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土地撂荒现象确实愈发严重。主要原因是进了城的农民虽然保留着农民户口和土地，但已经不再种地了；还有进城打工的人，由于工作繁忙，根本顾不过来种地。毕竟，在土地上辛苦忙活一年，所获得的收入还不如在城市打工一个月挣得多。
所以，很大一部分农民早已不把种地当作主要的谋生手段了。但土地又是他们在城市找不到工作，无法生存时的一条退路，因此，他们还不想轻易放弃。
同时，从国家大的战略层面来看，也有诸多考虑。一旦国际国内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工厂倒闭，工人失业，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就是这些农民工。他们一旦失业，该何去何从？又有谁来养活他们呢？答案只能是他们的这片土地。
这就是即便土地撂荒，国家也不收回的根本原因。毕竟，在社会主义国家，民生始终是第一位的，国家在制定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一点，要为农民工留有余地。
还有看病的问题，这几年农民也被纳入了医保体系，报销比例与城市相比并不差太多，当然这也要看具体情况。但主要问题在于，一旦得了大病，对一个农村家庭的影响还是极大的。
就拿葛家川来说，仅仅患癌症的就有七个人。其中有两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家里人鉴于经济状况和老人的身体情况，都已经无奈放弃治疗了；还有三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也都是癌症晚期。
农民们普遍不重视体检，甚至有点小病都不去看医生，直到得了大病，身体实在支撑不住了才去医院，所以一旦查出癌症，往往都是晚期。医院建议保守治疗，这几位患者都接受了化疗，现在还在康复期。
有一位四十岁的村民，患了胃癌，已经做完手术，化疗后也处于恢复期。还有一个女子，今年二十一岁，正在读大三，却患上了宫颈癌晚期。她也做过手术，经过化疗，但效果不佳，目前处于病危状态，家里因为贫穷没钱继续治疗，还有个弟弟，今年十七岁，也无奈辍学出去打工了。
韦青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她多次劝说他们到镇卫生院中医科去看病，可人家根本不听她的。尤其是那个患病的女子，韦青格外心疼。农民供一个大学生是多么不容易啊，眼看孩子就要学有所成，能够回馈家庭了，却突然身患重病，这实在让人感到惋惜和不忍。
韦青前前后后去劝了三次，可人家就是不愿意去看。她真想叫李秋水来给治一下，可李秋水直摇头，人家患者及其家属不信任，也不配合治疗，没缘分。李秋水也不愿意上赶着做滥好人。
而且，她也不得不考虑李秋水的身份又不能明说，更不能给出保证来取得患者及其家属的信任，所以实在是毫无办法。于是，她又去找林书记和周主任，跟他们商量看看能不能采取一些措施，劝说这些患者到镇上去看病。
林书记听后，一口就拒绝了，说道：“看病是人家自己家里的私事，咱们无权干涉。再说了，镇卫生院也就只能治个感冒头疼脑热的小毛病，其他病根本治不了。”
韦青急忙解释道：“可不能这么说，镇卫生院中医科有个小神医，治病可灵验了呢。”
周主任却不以为然地说：“别听那些人瞎传，中医也就是能让你吃了药感觉不难受了，其他病根本治不了。”
韦青听后，一时语塞，无话可说。如今，人们普遍不相信中医，认为中医治不了病，甚至有人说中医都是骗子，这种观点早已深入人心。
诚然，还是有很多人不相信中医，也根本不屑于小神医的传说。不然的话，要是大家都知道并且相信了，李秋水所在的镇卫生院中医科可就不是忙得不可开交了，而是会被挤爆的。
时间一长，韦青的办公室渐渐成了村里人的打卡地，几乎天天有人溜达。除了林书记，周主任每日必定前来看一圈，而且周主任来的频率明显更高一些。至于其他村干部，还有其他村民，更是一有闲暇，便如同寻到了消遣的好去处，纷纷往这儿跑。
哪怕韦青不愿意与他们攀谈聊天，他们也甘愿坐在一旁看着，目光中透着几分难以言喻的热切，那副色眯眯的心思，旁人虽无法完全洞悉，却也能瞧出一二。
