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平原的地下，沉睡数千年的古蜀文明如同被时光封存的秘境，三星堆的青铜纵目面具以其夸张的凸目造型震撼世界，金沙遗址的金箔蛙形饰则以精巧的工艺诉说着远古的信仰。当我们凝视这些跨越时空的文物，一个奇妙的关联逐渐浮现——纵目面具的凸目特征，竟与古蜀遗址中频繁出现的鱼蛙形象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要解开这层关联的密码，首先要回到古蜀人“渔猎”的生存根基之上，那是他们与自然对话的起点，也是文明图腾诞生的土壤。
一、渔猎：古蜀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存底色
成都平原河网密布，岷江、沱江等河流如同大地的血脉，滋养出肥沃的土地与丰富的水生资源。对于先秦时期的古蜀人而言，渔猎并非简单的食物获取行为，而是融入日常肌理的生存仪式。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穿透薄雾，古蜀先民便会手持简陋的渔具走向河边。他们赤足踏入微凉的河水，双手感知着水流的细微变化——水温的起伏或许预示着鱼群的动向，水流的缓急可能藏着猎物的踪迹。
河水没过脚踝，带着泥土与水草的气息，这种触感是古蜀人认识自然的重要方式。他们的双眼紧紧锁定水面，水面上泛起的每一圈涟漪、水草晃动的每一个弧度，都可能是鱼群游过的信号。为了捕捉到转瞬即逝的机会，他们需要时刻保持专注，双眼不断调整焦距，追踪着水下灵活穿梭的鱼群。久而久之，“鱼眼”那种突出、敏锐的形态，便深深烙印在他们的视觉记忆中。
而到了雨季，蛙鸣则成为古蜀大地最动听的旋律。每当雨水滋润大地，田间、河畔便响起此起彼伏的蛙声。对古蜀人来说，蛙鸣不仅是自然的声响，更是关乎生存的“天气预报”——蛙声密集时，往往预示着雨水充沛，农作物能得到充足灌溉；蛙声稀疏时，可能意味着干旱即将来临，需要提前做好应对准备。他们会仔细倾听蛙鸣的节奏与强弱，仿佛在与自然进行一场无声的对话。同时，蛙类捕食害虫的习性，也让古蜀人对其充满感激。每当夜幕降临，他们能看到蛙类在田间跳跃，吞噬破坏庄稼的昆虫，守护着赖以生存的农作物。在日复一日的观察中，蛙类那双圆鼓凸起的眼睛，同样成为古蜀人眼中极具辨识度的特征。
这种高频次、沉浸式的渔猎生活，让鱼与蛙成为古蜀人最熟悉的生物。它们不仅是食物的来源，更是自然的使者，承载着古蜀人对自然的认知与敬畏。而鱼蛙身上最显着的“凸眼”特征，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古蜀人的审美与信仰，为后续文物中凸目形象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二、鱼形文物：流动的图腾与古蜀的渔猎记忆
在三星堆与金沙遗址出土的众多文物中，鱼形文物如同散落的珍珠，串联起古蜀人对鱼类的崇拜与依赖。这些以金、玉为材质的鱼形器物，不仅展现了古蜀高超的工艺水平，更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寓意。
（一）三星堆：青铜与金玉交织的鱼之形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鱼形金箔，是古蜀金器工艺的杰出代表。这件金箔整体采用锤揲成型的工艺，工匠们将薄薄的金片反复捶打，使其逐渐呈现出柳叶般的灵动形态。金箔的头端钻有一孔，推测是用于悬挂或与其他器物组合的部件，或许曾被佩戴在祭祀者身上，成为沟通人神的媒介。金箔的正面錾刻着细密的叶脉纹，纹路清晰规整，如同鱼儿身上的鳞片，又似水中流动的波纹，既增强了器物的立体感，又赋予了鱼形金箔鲜活的生命力。当阳光照射在金箔上，金色的光芒与叶脉纹相互映衬，仿佛一条在阳光下游动的金色鱼儿，让人不禁想象，在远古的祭祀仪式中，这件金箔或许曾随着祭祀者的动作轻轻晃动，模拟出鱼儿在水中穿梭的姿态，寄托着古蜀人对鱼类的崇拜与对丰收的期盼。
