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刻完最后一笔时，夕阳正把礁石染成暖红色。他妻子的名字“婉君”两个字，依偎在“丫丫”旁边，笔画有些歪斜，像风中摇曳的芦苇，却每一笔都刻得极深，石屑顺着指缝落在退潮的沙滩上，与细碎的贝壳混在一起，分不清哪是石头的骨，哪是海浪的鳞。
阿明站在不远处，看着老人用袖口擦拭石面。老人的手抖得厉害，擦到“君”字最后一笔时，袖口沾着的沙粒嵌进刻痕里，像给名字镶了道金边。“她总说，回水河的尽头就是海。”老人的声音带着潮音，“年轻时家里穷，她织渔网供我读水文学校，说等我学会看水流，就知道哪条水路能最快到海边。”
礁石旁的水洼里，映出两个交叠的影子。阿明突然发现，老人袖口的补丁上，绣着极小的波浪纹，与铜鱼符尾部的刻痕几乎一样——后来才知道，那是婉君年轻时的手艺，她总说要把海浪绣在丈夫的袖口，让他走再远的路，都能想起河边的家。
三天后，阿明在整理民国档案时，翻到一本水文观测手札。作者署名“婉君”，扉页上贴着半片贝壳，与林秀信封里的那半恰好能拼合。手札里记录着1953年的回水河：“今日水位涨三尺，拾得上游漂来的木牌，上写‘等君归’，笔迹似他，遂将贝壳寄回河，盼其顺流而去，知我在此望潮。”
手札的最后一页，夹着张褪色的船票，目的地是“东海港”，日期被水渍晕染得模糊，却能看清旁边用铅笔写的小字：“等他学会测水流，就用这张票。”阿明突然想起老人说的话——原来婉君不是没见过海，她早把对海的向往，写进了水流里，等着与丈夫的思念在某个浪尖相遇。
这天清晨，潮水带来个奇怪的东西。在刻着“婉君”的礁石旁，搁浅着个密封的玻璃罐，里面装着卷录音带，标签上写着：“2005年，渔民周阿福录于回水河入海口，赠婉君女士。”阿明把录音带放进老式播放器，转针转动的瞬间，海浪声里浮出个洪亮的男声：“听说您总等看海？我把南海的浪涛录给您听，您听这声音，是不是和回水河的水一个调子？”
录音的最后，有段极轻的女声回应，像是婉君在河边听见了，对着话筒轻声说：“是呢，都带着家里的潮气。”
老人来礁石旁的时候，阿明正把录音笔放在刻痕上。当“婉君”两个字接触到声波的瞬间，礁石突然微微震动，石缝里渗出细密的水珠，顺着刻痕蜿蜒而下，在沙滩上拼出半条鱼的形状——与铜鱼符的轮廓重合的刹那，远处的货轮鸣响汽笛，笛声穿过晨雾，在回水河面上拉出道无形的线，一头连着礁石上的名字，一头扎进翻涌的浪花里。
“她听见了。”老人突然笑了，眼角的皱纹里盛着水光，“那年我从水文站退休，带她来河口，她就站在这块礁石旁，说听见海浪在喊她的名字。”他从口袋里掏出个布包，里面是枚磨得光滑的鹅卵石，石面上用红漆写着“我在”，“这是她临走前刻的，说让我把它投进回水河，就当她去看海了。”
阿明接过鹅卵石，发现石底有个极小的孔，孔里塞着根红绳，绳尾系着的，正是手札里那半片贝壳。当他把两片贝壳拼在一起，贝壳内侧的“等”与“在”字严丝合缝，像两句迟到半世纪的对话，终于在潮声里完成了应答。
重阳节那天，回水河的孩子们在礁石旁放起了河灯。每个灯上都写着一个名字，有“婉君”，有“丫丫”，还有林秀和赵九，甚至有阿明新刻的“铜鱼符”。河灯顺着水流漂向远方时，老人突然对着河面高喊：“婉君，海到了！”
回声撞在浪尖上，碎成千万片，落进每个河灯里。阿明看见，刻着“婉君”的河灯突然亮起微光，灯壁上的波浪纹与礁石上的名字同时闪烁，像有人在水里轻轻点头。远处的水文站传来新的监测数据：回水河的水流速度突然变得平稳，水温与南海表层水温完全一致，像是整条河都在帮着传递那句迟到的“我在”。
闭灯时分，老人把那枚鹅卵石投进了河心。石落水响的瞬间，阿明仿佛听见无数个声音在浪涛里起伏——戍卒的哨声，渔人的号子，学生的笑闹，还有婉君当年织渔网的梭声，都顺着水流汇在一起，凝成那句穿越时空的应答。
他低头看礁石上的刻痕，月光正顺着“婉君”的笔画流淌，在石面镀上层银辉。潮水退去后，刻痕里留下细小的贝壳，像名字长出的鳞片，正随着下一波涨潮，准备去赴那场迟到了半个世纪的海之约。而新的刻痕已在石面上萌芽，是个年轻妈妈牵着孩子的手，刻下的“念念”，旁边画着个小小的箭头，指向河水流去的方向。
阿明知道，这枚礁石会永远站在这里，像时光的邮戳，盖在回水河写给大海的每封信上。而那些刻在石上的名字，终将随着浪涛抵达远方，在某个黎明的沙滩上，被某个等待的人拾起，轻轻念出时，便有潮水漫过脚背，像无数个未说出口的“我在”，正从时光深处，涌来温柔的应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