韦青当然能感觉到这些，只是她早已习惯了这种眼神和心思，她走到哪里都是这样，早已对此免疫了，波澜不惊，只专注于自己手头的事务，全身心沉浸在自己的工作世界里，更多的是在笔记本电脑上写东西。
同时，她的形象自有矜持与不容侵犯的尊严，这种凛然的气质，让旁人不敢轻易逾越雷池一步。那些好开玩笑的，好说荤话的，在韦青这里也不好使，不会有好脸色，也收敛着不敢过于放肆。当然，她的身后是稳定的社会生活和健全的法治体系。
村里的年轻媳妇们也是这里的常客。她们一来，便如同独获了欢快，簇拥到韦青身边，又是亲昵地搂抱，又是凑在她耳边，悄声说着只属于她们之间的悄悄话。
韦青身上散发着的青春活力与亲切气息，让这些媳妇们既满心羡慕，又从心底生出亲近之感，这样一个美若天仙的软妹子，真让她们欲罢不能。关键在于，韦青从不嫌弃她们，总是热情地与她们互动，这更是让媳妇们对她喜爱有加。
还有那些五六十岁的老汉们，劳作之余，也时常忍不住来这儿溜达一圈。他们或许不善言辞，只是静静地看上几眼，可那眼神中却透着丝丝缕缕的渴望，仿佛心中有只小猫在轻轻挠着，越挠越觉得心痒痒，却又难以言说。
这天，一个五十多岁的男子踏入了她的办公室。此人叫刘焕发，正是本村村民。他常年在外地打工，近日听闻村里来了一位大学生书记助理，正挨家挨户地进行调查，他满心疑惑，不知这究竟是要做什么，心中焦急，便果断放下手头工作，请假匆匆赶回了村子。
韦青早已对办公室频繁来人的情况习以为常。此刻，她依旧埋头于自己的事务，手指在小本本的键盘上不停敲击，眼睛紧盯着电脑屏幕。刘焕发进门的身影，她自然留意到了，只是习惯了，没有立刻搭理。
刘焕发手中拿着一个档案袋，轻手轻脚地在韦青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将档案袋小心翼翼地放在面前的桌子上。见韦青一直忙碌着，生怕打扰到她，便默默地安静地坐在那儿等待。
韦青心里犯起了嘀咕，她抬眼打量了一下刘焕发。看他的穿着打扮，明显是村里人的模样，再瞧他的模样，眼神中透着一股精明劲儿，不像是那种心怀恶意之人，也不似那些只为了来瞧她模样的猥琐的人。
韦青意识到此人前来，必定是有什么事，可他却又不主动开口，无奈之下，韦青只好率先打破沉默，轻声问道：“你有什么事吗？”
刘焕发听闻，连忙站起身来，恭敬地说道：“想求你一件事，不知道会不会打扰到你？”
韦青手上的动作并未停下，只是微微点了点头，说道：“什么事？你尽管说，我在听着呢。”
刘焕发赶忙解开档案袋上的线绳，从里面掏出一叠手写的资料，满脸愁容地说道：“我的一个四轮拖拉机被人抢了，实在没办法，才来求你，看看能不能想想办法？”
韦青依旧不停地打着字，头也不抬地说道：“你的拖拉机被人抢了，这种情况你应该去派出所报案啊，咱们村委会可处理不了这类事情。”
刘焕发叹了口气，无奈地说道：“这个我知道。我的这件事都过去好多年了，不但报了案，还起诉到法院了，法院也判了。这些年，我还去了中央信访局、国务院信访局上访，可折腾了这么久，一点用都没有。”
韦青终于停下了手中的动作，抬起头，好奇的目光紧紧地盯着他，问道：“你说你去了中央信访局、国务院信访局上访过了？”
刘焕发满脸认真的点头说：“对！”
韦青又问：“那他们是怎么说的？”
刘焕发又满脸苦涩的说道：“他们给我登记了，然后就让我回来等着。这一等，就是几个月，就跟石沉大海似的，一点消息都没有。我不甘心，就又去上访，中央信访局、国务院信访局，我都去上访了三次，结果还是没用。后来再上访的时候，人家说我是恶意上访，把我拘留了三天，还打了我一顿，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敢去了。”
韦青皱着眉头，难以置信地看着他，伸出手，接过他递来的资料，认真地看了起来。
原来，刘焕发当年买了一台四轮拖拉机，靠给人跑运输谋生。有一年，他结识了阳都县一个做粉条生意的人，名叫沈传彪。沈传彪向他订购了一拖拉机的粉条，并雇佣他将粉条运到阳都县李家河镇，双方谈好的运费是三百块钱。
刘焕发开着拖拉机，一路颠簸，将粉条顺利送到了阳都县李家河镇。可谁能想到，沈传彪不仅没支付运费，还突然叫来三个人，将刘焕发团团围住。他们拿出一份早已写好的证明，上面赫然写着拖拉机是沈传彪的，并非刘焕发所有，逼迫刘焕发签字、按手印。