除了鱼形金箔，三星堆出土的鱼形玉璋同样令人惊叹。玉璋作为古蜀重要的礼器，通常与祭祀、权力相关，而这件玉璋被设计成鱼形，更是将鱼的形象与神圣的祭祀功能结合在一起。玉璋的器身整体呈鱼形，线条流畅自然，从鱼头到鱼尾过渡平缓，展现出工匠对鱼的形态的精准把握。玉璋的两面各线刻有一牙璋图案，牙璋的尖齿锋利，象征着权力与威严，而鱼形的器身则代表着自然的馈赠，两者的结合或许寓意着古蜀统治者借助自然的力量来巩固自身的权力。更为巧妙的是，在鱼嘴的位置镂刻有一只小鸟，小鸟的造型小巧精致，与鱼形的器身形成鲜明的对比。有学者推测，这只小鸟可能是古蜀人崇拜的神鸟形象，鱼与鸟的组合，或许反映了古蜀人对水陆两种自然环境的敬畏，也可能代表着两种不同图腾的融合，体现了古蜀文明多元共生的特点。
（二）金沙遗址：金带上的鱼纹与古蜀的宇宙观
如果说三星堆的鱼形文物展现了古蜀人对鱼的具象崇拜，那么金沙遗址出土的刻有鱼纹的金冠带和商周鱼纹金带，则将鱼的形象融入到更宏大的文化叙事中。
金沙遗址的金冠带，是古蜀贵族身份与权力的象征。金冠带的表面刻有“人+鸟+鱼+箭”的组合图案，图案布局严谨，线条简洁有力。画面中，人物手持弓箭，瞄准前方的鱼与鸟，生动地再现了古蜀人渔猎的场景。人物的姿态挺拔，神情专注，仿佛正全神贯注地等待着捕猎的最佳时机；神鸟展翅飞翔，姿态轻盈灵动；鱼儿则在水中游动，尾巴微微摆动，充满了生命力。这一组合图案并非简单的生活场景再现，而是蕴含着古蜀人对宇宙秩序的理解。有学者认为，人物代表着人类，鸟代表着天空，鱼代表着水中，箭则象征着人类对自然的探索与征服。三者的结合，或许寓意着古蜀人希望通过自身的力量，实现与天地自然的和谐共处，同时也展现了他们对渔猎丰收的渴望。
而金沙遗址出土的商周鱼纹金带，更是将鱼的形象推向了神秘的高度。金带上刻有四条类似长江白鲟的怪鱼，这些鱼的造型奇特，头部较大，嘴巴突出，身体上刻有细密的纹路，与现实中的长江白鲟既有相似之处，又带有一定的抽象色彩。长江白鲟作为长江流域的珍稀鱼类，体型庞大，力量惊人，在古蜀人的眼中，或许是水中的神灵。将长江白鲟的形象刻在金带上，不仅体现了古蜀人对这种鱼类的敬畏，也可能与他们的图腾崇拜有关。四条怪鱼在金带上首尾相接，形成一个循环的图案，或许象征着生命的轮回与自然的永恒，反映了古蜀人对生命与自然的深刻思考。
这些鱼形文物，无论是三星堆的金箔与玉璋，还是金沙遗址的金冠带与金带，都是古蜀人渔猎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他们信仰与文化的载体。鱼的形象在这些文物中不断演变，从简单的形态模仿到复杂的文化符号，见证了古蜀文明的发展与成熟。
三、蛙形文物：从石蟾到金箔，古蜀人的蛙神信仰
与鱼形文物一样，蛙形文物在三星堆与金沙遗址中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从三星堆写实的石蟾蜍到金沙遗址抽象的金箔蛙形饰，蛙的形象在古蜀文明中不断丰富，成为古蜀人信仰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三星堆石蟾蜍：写实风格中的自然崇拜
三星堆出土的石蟾蜍，采用圆雕的写实手法制作，工匠们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蟾蜍的形态，让这件石制器物充满了生命力。石蟾蜍的身体呈椭圆形，背部的“瘰粒”清晰可见，每一个瘰粒的大小、形状都经过精心雕琢，与现实中的蟾蜍别无二致。蟾蜍的头部微微抬起，双眼圆鼓，仿佛在观察周围的环境，嘴巴微微张开，似乎在发出低沉的鸣叫。
这件石蟾蜍的写实风格，反映了古蜀人对蛙类的细致观察。在渔猎生活中，古蜀人经常能在田间、河畔看到蟾蜍的身影，它们的形态、习性都被古蜀人牢记在心。将蟾蜍的形象用石头雕刻出来，或许是古蜀人对蛙类的一种崇拜方式。蟾蜍作为蛙类的一种，同样具有捕食害虫、与天气变化相关的特性，在古蜀人的农业生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这件石蟾蜍可能被用于农业祭祀仪式，古蜀人通过祭拜石蟾蜍，祈求蛙神保佑农作物免受害虫侵害，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此外，蟾蜍在古代文化中还与生殖崇拜有着密切的联系。蟾蜍产卵数量众多，象征着多子多福，而古蜀人作为农耕民族，人口的繁衍对部落的发展至关重要。因此，这件石蟾蜍也可能承载着古蜀人的生殖崇拜观念，成为祈求部落人丁兴旺的祭祀器物。
