公开处置。
第四,借力打力,争取盟友。陈远亲自写信给朝中一些较为开明、同样担忧国事的官员,以及部分在野的清流名士,向他们详细解释清丈田亩对于挽救国家财政、缓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性,争取他们的理解乃至支持,在朝堂舆论上形成制衡。
一场看不见硝烟的舆论攻防战,在三省之地激烈展开。数据司的宣传队与士绅控制的舆论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乡间市井,常常可见一方在宣讲政策,另一方就在不远处散播谣言,双方甚至会发生口角争执。
然而,随着宣传的深入和几个配合清丈而切实减负的农户典型被树立起来,越来越多的普通百姓开始冷静下来,仔细思考政策的利弊。当数据司人员拿着弓尺,当着众多村民的面,丈量出某位士绅实际拥有的、远超册籍登记的土地时,那种视觉冲击力和事实说服力,是任何谣言都无法比拟的。
民心,这杆最公正的秤,开始慢慢向着陈远和新政倾斜。士绅集团试图依靠舆论绞杀清丈的图谋,遭遇了强有力的阻击。但陈远知道,这场战争还远未结束,更大的风暴,或许还在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