（二）金沙遗址金箔蛙形饰：抽象艺术中的文化密码
如果说三星堆的石蟾蜍是古蜀人对蛙类的写实崇拜，那么金沙遗址出土的金箔蛙形饰，则是古蜀人将蛙的形象抽象化、符号化的结晶。金沙遗址共出土8件金箔蛙形饰，其中2件基本完好，现均藏于金沙遗址博物馆。这些金箔蛙形饰长6.9厘米，宽6厘米，厚仅0.05厘米，整体呈片状，虽体型小巧，却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从造型特征来看，金沙金箔蛙形饰采用了抽象的艺术手法。蛙的头部呈三角形尖状，尖桃形的嘴巴小巧玲珑，并列的一对圆眼凸起，仿佛两颗圆润的宝石，既保留了蛙类双眼圆鼓的特征，又带有一定的艺术夸张。蛙的身体呈亚字形，背部中间有一条明显的脊线，将蛙的身体分为左右两部分，脊线两侧饰有对称的弦纹，弦纹从背脊处延伸至四肢，如同蛙类身体上的纹路，增强了器物的层次感。蛙的腹部随四肢的卷曲而外凸，四肢修长，前肢弯曲向后，后肢弯曲向前，相对内曲如卷云，给人一种灵动飘逸的感觉，尖状的短尾则为整个器物增添了一丝俏皮。更为精致的是，在弦纹的内侧，还饰有一排连珠状凸起的乳丁纹，乳丁纹大小均匀，排列整齐，如同蛙类背部的瘰粒，又似夜空中的繁星，让这件金箔蛙形饰在简洁的造型中蕴含着细腻的工艺之美。
在制作工艺上，金箔蛙形饰展现了古蜀人高超的黄金加工技术。工匠们首先将黄金捶打成极薄的金片，然后根据设计好的蛙形图案进行裁剪，接着用錾刻的手法在金箔上制作出脊线、弦纹、乳丁纹等纹饰，最后通过弯曲、塑形，让金箔呈现出蛙的立体形态。整个制作过程需要工匠具备精湛的技艺和耐心，每一个步骤都不容有失，稍有不慎便可能导致金箔破损。这些金箔蛙形饰的出土，充分证明了古蜀文明在黄金工艺领域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从文化内涵来看，金沙金箔蛙形饰承载着古蜀人多重的崇拜观念。首先，它是生殖崇拜的象征。蛙类产卵数量多，繁殖能力强，而古蜀人以农业为生，人口的繁衍直接关系到部落的生存与发展。因此，蛙形饰中的蛙形象，象征着旺盛的生命力与繁衍能力，古蜀人通过佩戴或祭祀蛙形饰，祈求部落人丁兴旺，子孙后代绵延不绝。
其次，金箔蛙形饰与月亮崇拜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月亮中有蟾蜍，月宫也被称为“蟾宫”。古蜀人通过长期的观察发现，蛙类的活动与月亮的圆缺有着一定的关联，每当月圆之夜，蛙鸣往往更加响亮。因此，他们将蛙与月亮联系在一起，认为蛙是月亮的使者，能够沟通人与月亮神灵。金沙金箔蛙形饰采用黄金制作，黄金在古代被视为太阳的象征，而蛙则代表着月亮，黄金与蛙形的结合，或许寓意着日月同辉，体现了古蜀人对日月自然的敬畏与崇拜。
最后，金箔蛙形饰还是农业的守护神。蛙类以昆虫为食，能够捕食破坏农作物的害虫，保护庄稼的生长。同时，蛙鸣与天气变化密切相关，古蜀人通过蛙鸣来判断天气情况，安排农业生产活动。因此，蛙在古蜀人的农业生产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被视为农业的守护神。金沙金箔蛙形饰作为蛙神的象征，在农业祭祀仪式中可能发挥着重要作用，古蜀人通过祭拜蛙形饰，祈求蛙神保佑农作物茁壮成长，免受自然灾害与害虫的侵害，确保农业丰收。
四、鱼蛙凸眼与纵目面具：古蜀图腾的精神共鸣
当我们将鱼形文物、蛙形文物与三星堆的纵目面具放在一起审视，会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奇妙的精神共鸣——鱼蛙的凸眼与纵目面具的凸目特征，并非偶然的巧合，而是古蜀人共同的审美追求与信仰表达。
在渔猎生活中，鱼与蛙是古蜀人最常接触的生物，它们的凸眼特征给古蜀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鱼眼突出，能够在水中清晰地观察周围的环境，捕捉猎物；蛙眼圆鼓，视野开阔，能够及时发现天敌与食物。在古蜀人看来，这种凸眼特征是“敏锐”“智慧”“神圣”的象征，代表着能够洞察自然、沟通神灵的能力。因此，他们将这种特征融入到文物创作中，无论是鱼形金箔上对鱼眼的刻画，还是金箔蛙形饰中对蛙眼的夸张，都体现了古蜀人对凸眼特征的崇拜。
而三星堆的纵目面具，更是将这种凸眼崇拜推向了极致。纵目面具的双眼突出眼眶，向外延伸，形成巨大的凸目造型，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这种夸张的凸目造型，并非凭空想象，而是古蜀人在鱼蛙凸眼形象基础上的艺术升华。纵目面具作为祭祀用的礼器，其凸目特征可能象征着神灵拥有超越常人的视力，能够洞察天地万物，沟通人神两界。古蜀人希望通过纵目面具，获得神灵的庇佑，实现与自然、神灵的和谐共处。
从文化内涵来看，鱼蛙凸眼与纵目面具的凸目特征，都承载着古蜀人对自然的敬畏、对神灵的崇拜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鱼蛙作为自然的使者，其凸眼特征代表着对自然的感知与适应；纵目面具作为神灵的象征，其凸目特征代表着对神灵的敬畏与信仰。两者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都源于古蜀人对“眼睛”这一器官的特殊认知——眼睛是观察世界、沟通万物的窗口，而凸眼则是这种能力的极致体现。
此外，鱼蛙凸眼与纵目面具的凸目特征，还反映了古蜀文明独特的审美体系。古蜀人不追求写实的比例，而是注重通过夸张、抽象的手法来表达情感与信仰。无论是鱼形金箔的柳叶造型，还是金箔蛙形饰的亚字形身体，亦或是纵目面具的凸目造型，都体现了古蜀人突破常规、追求极致的审美追求。这种审美体系，不仅展现了古蜀人丰富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也成为古蜀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重要标志。
五、结语：古蜀图腾中的自然智慧与文明传承
三星堆与金沙遗址中的鱼形文物、蛙形文物以及纵目面具，如同打开古蜀文明大门的钥匙，让我们得以窥探数千年前古蜀人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与生活场景。这些文物以其独特的造型与深厚的文化内涵，诉说着古蜀人对自然的敬畏、对神灵的崇拜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渔猎生活是古蜀文明的生存根基，鱼与蛙作为古蜀人最熟悉的生物，成为他们信仰与文化的重要载体。鱼形文物展现了古蜀人对鱼类的崇拜与对渔猎丰收的期盼，蛙形文物承载着古蜀人对生殖、月亮与农业的多重崇拜，而纵目面具则将鱼蛙凸眼的特征升华为神灵的象征，体现了古蜀人对沟通人神的渴望。
这些文物不仅是古蜀人智慧的结晶，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见证。古蜀文明虽然地处西南一隅，却与中原文明有着密切的交流与融合，在吸收中原文明先进成果的同时，也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特色。鱼蛙凸眼与纵目面具的关联，便是古蜀文明独特性的生动体现。
如今，这些珍贵的文物静静地陈列在博物馆中，向世人展示着古蜀文明的辉煌。它们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文化的传承。通过研究这些文物，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古蜀人的生存智慧与精神追求，也能够从中汲取力量，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古老的文明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